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重塑伦理中国的道德愿景

彭晓芸：重塑伦理中国的道德愿景

在一些世界历史学家眼中，晚清直到毛泽东逝世的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一直处于自我世界和欧洲世界秩序之间，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有别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欧洲秩序，这个二元对抗的历史阶段，被认为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少的一个消极期。中国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康有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都曾经梦想中国能再一次像唐朝那样，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显然这个梦想并没有实现。 

　　交流的渴望与价值观隔膜 

　　改革开放的启动，可以说是中国从消极期走向恢复期的标志。国门的打开，对于患有文化幽闭恐惧症的国民来说，交流的渴望和被压抑的身份认同开始找到了绝好的机遇，奥运会上的红色魅影和孔子形象的归来，被寄托了大国崛起的宏伟梦想，诸多以“国”字头标榜的文化构想在寻找他们得以正名的主体意识和历史赋值。 

　　时至今天，“中国崛起”论、“中国模式”论开始从学界争论走向公众舆论的中心。底层群众从官方文化、权力演示中获得民族自信心的快感，知识精英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底层叙事和苦难文学起家、曾经唤醒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悲悯意识的学者、作家们，开始将底层的无助感置换为追寻民族自信力的“中国站起来”的国家主义道德优越感；以民粹和悲情叙事赢得公众赞美的媒体精英则开始寻求基于专业主义的新闻伦理，意图在商业利益上走得更远；而最为有意思的变化是，甚至一些曾经鼓吹要将“中国模式”经验带到国际上、赞美“中性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伟大成就的左派经济学家，也开始宣告“北京共识”正在面临终结。经济上的去国家化势在必行，要鼓励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除了更加民主，别无他法。 

　　与此同时，一场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打黑行动赢得了地方群众的赞许，却遭遇了来自知识精英关于程序正义的严厉拷问；一个来自美国的商业网站的去留引发了一场关于商业伦理的大讨论；而广州的一批民众为抵制损害他们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演练了一场绝妙的公民运动，值得称道的是，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地方政府终于成功化解了这场公共危机。 

　　2009年，公众轻而易举地就看到了一个正在割裂的价值观图景：官方和民间的、精英和民粹的、知识分子内部的、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中国与世界的……从这一系列“神奇”而“幽微”的变化中，不难看见一个可怕的黑洞正在吞噬我们的交流渴望，扰乱已然建立和可能建立的价值秩序，形成一种“道德割据”的局面。某媒体“代表”13亿中国人“鄙视”奥巴马的话语模式陈旧可笑，无济于事。交流的渴望不仅对外显得困难重重，甚至在中国的内部，也面临对话的尴尬。 

　　公共生活中的伦理底线 

　　2010年才刚刚揭开序幕，公共生活的模样就毫不羞涩地露出真实的面孔，在刚刚过去的一轮世界性金融危机当中表现顽强的中国，表达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铿锵决心，但日益增长的维稳成本也在对经济实体的承载力提出新的挑战，“国进民退”背后被剥夺的利益公平正在放大制度的缺陷，在政治伦理、个体道德和群体共同价值观都无以支撑的前提下，欲求一种美好生活及其社会基础，就变得如同海市蜃楼一样遥不可及。 

　　阿伦特在论述黑暗时代的人性时曾经指出，当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时，生活于这样的时代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地忽略它们，躲避到其背后，而更糟糕的情况是，这样的时代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

　　这样的警惕并非专指一切黑暗时代，直到今日中国，它依然散发着值得深深警醒的思想光芒。对于一个有着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老智慧的国度来说，伦理底线成为整个社会抵抗黑暗的最后一道防御机制，如果底线崩塌，光明便不复可循。 

　　尽管重庆打黑中的文强一再宣称他“还有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还有良心”，但在一个“舍己救人”被宣告不再是美德，而不仅仅是个体选择的自由至上社会，逼仄的公共空间和压抑的个体自由不可避免地大跨步滑向了道德的虚无，而“自由主义”在中国也被一些人简单演绎成为了“自由至上主义”，一系列的价值混淆，导致任何个体的言说都变成了一幕荒诞剧，无论是宣称“还有良心”实际却作恶多端的文强，还是宣称不要美德生活中却胆小厚道的“范跑跑”，语词和价值标准的混乱导致人们不再追寻美德，也不可沟通。

　　一个萎靡不振而又丧失耻感的社会将造就一种为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普遍的安分守己、日益犬儒化的驯服人格会在后威权社会中不断再生，免于恐惧和自由言说将遭遇扼杀。由于价值隔膜和道德割据，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程序正义无从建立，高度原子化的个体孤立存在，不能再以政治身份参与公共生活，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和人际社会。 

　　个体幸福与公民群体认同 

　　在GDP主义遭受抨击的时候，当“中国模式”备受争议的时候，有人祭出了所谓“幸福指数”的招数，认为除国民生产总值GDP外还应加上一个“国民幸福总值”GHP，以此完善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 

　　这让人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传说中的雅典人梭伦会见吕底亚国王，国王在梭伦面前炫耀了他所有的华美贵重的物品之后，开始问梭伦谁是幸福的，但梭伦却对他诚实说道，“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我看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可见幸福不可预告，人终有一死，幸福却是终其一生的结论。 

　　汉语中有“幸”与“福”，却没有“幸福”这个现代概念。类似概念追溯至商朝，是与陪葬品、祭祀联系在一起的，陪葬物、祭祀品被视为是受到祝福的物品，如果没有它们，彼岸生活似乎就缺少滋味，这与古希腊的“人死前不可称颂其为幸福”似也有相通之处，皆是指向终极层面。而儒家的幸福观似乎与“乐”联系在一起，孔子表扬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当代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与罗伯特·莱恩据说有过一个关于民主与幸福的谈话，莱恩向达尔提出一个命题：作为现代政治社会的制度，民主能否向人民提供幸福？在莱恩看来，美国人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不是越来越多。 

　　那么，个体幸福究竟有没有一个可供测量的总量？总量幸福而个体不自由的幸福，是否就是合乎道德的呢？个体幸福是否能够被国家测量和包办呢？写出著名的《正义论》一书的罗尔斯在批判功利主义的时候，给出了一种答案，即单个个体为了以后的快乐牺牲目前的快乐是正当的和正常的，因为这样将增加我的总体的幸福，但要求我为了其他人的快乐牺牲我的快乐则是错误的。 

　　如此看来，似乎个体幸福既不能被国家包办，也不能与他人交换，那么，个体是否就有了理由抽离黑暗时代的公共生活呢？个体幸福是否就与群体认同是剥离的呢？ 

　　随着“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的过渡，礼俗社会为法理社会所取代，熟人社会也逐渐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德性不再被作为人际纽带尊崇，作为终极意义的幸福概念被置换成为快乐、欲望、成就这些可供消费的私人观念，而现代政治社会的功能则只承诺某种消极价值，比如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所有公民的正派社会（a decent society），或者一个制度上保障公民自尊的正义社会（a justice society）。那么，谁来提供幸福？ 

　　回答这个问题，就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交流的渴望”和“价值观隔膜”的问题。当某种微妙的转向正在发生的时候，既是交流的隔膜，又是通往对话之路的契机。左右纷争应当被搁置，重回底线共识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一直怀有大国梦想的中国人来说，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和道德虚无，走向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回到以全球正义为核心价值的道德普世主义及其制度责任的层面上来，这一蓝图，可概括为“重塑伦理中国的道德愿景”，也就是说，在迎接制度层面变革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将基于伦理底线共识的道德共同体视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只有这样，无数个无辜的婴孩才不至于被毒奶粉伤害，无数个微弱的罗玉凤们才不至于被社会集体羞辱，无数个上访路途中的公民才不至于哭诉无门；只有这样，“伦理中国”才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的、可对话的中国，它将由制度的革命和政治伦理确保个体在公域中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而基于全球正义同时宽容价值多元的道德共同体则给予个体包括私域生活的安全感、确定性、群体认同乃至幸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