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文艺批评现状的反思（二）

对当前文艺批评现状的反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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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与失衡  

    “失语”症也是文艺批评一再被诟病的一个症状，只是仔细论证起来却有不同的表现。对当前的创作很少听到批评界的声音，这是一种“失语”，也就是所谓“批评的缺席”或批评的空位。批评的不介入和不干预，与“纯文学”、“纯艺术”逐渐为通俗文艺所取代有较大的关系。不少批评者对文艺的现状和前景感到失望，缺乏批评的欲望与冲动，不再把文艺批评当作自己挚爱的工作，渐渐与创作疏离，并从批评界隐退。另一个原因是传媒包揽了批评的大权，炒作式的新闻批评代替了学术性的批评，而一些作者也愿意通过红包或包版面的方式直接宣传自己的作品以扩大影响，使批评日益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这种倾向甚至要求对文艺评论的性质、任务作出新的界定。一位著名影评家认为要挽救影评的危亡，就是要匡正以往的观念。他说“影评的目的非常明确，对读者而言是指南，告诉大家哪部影片的精彩之处是什么等等；对制片人而言则是宣传，有助于提高影片的卖座率。抨击劣片，告诫读者不要去看某片，则不属影评员的职责。”这种要求文艺评论放弃“赞优批劣”、引导创作和欣赏，而只需“做好宣传员”的言论，说明在批评界内部已出现了向商业化妥协投降的趋向。然而当评论家充当作品的吹鼓手和推销员时，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又怎能坚持实事求是的评论呢？据说这样来规定评论的任务是为了同国际接轨，我看充其量也只是同国外的广告式评论接轨吧。事实上国外严肃的书评、影评，有不少还是很有见地的，评论的尺度也是相当严格的。在这方面倒是可以作些译介，以免珠被鱼目所混。 

    “失语”的另一层含义是批评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批评界并非都做隐士去了，有时也挺热闹。只是许多批评者所操持的话语，从名词术语、范畴命题，到表达方式，几乎都来自西方。话语的西化，使许多文章写得洋腔洋调，不知所云，且生涩难懂，如同拙劣的译文。当然，在不再与世隔绝的中国，要完全承袭传统的话语系统已不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要求尽量吸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有价值的理论话语，这样才可能与世界进行交流，同时促进自身的学术繁荣，所以任何抱残守阙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但现在的主要倾向却是对西方的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只能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现实，并且参照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予以吸收融合，而决不能完全摒弃民族的传统亦步亦趋。无论用西方的眼光看世界，这是用西方的眼光看中国，都只可能落入西方文化霸权的怪圈，把自己置于“他者化”的后殖民语境，剥夺了中国学界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利。文艺批评中出现的理论失语症，正是这种全盘西化、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的结果。 

    “失语”症的根本原因，我以为是价值判断的失衡。自从中国决心向昨天告别，走向开放和现代化以来，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以前不允许办的事，现在可以办了；以前被视为天方夜谭的事，现在发生了；以前被列为思想禁区的地方，现在不仅可以进入，而且可以形诸笔墨了。这说明原有的许多束缚社会进步和束缚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范被冲破了，隐藏其后的旧的价值体系受到了正在变化中的现实和日益增长中的欲望的严峻挑战，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轰然解体。这发生在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并不是反常的现象。事实上，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参与了对旧的价值体系的解构。另一方面，新的价值体系又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于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往往出现价值的真空。没有权威，缺乏统一的认识和意志，缺乏行为的准则和道德的约束，价值观念出现混乱，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取向产生分化。所谓多元化、多元的选择实际上是种种无序状态的结果，它既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也使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显然，文艺批评的“失语”症就同这种价值判断的“失衡”有关。传统的真、善、美的命题，在今天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甚至歧义百出的答案。什么是艺术？艺术是神圣的？是一种游戏？还是一种商品？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凡此都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即使同一个批评家也往往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既然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解体，而从事批评的人又不能没有价值判断的标准，于是向西方学习，以西方现成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便成了一些人自动的或无可奈何的抉择。然而西方的文化学术也非铁板一块，不同的国别、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派都有不同的主义和倾向，一律拿来，照本宣科，不仅相互抵牾，且于创作也无益。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文坛的主将鲁迅就曾批评过批评界的浮夸和混乱。他说：“中国文艺界上的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又说：“就耳目所及，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而现在的尺度和主义更是名目繁多，如果统统借来作为中国的尺度和主义，势必加剧价值判断的失衡，也令人头脑发昏。在这一点上，批评界的现状与鲁迅时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批判与重建 

    在弄清当前文艺批评的症结和成因之后，就可能达成共识，通过批评界的自省和努力，逐步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当前的批评界首先要增强批判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批判性，20世纪一些新兴的哲学流派也强调否定性和批判性。只是此批判不是那批判，即不是文革式的深文周纳、罗织罪状的批判，而是一种理性批判。当前中国的批评界最缺乏的就是理性的批判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对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潮和理论，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在这一点上还不如某些西方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虽然充分肯定了弗洛依德思想的贡献，但也一再指出其不足。在有关的著作中，他一上来就指出弗氏失误有两个根源：一是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理论，他把性作为所有内驱力的根源，以为这样一来就揭开了灵魂力量的生理根源；二是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父权制的态度。弗洛依德认为男女平等是不可思议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妇女心理学。他还批评弗氏“常常用琐碎的证据来进行理论的建构，而那些琐碎的证据却往往导致简直可以说是荒谬的结论。”应该说弗洛姆的这些批判都是有根据的，而他对资产阶级理论的阶级分析，在我们这里现在倒是很少见了。 

    第二，对创作讲好话的多，吹捧得多，很少指出存在的问题，特别对一些倾向性的问题，批评界未予正视，更缺少分析研究。比如创作上的形式主义倾向、脱离现实的倾向、玩世不恭的倾向、伪历史伪民俗的倾向，以及宣扬性消费、性开放的倾向，都是比较突出的。文艺批评不该对这类倾向视而不见，或采取不负责任的折衷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研究，引导创作扭转这些倾向，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现代社会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使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得以脱颖而出，他们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题材，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并在形式风格上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变迁，价值观念的急遽变化，又使作家仿佛一下子同生活脱了节，离开了原来熟悉的轨道。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及时地跟上时代的节拍，把握变化了的生活的真谛，建立起健全的价值观，那么他们会更敏感到种种困惑、迷惘和失落，与现实产生疏离感，甚至不惜自我放逐、自我幽闭，走向消极颓废。在这种状态下，自然不可能写出与时代相呼应、与大众相共鸣的作品。文艺批评有责任帮助一些有才华的作家走出这种状态，调整好创作心态，创作出无愧于读者，也无愧于自己的优秀作品。 

    第三，批评缺乏自审意识。文艺批评文章由于研究广泛的文艺现象，带有更多的理论色彩，所以比一般的评论文章远为严肃和审慎。可是有些批评者往往把写批评文章看成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炫耀，灵感一来，兴之所至，或生造主义，或发表爆炸性观点，只求轰动效应，而不考虑可能给创作和阅读带来不良的后果。立论毋需论证，便是这类批评文章的一大特色。某些主义或观点可能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创作现象可以印证，但一经理论概括，并予鼓励提倡，其弊往往大于利。如“感情的零度”、“自我阅读”、“放逐评论”等提法，固然颇为新奇，但经不起推敲，于创作并无益处。“严肃的批评家最关心的不是自我表现”，白璧德的这句话倒不失为至理名言。文艺批评多一点自审意识，多一点科学精神，少一点炫耀卖弄，也许不至于如今天这般混乱。 

    鉴于批评的混乱失衡，有必要重建批评的价值判断系统。文艺批评虽以文艺为批评对象，却涉及方方面面。一个批评家如果对社会历史、人间万象、艺术百态没有自己比较成熟的看法，没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那么就无法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和质量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更无从对不断涌动的艺术思潮作出清醒的判断。然而批评的价值系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某个个人随心所欲的创造，它总是与一定时代和民族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与文化指向相关联，与人们的审美体验相吻合。在今天，批评的价值系统只能以现代化的文化追求为指归，在批判性阐释的基础上整合传统批评理论和外来批评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予以创造性的转换。这样，中国现代诗学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才可能真正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