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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德批评相关的媒体伦理

作者: 傅剑锋 2009-06-24 10:56:26 来源:南方周末

媒体之所以可以对克林顿的隐私道德进行“道德飙车”，即是因为克林顿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公众政治人物。出于现代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之责，即使是其隐私道德，也只能置于公共空间这只金鱼缸之下。

但是，现代媒体伦理要求媒体从业者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哪怕是对批评对象，也要抱有同情之心。中国媒体尚无此基本的伦理规约常识

在评价李辉“揭批”文怀沙事件时，易中天先生认为，李辉先生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我认为易先生把公共空间与隐私道德之间的关系绝对化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美国众媒体揭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没有人认为这是“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相反，世界舆论几乎都一致认为，这是美国媒体在维护与家庭伦理有关的道德，在监督总统应有的诚实道德。

媒体之所以可以对克林顿的隐私道德进行“道德飙车”，即是因为克林顿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公众政治人物。出于现代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之责，即使是其隐私道德，也只能置于公共空间这只金鱼缸之下。

所以说，在法治昌明的现代国家，公众政治人物是最没有隐私的。

在现代社会，比政治人物略多一些隐私保护的是公众人物。例如某个声誉良好的演艺明星涉嫌偷情，某个看起来彬彬有礼的商界名人其实对家人极其暴力……那么，现代媒体伦理一般也认为，这是可以报道的，公众亦可在公共空间评介、追问其私德。

其正当性依据是，这类公众人物获取利益的方式主要来自于公众对他们品行、能力的信任，他们的随意一个言行，都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的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行为与价值观，故而他们也有不违背私德和公众期待的义务。

但是，公共空间对公众人物的私德与隐私的追问应该是有限度的，主要应限于当公众人物的私德与公共利益（如明星不负责地代言广告）、与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如偷情、伪善等）发生冲突时。但很不幸的是，现代媒体常基于对轰动效应与利润的追求而越界。如港媒披露刘嘉玲早年遭黑社会绑架的照片，即是违背现代媒体伦理的。尽管刘是公众人物，但这一隐私无关乎公共利益与个人道德。相反，那时她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媒体的恶行理应遭社会舆论的谴责。

那么，是哪些人如易中天先生所言，享有不能在公共空间被追查隐私道德的权利呢？是普通公众，是那些既不是公众人物又不是政治人物的普通公民。现代社会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伦理规约，实际上是为了在维护正常的社会系统（监督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即是最有效手段之一）与保护普通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在理清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伦理规约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评介李辉“揭批”文怀沙的正当性问题。

显然，文怀沙先生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一度被媒体捧为道品高标的“百岁老人”与“国学大师”，并频频在媒体露面，他成为公众人物后也曾获取了大量的个人利益（如名誉地位、演讲费与出场费）。当李辉获得文怀沙在年龄、道德、学术水平方面的质疑线索后，他有权利在公共空间对此进行披露与追问，因为这确是有利于文化“打假”及维护社会道德的。因为一个正常社会，是不会纵容那些靠说假话而获取名利的名人的。如若姑息，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一定已趋于退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仍会从最日常的感情、最常识的判断里，感觉到李辉先生的行为有隐隐的不妥甚至危险之处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李辉先生在披露文怀沙先生的历史情况时，没有“公正”之心。李辉先生对文怀沙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在撰稿之前对文怀沙已下了“是个王八蛋”的结论。但在现代社会，即使是对杀人嫌犯，都强调生死判官要居中听审、公正作判，何况是根本不算是犯罪之诉的“道德审判”呢？何况，李先生也不一定有资格来做“道德判官”。

李辉先生在证据采集过程中，也没有遵循现代媒体伦理所要求的“信源公正”。他所采信的都是黄苗子、黄永玉等反感文怀沙诸老人的回忆与评介，而没有去采访过文怀沙或支持文怀沙的文化老人。李辉在其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中，为了证明考证的严密性，称他对“同一个观点必须找三个不同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他对文怀沙的结论，确实也找了三个以上的证据，问题的关键是，他找到的都是来自反感文怀沙者的证据。而“公正”的要求是对一个观点或事实的确认，要有来自于利益双方和中立方的三方证据。

何况，文怀沙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至今还是历史迷雾重重的年代，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李辉怎么能自信根据单方信源，就可以拨云见日呢？

李辉在“揭露”文怀沙的文章中也没有“同情之心”。这和中国自古以来敬重老人的儒家伦理是相违背的。从行文之前骂文怀沙为“王八蛋”到行文中处处挖苦讽刺，如称文怀沙为“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足可夸耀……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这些都脱离了公正、严密的历史考据而流于挖苦。

而现代媒体伦理要求媒体从业者（李辉是媒体从业者，其揭批文章亦属广义上的新闻报道）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即哪怕是对批评对象，也要抱有同情之心。何妨，正如何三畏先生所言，对文怀沙的评价，不能抽离当时“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抱有同情心、悲悯心应是一个历史学者和媒体从业者的题中之义。

对此，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伦理规约》有明确的解释，可作参照，“对那些可能受到新闻报道负面影响的人表示同情”，“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可能会造成伤害和不适。追寻新闻不是傲慢无礼的许可证”。

而对这一伦理规约，不少中国媒体尚无基本常识。相反，在利益刺激下，中国媒体经常以粗鄙不堪的报道伤害当事人。

我们可以设想，面对这样一篇缺乏“报道公正”与“同情心”的文章，如果文怀沙心理承受力不够强，心脏病发作了或者自杀了，那该怎么办？谁来承担责任？

当然，我作这样的分析，并非是针对李辉先生，因为李先生批评公众人物、欲维护良好文化环境的做法，有其正当性，问题是其方法和心态。

文怀沙事件的反省意义，即是，我们的社会不能再沦于粗鄙的道德审判了，我们应对与此相关的现代伦理达成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