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皮埃特斯:全球發展再平衡：東南轉向

讓·皮埃特斯:全球發展再平衡：東南轉向 日期：2010-11-27 作者： 來源：文匯報 .h1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 } .h2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h3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DIV.union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DIV.union TD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講演者小傳
    讓·皮埃特斯
    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全球學與社會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全球化、發展研究和文化人類學。曾執教于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海牙社會科學研究院、迦納海岸角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馬斯特裏赫特大學。目前主要從事21世紀全球化新趨勢以及經濟危機含義的研究。曾到阿根廷、巴西、中國、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巴基斯坦、南非、斯里蘭卡、瑞典和泰國等地擔任訪問教授。為Clarity Press、《全球學與電子全球》雜誌編委，《歐洲社會理論、種族劃分與第三文本》以及《社會事務》雜誌副主編，編輯出版多部關於新興社會、全球化新趨勢的著作。

    2008年的危機是放任資本主義和無監管金融制度的危機，它在方方面面都暴露了新自由主義和英美資本主義的不堪一擊。
    
    危機促使我們尋找一種“新的增長模式”與經濟範式。由於多元性，資本主義才生存下來。多元性沒有消失，只是多元性的數目在改變，當今世界所發生的是多元資本主義的重新定位，目前涉及到亞洲、拉美、中東與非洲的新興社會。
                
    自近代以來，經典的國際勞動分工方式是把世界按照北/南、中心/邊緣、發達/不發達、富裕/貧窮，以及工業/農礦業來劃分的。然而，到20世紀70年代，一切開始發生轉變，跨國公司開始向低收入的拉美、加勒比海、亞洲國家投資，“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出現。依附論理論家認為這只是曇花一現、一種幻想而已：一旦勞動力價格上漲，投資者就會轉身離去；依附性資本主義只會造成發育不良。也有一些新研究開始批判性地關注在中心與邊緣之間形成的半邊緣地區，這一區域的形成對於中心來說仍屬邊緣（出口天然商品，採取自己的文化形式），對於邊緣來說則屬於中心地帶（出口成品，設置文化標準，充當地區警察）。沃勒斯坦認為半邊緣區域的出現使世界體系具有更穩固的結構：它不再是南/北、貧/富兩極分化，這一中間的平衡力量賦予整個世界結構以更大的彈性。
    
    到21世紀，半邊緣地區已漸趨成熟，世界發生重大變化。正如馬丁·沃爾夫所說：“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和一個世紀前管理體系崩潰時的感覺幾乎一模一樣。”這標誌著歷史的重要轉折。如果北/南關係已支配世界近二百年，那麼，當前趨勢就是東南轉向的出現。
    
    毫無疑問，全球學研究下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新興社會的崛起。它們被冠以各式各樣的稱號，比如：第二世界的興起、他者的興起、金磚四國（BRIC)、SICS(世界體系中的重要國家，BRIC加上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和南韓)等等。
    
    這一變化有何重大意義？首先，“這些新興富裕地區的影響不斷擴大”。這裡正成為新的市場增長點，商業、金融、商品、運輸、廣告、技術、建築各方面也不斷增長。這裡有著巨大的潛力，它正成為鼓舞商業院校熱情的下一個偉大前沿。新的標誌性建築在吉隆坡、台北、漢城、上海、北京、迪拜接連聳起；新博物館、美術館、藝術市場不斷涌現；奢侈品銷量連連創下紀錄。上海時尚開創了一個新篇章。世界主要的零售商、全球品牌、鑽石商、設計師、廣告公司、大學、銀行家都轉向東方。主要國際文化項目（比如奧運會、世界盃、世博會等）都被吸引到新興社會。
    
    第二，世界經濟的重組。在亞洲、拉美、中東和非洲，一幅“新的貿易地理”正在形成。在發展研究中，話題總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的“亞洲驅動”。新興社會在世界舞臺上不斷發揮核心作用——充當發展榜樣，提供穩定的市場、貸款、援助與安全，中國尤其成為領軍人物。它們不僅在發展中地區扮演這一角色，有時還在全球範圍內充當債權人，發揮穩定功能。    

    第三，新興社會在國際金融中的作用不斷提升。亞洲和能源輸出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在世界範圍內為國際金融機構提供信貸。“正是那些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把世界從金融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在美國與亞洲、中東石油輸出國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貸-借關係逆轉。經典的經濟模式也發生了逆轉——世界自由貿易的領跑者已經不再是美國，而是中國。
    
    第四，它預示了世界秩序的重組，儘管至今這一秩序只是隱約可見。單極世界、大國世界都已不復存在。然而，霸權和跟隨霸權的習慣依然根深蒂固，全球治理仍然“迷失在舊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之中”。新來者的聲音很少被聽到。政治轉變更多體現在區域形成、深化區域合作以及建立新的跨區域合作聯絡上。
    
    現在有三組關係要考慮。第一，半邊緣國家內部工業/農礦業、城/鄉、貧/富之間的關係；第二，核心與半邊緣國家，即舊勢力與新勢力之間的關係；第三，半邊緣與邊緣，即東/南、南/南之間的關係，比如中國與南非的關係。三組關係都很重要，這裡將集中關注第二組關係。
    
    為什麼第二組關係很重要？當今時代其實是處於轉型狀態。目前的趨勢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解讀，一是重整舊秩序，一是生成新的邏輯。這兩種趨勢可以簡稱為“雙模記”，一種模式是富豪統治，英美資本主義和西方金融市場重返領導地位，新興市場加入這一俱樂部，20國峰會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際的管理委員會。達到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全球平衡”，既體現在意識形態上，也體現在政策上。與此相對的第二種模式是“解放多極化”（emanci patory mul ti pol ari ty），認為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已走到世界前臺。
    
    讓我們把全球形勢看作一個巨大的蹺蹺板來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處於中間位置的是多極化。也就是說，不只紐約、倫敦、東京舉足輕重，北京、新德里、聖保羅、首爾、安卡拉等城市也在成為世界的中心。多極化已成既定事實並基本上沒有什麼爭議，有爭議的是怎樣定義多極化以及多極化的程度與後果。
   
一、全球平衡問題
    
    “全球平衡”其實是把改革的負擔推卸給中國和其他盈餘社會的一種潛臺詞。它意味著只要求有外部補救措施，而美國方式無需改革。
    
    當20世紀美國開始積聚鉅額貿易與經常賬目赤字時，經濟學家將目標鎖定在全球失衡問題上。    

    2007-2009年間的危機使貿易、金融與商業失衡問題成為焦點。20國峰會、達沃斯論壇和商業媒體討論最多的後危機模式就是全球平衡。在美國、英國和歐盟看來，平衡問題本質上意味著中國應該提升人民幣匯率，那些盈餘國家（東亞和石油輸出國）應該資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便它能夠繼續發揮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的作用。進一步的方案還包括亞洲應該少出口、少儲蓄、多消費，而美國應該少消費、多儲蓄、多出口。保護主義是這一議程背後的障礙。當美國和歐盟持續施壓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時，中國指責它們實行保護主義並“限制中國的發展”。這種形勢使人想起1985年的廣場協議。現在中國已從日本身上吸取教訓，美國的影響力下降，而中國作為美國的主要債權國，對美國的赤字和金融政策表示關切。
    
    平衡這一論題提出了幾個問題。它重新啟用了平衡這一新古典概念；它支援一種抽象的模型；對全球平衡的強調轉移了進行國內改革的注意力。平衡的主導觀念反映了富國的視角，即從發達國家經濟出發來透視當今世界，並尋求恢復一種無法修復的平衡。鋻於現存的失衡和以往記錄，它也設想一種更先進又不大現實的全球治理。    

    經濟學中有過許多種平衡概念。每一次政治、經濟轉折都伴隨對平衡的重新定義。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價格機制可以平衡供求關係。近幾十年來的主導範式“有效市場理論”同樣認為市場具有自我平衡能力。然而2008年的經濟危機駁斥了這一假設。
    
    如果平衡範式並不普遍適用於經濟學，那它就更不適用於世界經濟。可以說，失衡一直以來就是當今世界經濟的基礎。比如，奴隸貿易、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大都市與依附型地區之間、成品加工商與原材料供應商之間的不平等交換等。
    
    此外，全球失衡是深深根植于國內失衡基礎之上的。當近幾十年來美國消費促使全世界經濟增長時，個人消費佔到美國GDP的72%，與此同時，當美國的消費水準上漲，平均工資卻並未增加。停滯的工資卻能產生高消費、高生產力，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由於延時工作、一家有兩口人賺錢和信用卡的大肆氾濫造成的。因此，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及信貸泡沫首先反映了美國國內的消費增長與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而不是全球範圍的失衡或亞洲的“儲蓄過剩”。    

    在世界經濟中，失衡才是普遍的，平衡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同時，提升人民幣匯率的實際意義有多大，也是頗有爭議的。它不會影響到美國的赤字問題，美國的進口依賴也不會因為人民幣匯率的提高而得以改善。中國解除人民幣與美元的綁定始於2005年，在2010年6月又繼續這一政策，對中美貿易失衡幾乎沒有影響。
    
    “全球平衡”其實是把改革的負擔推卸給中國和其他盈餘社會的一種潛臺詞：承蒙西方惠允，請在東方或其他盈餘社會（比如德國）進行調整，以保持“自由市場”。它意味著只要求有外部補救措施，而美國方式無需改革。因此，平衡問題的實質也許是一種動態的平衡，是從一種失衡轉移到另一種失衡。
   
二、全球富豪統治？    

    全球富豪統治的缺點是英美金融業過於龐大、失控，並且與政治糾纏在一起。如今，經濟與金融過剩已經轉移，西方體制的魅力也在褪去。
    
    會不會依照美國模式出現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融合？是美國資本主義吞併新興市場，還是新興社會保留內部差異，以西方特許經營的方式加入大國俱樂部？這點全世界都在廣泛討論。    

    有人預計經濟調整會到來，超級消費時代會結束，儘管亞洲-太平洋地區、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會崛起，但鐘擺還會擺回來。另一些人認為，東西方商業精英和統治精英會合併成新的全球“超類”，想想米塔爾及其鋼鐵業，想想塔塔買下捷豹、路虎，聯想買下IBMthi nkpad以及IBM的座右銘“思考印度”。跨國資產階級的觀點與世界體系分析都普遍遵循相似思路。根據“新自由主義無處不在”的論斷，新自由主義在世界佔主導地位，因此，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1980年代認為半邊緣地區不會騰飛的學者，現在則特別把新興社會歸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照他們的模式，西方資本主義總會取得勝利。
    
    在美國精英們看來，這場危機是系統故障而非人為失誤，需要華爾街的行家裏手來解開這一堆亂麻。華爾街的主流觀點就是，危機是由亞洲的“儲蓄過剩”引起的，補救方法就是亞洲減少儲蓄，美國少借貸。另一個因素是西方的金融過剩與放鬆管制，補救方法是規範銀行業。
    
    監管已被提上日程，改革在所難免。但是監管遇到很大阻力。過去10年間，銀行業說客在華盛頓花費近37000萬美元用於遊說並資助阻止對銀行業加緊控制的活動。芝加哥學派的加裏·貝克爾提醒道，“救治”不應該摧毀資本主義，經濟衰退期也不是改變經濟遊戲規則的恰當時機。華爾街則宣稱衍生品在經濟活動中是必要的，內幕交易使市場運行更順暢，投機生意對於金融運作非常重要，“政府控制”將是投資者的噩夢。各公司也打著“保護企業自由”的旗號進行反抗，他們認為政府控制會產生各種問題及開支，並提出，那種認為經濟衰退單純是由市場失敗造成，而市場失敗又可以通過政府調控很好加以解決的觀念是錯誤的。
    
    因此，改革不能走得太遠，新興市場的興起尚需時日，它們存在各種缺陷，最好還是用西方體制和金融市場來管理這一轉型。全球化在飛速前進，金融危機不過是籠罩在全球變革大路上的一小片烏雲。雖然世界潮流已轉向支援監管，但是，制度是有彈性的，範式難以輕易拋棄，市場力量正在迴旋，羊群行為還沒有結束，約束是否有回報還不明晰，改革還處在邊緣狀態。
   
    當美國參議院對高盛集團進行聽證時，一個參議員驚呼：“這簡直就是賭博！”這立刻引起拉斯維加斯賭場業的憤怒回應：這種比較是對我們行業的侮辱，和他們不一樣，我們的行業是高度規範的。蘇珊·斯特蘭奇提出的“賭場資本主義”在1990年代還是個大膽評論，如今早已被有毒金融、遺囑金融、末日審判金融所代替。
    
    幾項平衡措施是相互矛盾的：當設法解決國內失衡問題時，它們又加重了全球失衡；或當解決一個問題時，它們又創造出另一個問題。人們把危機看作外部環境引起的流動性危機，而忽略了深層的償付能力危機。危機之後，西方金融市場又變得像颶風卡特裏娜過後的美國一樣迷人。
    
    總之，全球富豪統治的缺點是英美金融業過於龐大、失控，並且與政治糾纏在一起。西方制度也許能籠絡一部分新興社會的精英，但不是全部，也不是大多數普通民眾。經濟與金融過剩已經轉移，西方體制的魅力也在褪去。
   
三、解放多極化：全球平衡B方案
    
    新興社會的崛起總體來說是解放性的，因為它會使本國和世界大多數人口受益。
    
    現在來看看多極性。在亞洲和南半球，全球平衡具有不同含義。根據香港銀行家陳啟宗的觀點，它必須包括幾個條件：1、道德權威轉移，西方不再佔據道德高地；2、決策權在世界經濟中的轉移，新興社會佔更大比重；3、世界經濟中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4、從美元作為世界儲蓄貨幣逐漸轉向多種貨幣儲蓄和雙邊貨幣交易；5、轉向日益增長的東南、南南經濟合作。
    
    既然在亞洲看來，“新常態”意味著西方需求下降、保護主義不斷增強，那麼，自由貿易協定在亞洲就急劇膨脹起來，亞洲、拉美、非洲、中東之間的貿易也迅速增長。因為西方市場在萎縮，新興社會就必須調整其出口導向模式而轉向國內、地區間和南半球的需求。
    
    在把危機描述成全球系統危機時，美國和英國政府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增加兩倍，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擴大新興社會的投票限額。它號召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盈餘地區捐獻資金以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充當管理者角色。令人尷尬的是，盈餘國在國際體制中並沒有被充分重視，但卻被認為應該承擔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責任，而收益卻要歸到霸權國囊中。不言而喻，全球權力結構的根本變革即將到來。這包括美元作為全球儲備金的地位問題。已有幾個信號表明多貨幣時代正在醞釀。
    
    如果經濟、金融多極化沒有爭議的話，讓我們考慮一下它的解放或民主潛力。新興社會崛起帶來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它們只是“加入俱樂部”，還是暗示著大多數人口的真正進步？我認為，新興社會的崛起也許總體來說是解放性的，因為它會使本國和世界大多數人口受益。
    
    因為新興社會在政治（穩定性）、社會（凝聚力）和經濟（人員技能、國內市場）各方面看來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隨著時間推移，採取一定程度基礎廣泛的發展和包容政策是可能的。對大多數人置之不顧或將其排除在外是不可能實現工業化的。為應對社會、政治的不安定因素，中國在2003年放棄了快速、可能導致兩極分化的發展模式，而採取“和諧社會”的發展框架。印度也正邁向同樣的十字路口。由於這些社會的崛起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它們面臨的挑戰主要是：怎樣把大部分農業人口納入現代化進程。
    
    在新興社會，解決社會不平等非常重要。首先，如果新興社會選擇基礎廣泛而不是兩極分化的發展模式，其發展可能會更持久。否則，朝向一種達沃斯式跨國資本主義和全球富豪統治的可能性就很大，隨時間推移就會對國際安全造成更廣泛的威脅。
    
    第二，如果社會不平等問題解決了，那麼政治和生態問題也可能迎刃而解。當新興社會踏上世界舞臺，它們的問題也不斷成為全球性問題。國內的包容性發展模式也會影響到新興社會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第三，既然經濟發展涉及到技術變革、戰略利益集團的形成、跨國合作、全球價值鏈、跨國公司、全球競爭和全球金融，它就會涉及到不平等並產生新的不平等。因此，要重點研究新興社會中影響社會不平等的各種政策，這裡關鍵是要分析發展研究中的人類發展方式和發展品質問題。
    
    當西方工業國和日本在戰後繁榮期（1950-1970）推動世界經濟增長時，那時是全球相對平衡發展的時代。1980-2000年間，後工業消費社會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各國國內和各國之間出現了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當工業經濟再次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時，全球又出現相對平衡發展的局面。因此，東南轉向改變了全球再分配的總體佈局。
    
    2008年的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的差異性。危機的影響是全球性的，但並不劃一。對一些社會來說危機是威脅，對另一些社會則是機遇。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內部，擁有國家經濟調控手段的社會也能夠更好地應對危機。
    
    認為新興社會可以被納入英美資本主義體系，這一觀點低估了新興社會鋻於政治、社會壓力採取不同方式組織資本主義的事實。當資本主義的領袖在公司醜聞、有毒金融、欺詐、體制脆弱、管理無能、人口老化、財政債務嚴重、主權債務龐大以及政府因減稅幾乎被掏空等重重問題下崩潰時，充滿活力的發展型國家卻顯得更穩定、更生機蓬勃。
    
    幾十年來，華盛頓方面一直對發展中國家橫加指責，現在，新興社會開始“反駁”，從歐洲到中國，對美國資本主義的批評不只是背後竊竊私語，而且來自官方講壇。
    
    2008年的危機是放任資本主義和無監管金融制度的危機，它在方方面面都暴露了新自由主義和英美資本主義的不堪一擊，無論是在意識形態（自由放任）、範式（有效市場理論）、經濟學（金融化、短期行為）、政策（減少政府干預）、方法論（金融數學）、制度（會計部門、評估機構、監管機構）上，還是在文化（獎金文化、CEO的以大欺小）上。
    
    當賺錢容易已不再可能時，就要重新思考範式。除了對危機的一大堆反思之外，大量的替代理論涌現出來，比如：行為經濟學、神經金融學、作為調節體系的經濟學、反身市場等。市場容易出現泡沫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包括經濟人的“動物精神”。
    
    危機促使我們尋找一種“新的增長模式”與經濟範式。因此，當目前的討論集中在“資本主義的未來”時，更有效的問題也許是“多元資本主義的未來”。正是由於多元性，資本主義才生存下來。多元性沒有消失，只是多元性的數目在改變，當今世界所發生的是多元資本主義的重新定位，目前涉及到亞洲、拉美、中東與非洲的新興社會。
  
四、危機不能一概而論
    
    不同國家的精英與商業階層既合作又遵循各自模式，這使我們想起融合又不均衡發展的經典論題。
    
    目前，跨國家的合作在國際法（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資本市場）、科技（工業標準）、知識產權（專利、授權）貿易和公司的層面進行。歐盟、海灣合作委員會和東盟等區域性組織則按照自己的模式運作。跨國合作並不是簡單地否定各個國家的制度差異，制度套利（在不同規則環境中權衡利弊而獲利）常常在不同國家的資本組織中強化這種差異。因此，資本主義的合併與分離其實是同時發生的。不同國家的精英與商業階層既相互合作，又遵循著各自的模式，這使我們想起融合又不均衡發展的經典論題。
   
    在文化研究中也有類似論題，那就是：儘管很多人預料全球化會產生文化標準化與麥當勞化，但這只發生在一部分領域；區域的、國家的、本土的差異繼續充滿活力，與跨國文化結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差異。我把這種情形稱為“全球多元文化”。
    
    當然，任何事情都與政治相關。把政治拋出這一體系是不可能的，而有政治加入，結果又變得無法預測。還有，我們必須把經濟活動的真實情況與國際媒體宣傳之間的意識形態喧囂和差距考慮在內，因為媒體通常是偏向於主導範式的。
    
    最後談談有關危機的文化。西方消費文化與東方生產文化的興起部分是由於西方工人階級的消失（人人都是“中產階級”），這是受西方市場行銷伎倆與技巧驅使而產生的文化，一種權利和瘋狂消費主義的文化，由市場噱頭精心策劃。危機對這種文化到底有何影響？它是否會促進向清醒和綠色的轉向？它能否降低名人、奢華文化的效應，為過度的消費與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降降溫，帶來生產風氣的回歸？危機又怎樣影響新興社會與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更廣泛的理解還包括危機與全球化之間的互動：對一些人來說是威脅，對另一些人則成為機遇；危機與階級的互動：危機改變階級關係，階級關係也會改變危機；以及危機與文化的互動等等。基於以上原因，我們不能對危機一概而論。
   
    （本文為講演者在上海大學全球學研究中心的講演，翻譯：張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