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三）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三人诗大体上都属于通俗类，因之广泛地播扬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为民众所享受，这应该说是元白等人的贡献。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里说，“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司文者考变种之由，往往归咎于稹”。通俗化的诗被新进小生转展仿效，变成支离褊浅庸俗化的诗，陈言滥调，充满诗苑，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风，需要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来抵消元白末流的软体诗。韩愈一派的诗人，很好地负起了挽救的责任。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象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两句，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经营不必太忙，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颌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韩愈重视的诗友，又有孟郊（字东野）。韩《荐士》诗赞扬孟郊的笔力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音傲ao）”。《韩集》有韩孟联句诗数篇，孟笔力足与韩为敌。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便引为忘形之友。张籍性诡激也得韩愈器重，大抵韩创硬体诗文，与庸俗文派作斗争，需要一些异乎流俗的士人为友朋，这些人得到韩愈表扬，文名振起，形成韩氏一派的名士。盂郊诗专写穷苦，所谓“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他看自己是穷蹙到不容于天地之间的末路人，精神状态极不健康。这和韩愈的雄伟恢宏，恰恰相反，韩愈对他却大加称颂，《醉留东野》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诗末又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韩孟二人文学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挚。孟郊自称作诗的苦处说，“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这样苦吟出蹇湿穷僻的诗句，自然是使人愁惨不乐的呻吟声，韩愈却称孟诗“荣华肖天秀，捷疾愈响报”。说的恰恰与实际相反，是讥刺还是标榜，显然是标榜。同派李观论孟诗“郊之五言诗，其高处在古无上，其平处下顾二谢（谢灵运、谢惠连）”，也是说的与实际不合。要和熟软诗风作斗争，这种僻涩体诗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韩派人给以过分的赞扬，不是全没有理由。司空图说元白是力强气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穷僻和豪估对抗，才显得白辟一境。

另一个以穷寒僻涩为诗境的作者贾岛，在韩门比张籍孟郊地位较次。贾岛原是僧人，名无本。韩愈教他为文，使弃佛还俗。他屡举进士不第，当然更增加穷愁饥寒的苦处。贾诗写穷比孟郊更甚，孟郊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还能种稻斫柴，维持生活。贾岛诗“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干”。僧徒过的是寄生虫生活，贾岛原是僧徒，还俗以后，依然仍是寄生虫，市中有柴山，还可以说无钱买柴，井下有甘泉，懒得去汲水，宁愿釜中常苦干，这种懒人，渴死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吟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二句无非是写孤独生活，无甚意义。不过，刻苦锻炼，三年才吟得这两句，对轻率庸俗摇笔即来的元和体未流，有矫枉的作用。

韩愈派诗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师。樊宗师作诗七百一十九篇，留传只有《蜀绵州越王楼》诗一首。此诗有序一篇，造句怪异，不知其意何在。如序首“绵之城，帝猲■（猲音歇xie，■同揭）、掀明威……”等句，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诗也同样难解，如“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这种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诗，仅得留存一篇，足见无留存的价值。韩愈为樊绍述作墓志铭，称樊诗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铭文更大加赞扬，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文字极艰涩，韩称为文从字顺，未免太不合事实。文章固然务去陈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有“瑶翻碧潋（音殓lian），嵬眼倾耳”等句，前人未曾说过这样的怪话，樊宗帅说了能有什么新进境！这是韩愈派中最低劣的一个作者，所作书（《魁纪公》、《樊子》、《春秋集传》三种）、文二百九十一篇、杂文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写作虽多，除《绛守居园池记》及《蜀绵州越王楼》诗各一篇偶得幸存，其余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奇是务去陈言的结果，辞义全新，超越凡俗，所谓奇实际就是新。韩愈诗文富于创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响特别深远。涩与奇正相反，涩是文不从字不顺故意使人不懂的反常语言，作涩体文，似乎也在务去陈言，实际比陈言还不如，因为陈言不过是凡俗语，涩体则是反常语，语言违反常规，就不成其为语言，也就全部可以废弃。学奇难，学涩容易，鄙陋之士避难就易，奉樊为大师，相沿二百余年，到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甚至通篇读不成句。古文家欧阳修力主革积弊，一○五七年，欧阳修被任为知贡举，凡试卷带有涩体，一概黜退，樊宗师的流毒到此才算结束。

韩愈派诗人，自孟郊张籍以次，都各有成就，他们的共同点是戛戛独造，异乎流俗。樊宗师以文不从字不顺为特长，与元白诗末流的庸俗滥熟，形相异而实相同，在韩愈派中是最下的一个作者，下列二人也是韩愈派中重要作者。

卢全，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阳城中，作诗豪放怪奇，甚为韩愈所推崇。韩作《寄卢金诗》一首，说他“事业不可量”，“忠学生天性”。又说“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窥涯涘”。这些，都是韩愈不肯轻易誉人的话，卢仝被韩愈重视可以想见。他的代表作《月蚀诗》，是一篇感情强烈锋芒犀利的讥刺诗，确实使韩愈倾倒了。韩作《效玉川子月蚀诗》，全用卢仝原文，只是删改若干字句，便成法度森严的韩愈诗。卢上不满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愤世嫉俗的心情。韩愈对卢生极重视，可是卢仝在《苦雪寄退之诗》中叙述自己穷苦以后，说“唯有河南韩县令，时时醉饱过贫家”。说韩醉饱过贫家，意思是自己与韩愈穷苦富乐相差悬殊。《听萧君姬人弹琴》诗，说“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阳增内燃。孔子责怪颜回瑟，野夫何事萧君筵。拂衣屡命请中废，月照书窗归独眠”。也是强调宾主苦乐的距离。《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从一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韩愈所谓“忠孝生天性”，当是指诗中这一类的思想。在唐诗人中卢仝算是有见解的诗人，不过，他憎恶富贵人，同时又交接富贵人，他跑到老官僚宰相王涯家作客，恰巧遇到八三五年的甘露之祸，被宦官捕获杀死。韩愈寄卢仝诗所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谗及辄掩耳”等语，至少在他的晚年，已经不是闭门不出，劝谒大官便掩耳的处士了。所谓“结发憎俗徒”，大概以憎俗徒来表示清高，借以增加本人的身价。

韩愈诗派为反对熟软，力求去陈言立新意，诸人都专从一个方面寻找题材，如盂郊贾岛专写穷寒，卢仝专写怪奇，李贺专写阴暗鬼趣，诸人穷搜苦索，各自成家。李贺比诸人更为奇特，他幼年就有文名，韩愈皇甫提（音食shi）亲去面试，李贺当场赋诗一篇，题为《高轩过》。二人大惊，为之揄扬，李贺名大著。他的才名应进士科得第是轻而易举的。小说家说元稹阻止他去应试，说他的父亲名晋肃，应该避家讳不去应试。唐士人承六朝土族遗俗，极重家讳；如白居易祖父名锽（音皇huang），与宏字同音，白居易不应宏辞科，改应书判拔革科。尽管韩愈作《讳辩》，李贺还是不敢应进士科考试。李贺擅长乐府，作歌诗数十篇，乐工无不讽诵，朝廷给他一个叫做太常寺协律郎的小官职。他活到二十七岁（八一七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便死去。他负才不遇，非常轻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极少，时人也合力排挤他，他愈被抑压，思想愈孤僻，诗意也愈深刻，特别是说到荒墓野鬼这一类极端消极的事物上，诗句也就极端精采。李贺诗中用事丰富，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这和元白体末流诗人，不必读书也能编造诗句，大不相同。他每天骑驴出门游览，小奴背一个锦囊跟着他走，大概愈是荒坟旧墓，萧瑟凄凉的地方，他愈爱去游览，墓上的颓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如《秋来篇》“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他诗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游荒墓时自然要想起这些事物。李贺想象力不亚于李白，不过李白满脑子神仙，神仙是最快乐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诗充满着飘飘凌云气的快乐情绪，李贺却相反，《马》诗第二十三首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这一类反对求仙的诗，在李贺诗集中并不少见，他既不信天地间有神仙，承认死的不可避免。他在死的方面运用想象力，犹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样获得成功，不过长生与死亡意趣大不同，二人的意境也就大异了。李贺诗“飞香走红满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佳句，至少不比李白的佳句差。朱熹评李贺诗说“贺诗巧”，巧字用得非常惬当。李贺佳句大抵从实地观察中得来，又加以锻炼工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摄影师选择最适当的地点，摄取全部胜地的精华。如《南山田中行》诗“荒畦九月稻见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写荒野景物，历历如在眼前，足见他确有实际经历，并非全凭臆想。他不象一般人那样先有题目，然后作诗，并且拘泥于篇章格律。他是在实地观察中遇有好题材即写成几句，回家后才凑足成篇。因之一篇中常有警策句。他的母亲说他总有一天要呕出心来，就是指他苦心锻炼这些警策句。韩愈一派诗人都主张苦吟以去陈言，成绩最高的要推李贺，别人不能造新言来代替陈言，甚至用涩体言语来代陈言，李贺所作不仅言语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他敢于指斥唐宪宗求神仙，对恶政有一些不满的表示，如《猛虎行》：“泰山之下，妇人哭声，官家有程，吏不敢听”。又如《感讽》诗说“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纠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饱食）去，簿吏复登堂”。本诗刺催科的急暴，蚕事刚起，县官就亲自来催租，饱餐一顿黄粱饭去了，接着簿吏又登堂来催，自然也得饱餐一顿饭才肯走。他比盂郊贾岛等人，多少有些政治见解。也多少有些独立精神。《致酒行》说“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岖”，幽寒当是指孟贾一类人的寒苦诗，他自己有拿云的高远志向，不屑为坐而呜呃的幽寒人，但又深恶元白末流所作熟烂诗。小说家说元稹求见李贺，被李贺拒绝，未必实有其事，大概李贺坚决排斥元白末流的熟烂诗，见于言行，小说家因而讹传为拒见元稹本人。对孟贾和元白末流一概反对，最符合韩愈务去陈言的宗旨，韩愈一派，诗当推李贺为传衣人，犹之古文当推李翱为传衣人。

中唐时期可与元白、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象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象元白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但受《文选》影响（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于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谈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檄被压抑，怨愤之情触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之与陶诗，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