我们如何能够有意义地论述上帝或诸佛

一场寓言论战                    何光沪

逻辑实证论者认为，“有上帝”、“没上帝”之类说法空洞无聊，“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凡涉及事实的命题或断言，其真伪对错是能在经验中确定的，是能在感觉中造成差别的（例如，“窗外有一棵树”这句话的真伪，就可以用眼睛看，或走出去用手触摸，从而加以确定；倘其为真，则看不见树后的一段院墙，倘其为假，则能够看见那一段院墙。）

上面这些宗教命题既然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就只涉及主观感受或情感，而不涉及事实。

就是这个“证实”问题，引出了英国哲学家韦斯顿（J.Wisdom）的“园丁”寓言：

有两个人回到他们那荒废已久的花园，发现在杂草之中，一些昔日的花木令人惊讶地依然茂盛、生机蓬勃。甲对乙说：“肯定有某个园丁一直来这里照料这些花木。”经过调查，他们了解到邻居中无人见过有什么人在园里干活。甲又说：“他准是在别人睡觉时前来干活的。”乙说：“不可能，因为会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而且，他要来照料花木，就会弄倒这些杂草。”甲说：“你看，这一切安排得多好。这里面有一种目的，有一种美感。我相信有人来照料，有某位凡人的眼睛无法看见的人来过。……”他俩又更仔细地巡视花园，有时候发现一些新的迹象，表明有某个园丁来过，有时又发现另一些迹象，表明情况正好相反……。他们还研究了无人管理的花园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两人都熟悉了对方所知的一切情况之后，甲说：“我还是相信有人来过。”乙则说：“我还是不信。”但是，关于已在园中发现的以及还可能发现的东西，关于花园无人管理多久就会荒芜等等，两人的意见已无不同了。

在此，“花园”比喻世界，“园丁”比喻上帝。

寓言表面上是说，宗教命题谈的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感受问题，所以无法证实。

进一步说，它还说明，人对同一事实会有不同的感受，乃因为世界本身有不同的模式。这好比某些地板胶或糊壁纸上的图案，一会儿看去是凸上来的，一会儿看去是凹下去的；又好比蓝天上一朵白云，甲可能看成一只骆驼，乙可能看成一把茶壶。

既然涉及世界的多种模式，所以这又成了关于事实的问题，只不过是没法用经验“证实”的事实问题罢了。

至于事实之“证伪”问题，大家知道，波普已论证过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能否证伪。他认为在理论中，“不可反驳”或不能“证伪”是坏事而不是好事，永远不能用事实来反驳的理论，不能叫做科学的理论。

由此引出了英国哲学家弗卢（A.F1ew）的“探险者”寓言：

从前有两个探险者在丛林中发现了一片空地。空地上生长着许多花草。一个探险者说：“一定有人照看这块园地。”另一个探险者说：“根本没有什么园丁。”于是两人搭起帐篷，开始守望。但是一直未能看见什么人。第一个探险者说：“可他也许是一位看不见的隐身园丁。”于是他俩竖了一道带刺铁丝网把空地围起来，还给铁丝网通上了电，又带了几只猎犬一起巡逻（因为他们记得威尔斯的“隐身人”尽管看不见，却能被嗅到和摸到）。然而，没有任何尖叫声表明有闯入者挨了电击，铁丝网也没有晃动而暴露出什么看不见的人在爬进来，那些猎犬也从未叫过。尽管如此，那位“相信者”还不能信服：“可是，有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园丁，一位感觉不到电击、没有任何气味、不出任何声响的园丁，一位怀着关切爱心悄然前来照看这园地的园丁。”最后，那位“怀疑者”绝望了：“但是，你最初的断言还剩下什么呢？你所谓看不见摸不着永远难以捉摸的园丁，同一位想象中的园丁或根本没有园丁，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这则寓言使人想起英国神学家麦奎利在《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逻辑之考察》一书中引用的笑语：

一位就诊者按约去看精神分析医生，若他早到，医生说他有焦虑症；若他迟到，医生说他有怨尤症；若他准时到，医生说他有强迫症。精神病医生永远有理！（弗洛伊德本是波普的靶子之一）

麦奎利还举了一个例子：某人横穿马路，险些被车撞着，他可以说：“上帝佑我，免此一祸！”若他被车撞伤，他也可说：“上帝佑我，大难不死！”若他被撞死了，则他的朋友可以说：“上帝佑他，脱离此苦难世界！”

弗卢会说，由于这样逐步限制而无法证伪，“上帝佑我”之说就与“上帝不曾佑我”之说没有区别而失掉意义了。也可以说，这种辩论方法，好比一位拳击手用橡皮靶子代替自己上场，对方永远打不倒这个靶子，这已经不能算拳击比赛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英国哲学家赫尔（R.Hare）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blik，大意是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信念。他用来说明这个概念的，是一则关于“怪人”的寓言：

某大学有一位怪人，他深信所有的先生都想谋害他。他的朋友们为了消除他这个怪念头，就设法让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最为温和可亲和令人起敬的先生都同他见了面。每一位这样的先生走了之后，他们就说：“怎么样，你看到了吧，他实在不会想要害你；他同你说话时是那么亲切诚恳；现在你相信了吧？”但是那怪人回答说：“是啊，不过那仅仅表明他那魔鬼般的狡猾；他同其余那些先生一样，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心里盘算如何害我。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

无论那些先生如何行事，“怪人”都不会承认自己的想法不对。

于是按照弗卢的标准，“怪人”的想法（blik）既然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断言，同“先生们不想害我”这一想法没有区别了。

赫尔认为这是荒唐的，“否则就不该说他是个怪人而我们自己是正常人了。”

赫尔的意思是说，人人都有blik（我们“正常人”相信先生们一般都不想害人，这也是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信念），但blik却是有正常不正常或对错之分的。

赫尔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健全”或“正当”的信仰或信念对人生意义重大。

他说，他开车时常常突然怀疑：下一次转动方向盘之后，车是不是肯定会跟着转向？他知道假如转向失灵，必是方向盘与前轮之间的连接部分脱开或断裂所致。谁能肯定这种事不会发生呢？即使一万次的试验没有出事，谁敢肯定第一万零一次是绝对可靠的呢？人们一般都相信自己的车会随着方向盘转向，只是因为对连接部分的钢材性能有某种信念（blik）。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或有了相反的信念，那么人们就不敢用车了。

赫尔认为，相信钢材的强度，相信先生们没有害人之心，相信凭良心做正当的事终有幸福，相信希特勒那样的人不得善终，都是“正当的信念”，与之相反的则是“错误的信念”。尽管两种信念都不能证实和证伪，但二者在生活中会造成实实在在的区别，会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赫尔又说：“弗卢的寓言与我的寓言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他那些探险者并不在意那片园地；他们讨论它时很有兴趣，但不带关切。而我的那位怪人，那可怜的家伙，却很在意于那些先生；我也很在意于我的汽车的转向问题，车里常坐着我关心的人。正因为我十分在意于我置身其中的这片园地会出什么事，我才无法像那些探险者那么超然。”

这是说，宗教信念涉及的世界（“园地”）与人生密切相关，所以它不是一个验证与己无关的客观事实的问题。但是信念（blik）有“正当”与“错误”之别，就与验证或某种证据有关，如果永远不能验证，那么谈论信念之“正当”或“错误”就没有意义了。

这又引出了英国哲学家米切尔（B.Mitchell）关于“陌生人”的寓言：

战争时期，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有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在某天夜里遇见了一位陌生人，那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促膝交谈，共度了一整夜。陌生人告诉这个地下游击队员说，他是抵抗运动方面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位领导人。他要这位游击队员充分信赖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游击队员在面谈中完全相信了陌生人的真诚可靠和坚贞不渝，从此他绝对地信任他。此后，他们再没有这样密切地接触过。人们有时看到那陌生人在帮助抵抗运动成员，于是这游击队员十分感激，他对伙伴们说：“他是我们一边的。”有时候，人们又看到那陌生人穿着警察制服把爱国者交给了占领军，于是伙伴们开始议论怀疑。可是这游击队员还是说：“他是我们一边的。”他依然相信，尽管有这些表面现象，陌生人并未欺骗他。有时候，他求助于陌生人，并得到了帮助，那时他当然很感激。但是有时候，他求助而并未得到帮助，那时他总是说：“陌生人最清楚应该做什么。”伙伴们常常气愤地问：“喂，他究竟还要做些什么，才能使你承认你看错了人，承认他不是我们一边的？”但这游击队员不愿回答。他也不同意去检验陌生人。于是伙伴们埋怨道：“嗨，如果你说他在我们这一边就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他越快投到那一边去才越好呢！”……

米切尔也指出，弗卢把“信仰者”的关切与“观察者”的超然混淆了。“如果他（游击队员）无动于衷地”、轻松地否定陌生人，“那倒可以说他是没头脑或不健全的了。”“如果他在内心体验到（正反两面事实造成的）这个冲突的全部力量，那么他的信仰倒会被视为健全而合理的。”

但是米切尔又指出，他的“游击队员”不同于赫尔的“怪人”，因为游击队员不但承认有些事情不利于自己的信念，而且是以某些理由（例如陌生人的人格）为根据而信赖陌生人的。

米切尔由此主张，宗教命题仍然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断言（“上帝爱我们”相当于“陌生人在我们一边”），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宗教信念是对世界的解释，正如游击队员的信念是对抵抗运动中某些情况的解释）。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关于事实的判断上。

然而对游击队员的信念而言，所看到的事实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这个难题如何解决呢？

美国哲学家希克（J.Hick）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那陌生人自己知道他属于哪一方，而且在战后，当一切事实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他的行动的暧昧性质就将得到澄清，他的真正性质就将大白于天下。”

这意思是说，宗教信念涉及的事实不一定现在可以证实，但既属事实问题，在原则上就总是可以证实的。

由此引出了他关于“旅行者”的寓言：

有两个人一起沿着一条大道旅行。其中一个相信这条大道通向天国，另一个则相信它的前方什么也没有。但是，既然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两个人就都只得走这条路。他们以前都没走过这条路，因此谁也说不出在每一处拐弯之后会看见些什么。在旅途中，他们有过舒畅和愉快的时刻，也遇到过艰难和危险。在任何情况下，其中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旅行看成通往天国的朝圣旅程。他把旅行生活中令人愉快的那一部分，解释为鼓舞和激励，把其中的障碍解释为对自己的目标和忍耐力的考验和训练，这些鼓励和考验都是天国之王所准备的，而且设计出来，是为了使他成为他终将抵达的国度的一位有价值的公民。然而，另外一个人不相信这一切，他把他们的旅行视为一次无法逃避的、毫无目的的漫步。既然自己在此事上别无选择，他就只享受其中的好东西，忍受其中的坏事情。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天国可以抵达，也没有什么包容一切的目的规定着他们的行程；有的只是这条路本身，以及在好天气和坏天气里这条路上的机运。

在此，事实问题不涉及此世的经验（途中的境遇对两人是一样的），而只涉及最终的目标（终点的景象将证实谁对谁错）。

对同一事实的两种不同的感受，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哪一种符合实际，要靠未来的亲身经验来证实。

当然，这则寓言是考虑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来世信仰而设计的，但它表达了好些重要的哲学结论：要证实涉及事实的命题，不能依靠逻辑证明，得依靠事实之发生，而且这种证实常常需要亲身的体验，宗教命题尤然；“可证实”不一定表示“已经”证实或将被“每一个人”所证实，而且不一定同时意味着“可证伪”（例如，“圆周率的值包含三个连续的7”这个命题，若是真的，现在虽未证实，但将来可被某计算者所证实，若是伪的，则永远无法证伪；宗教关于彼岸的命题也是如此）。

总之，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而他们对之的不同感受和不同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在原则上是可以由亲身体验得到最终证实的。

这场“战事”，根子在于逻辑实证论者的“意义”标准，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类：同语反复的分析命题（如“整体大于部分”）以及可证实或证伪的综合命题（如“窗外有棵柳树”）。

然而以这些标准来判断，作为同语反复的分析命题，如果“黑板是黑色的板”非无意义，则“上帝是必然存在者”亦有意义；作为原则上可证实或可证伪的综合命题，如果“太阳将灭”和“天鹅皆白”均有意义，则许多原则上可证实或可证伪的宗教命题亦非无意义了。

面对这样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逻辑实证论者的挑战至少是锋芒大大受挫了。何况早已有人指出，逻辑实证论者的原则本身，就不属于他们判为“有意义”的两类命题！

这场论战的问题再往下讨论，就进入了人的生存体验和宗教意识领域。

在那里，从海德格到蒂里希的“面临虚无”而“惊异存在”之说，已超越了传统的有神无神之争。而问题的源头即宗教命题“无意义”之说，已由于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多重意义标准的“语言游戏”说以及逻辑经验主义扩大了“有意义”的范围，因而受到了质疑。

看来，这场“寓言论战”终将成为一个小小的插曲。尽管如此，在现代哲学史上，这几则寓言还是颇值得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