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二）

　　九、战争的哲学

　　1、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

　　决定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是与战争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国土面积、资源、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队规模及质量等属于物质，人民的文化程度、军人的军事素质、军事思想、民心士气、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属于精神。

　　《战争论》首次在哲学层面提出战争中的物质和精神，在《战争论》的各个章节中对物质和精神作了详细的阐述：“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的结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1938年初最高领袖在延安写过《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后来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不知是因为没有读完《战争论》，还是读完了却没有领会到，最高领袖未能悟出《战争论》的哲学精髓，导致后来他对战争哲学层面的把握不够深刻。最高领袖关于战争的基本哲学观是：“武器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于东方民族特有的狭隘性形象思维，失之于理性分析。最高领袖的表述把物质和精神分别形象化为武器和人，狭隘而不科学，武器只是物质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叠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概念。此项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来压低物质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宽泛来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战争中人有物质、精神两重属性，把战争的决定因素定为人，就对人有了过高的期望，当人的精神属性又无法满足这种过高期望时，就不得不转而透支人的物质属性，导致出现过大的、无谓的伤亡。“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质属性的表现。

　　就朝鲜战争而言，不仅在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中国也存在很大不足，首先是军事思想不成熟，中共七大期间出炉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即便有解放战争的实践作补充，仍然有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第二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决策层和指挥层都是拿内战时期的军事经验往朝鲜战争上套，事实上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其次是军人的军事素质，尤其是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偏低，有的兵团级指挥员，在内战时期未经历过大战锻炼，其职务随形势的发展越提越高，而真实的指挥水平还停留在师级，一遇高难度的大战就接连出错、穷于应付。第五次战役期间彭德怀致电军委：“作战指挥却存在严重的缺点。对公路未控制足够兵力和火力，而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不仅中高级指挥员，基层指挥员的指挥能力也有缺陷，有的师团在机动作战中，半数以上的连长把连队带错了方位。

　　在“法宝”思想的笼罩下，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导致文革结束后，甚至海湾战争后，军队里有一些人抱着再落后也不怕的思维不放。海湾战争开始前有人预测T-72与M1A1的交换比为4比3，而战争实践的结果是没有一辆M1A1被T-72击毁。后来有人发现了一张T-72被击毁的照片，技术细节显示这辆T-72可能是被遗弃后击毁的，于是军队里有人不服气了──“换上我们的战士试试!” 在海湾战争中M1A1通常在2000米外向伊拉克坦克开火，基本上是首发命中，在这样的交战距离，T-72很难命中机动中的M1A1，即使命中击穿M1A1的可能性也很小。换句话说，这辆T-72里无论有没有人都会被M1A1命中，而即便这辆T-72里有人，它击毁M1A1的机率也近乎于零。有效的装备加合格的操作者产生战斗力，当装备处于无效对抗状态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者身上，是典型的唯意志论思维。就在一两年前，军事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还在电视上津津乐道地说起那辆被遗弃的T-72。

　　现在领导层正在酝酿裁军和军事体制改革，一些老左派坐不住了，跳到网上“忧国忧民”来了，说什么一裁军就上了美国和印度的当，一裁军就裁掉了“法宝”，裁军就是国家自杀，军队还是落后点好，可以保证工人农民的子弟当上兵，各种怪论，不一而足。军队落后利于工农子弟当兵这一条最值得推敲，凭什么工人农民的子弟就该文化程度偏低呀?难道工人农民的子弟就应该上不起大学吗?老左派表面上是为工人农民说话，实质上是抱着愚民政策不放，人民愚昧了就利于他们重温形左实右的旧梦了。

　　2、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强与弱是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的

　　“进攻的顶点”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上都有印证，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就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胜利后，为了取得东线战场的优势，德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形成“努力的顶点”， 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使德军彻底失掉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由强变弱，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太平洋战场上，初期节节胜利的日军在中途岛战役大败而归，损失了3艘宝贵的航空母舰，中途岛战役对缺乏战争持久力的日本而言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日本的军事高层为了掌握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继续向所罗门群岛扩张，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与美军鏊战了6个月，以惨败告终，完全丧失了太平洋上的战略主动权，从此日军不得不处处设防，步步被动。进攻一方经常在达到“进攻的顶点”后，为了迈向胜利再作一次无谓的努力，结果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更快地失掉战争的主动权。中国军队还没来得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和教训就匆匆走上了朝鲜战场，结果犯了一系列二战中常见的战略、战役上的错误。

　　“进攻的顶点”理论之所以科学准确，就在于它植根于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上。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 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克劳塞维茨点明了进攻具有弱属性，防御具有强属性，二者在战争中动态地转化，转化的临界点就是“进攻的顶点”。在克劳塞维茨身后“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的统帅屡见不鲜，中国的最高领袖就是其中的一个。

　　朝鲜战争的第一梯队北朝鲜军队向南方发动进攻，推进到美韩军构建的釜山防御圈(36线)时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进攻一方的力量逐渐衰竭，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仁川登陆标志着强与弱的角色发生互换，原来的防御一方转入进攻，原来的攻方转入防御，战争的主动权转到了联合军一方，战局发生逆转。中国军队作为第二梯队加入朝鲜战争后，力量的天平再次倾斜，第一次战役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军发生小规模交火，标志着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发动反攻，其实质是东方阵营用第二梯队再次转入战略进攻。由于西方阵营已经发挥出在远东的军事优势，第二梯队的进攻在接近37线时(第三次战役)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第四次战役又发生强与弱、进攻与防御的转化。战略上的错误是从战役、战术层面逐渐累积而成的，进攻一方在抵达“进攻的顶点”前后，在战役、战术层面上就有诸多征兆，如战役目的没有实现，出现较大的伤亡。第二次战役时中国志愿军的减员幅度比较大，在第四次战役中明显被动，出现了砥平里战斗的挫败，没有实现战役目的，第四次战役事实上是打败了，这些明显的征兆说明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已经过了“进攻的顶点”，此后发动第五次战役就是一种多余的努力，是一种战略上的盲动。

　　众多微观汇聚为宏观，只有充分注意战争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细节，才能了解战争运行的状态和规律，摸清动态变化着的敌我双方的强与弱，处理好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3、战争与政治

　　最高领袖对《战争论》中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非常欣赏，“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与最高领袖早年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处，最高领袖在《论持久战》里以“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压缩句式作了引用。

　　既然最高领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早就无师自通，为什么在处理朝鲜战争上却磕磕绊绊呢?原因就是最高领袖的政治眼光、政治选择出了问题。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1950年12月，13国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反对该提案的只有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反对的主要还是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从这两次提案的表决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而最高领袖却认为“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绝五步方案;速胜不能实现后决意“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反面，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国际环境。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证明所谓“一边倒”外交战略是错误的，错误的战略抉择导致错误的战争决策，错误的战争决策导致错误的战役思想，具体的军事上的种种错误就应运而生了。朝鲜战争时的最高领袖不像一个政治家，倒像一个意识形态专家，这位意识形态专家依赖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偏偏他在军事上的造诣又不高，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遗憾。

　　反思过去不是为了盯住后面看，而是为了向前看。当前中国的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上均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未来20年中能否解决(或初步解决)这三个方向上的主权与领土问题，直接决定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生态。只有把握好内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确地伐谋、伐交、用兵，当然中国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十、从8个角度回味朝鲜战争

　　1、从东亚政治秩序角度

　　在东亚，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受益者是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据说得知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堪比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天，因为朝鲜战争一爆发，东亚就进入小冷战格局，美国必定拉意识形态相同的蒋介石政权入伙，台湾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第二个受益者是日本，仅拉蒋介石政权入伙还很不够，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可利用对象，于是日本从待罪之身摇身一变为美国的战略盟友，美国从各方面加紧对日本的扶持。1947年开始施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有军队，但朝鲜战争扩大化后，美国开始逐渐武装日本，1951年9月美日缔结《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日本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增设海上警备队。朝鲜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美国的远东战略，1954年6月日本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新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的国家武装力量初步成型，宪法中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一条名存实亡。日本的右翼势力对朝鲜战争可以说是感激涕零。

　　扩大化的朝鲜战争造成了东亚苏中朝对美日韩台的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就不会形成这一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小冷战格局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

　　2、从苏朝中三国联盟角度

　　在苏朝中三国联盟中，从朝鲜战争扩大化(即中国出兵朝鲜)中受益的是苏联和北朝鲜。中国出兵朝鲜使苏联避免了在冷战的第一回合中败北，朝鲜战争对苏联而言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自身除了提供二战的剩余军火和牺牲少量飞行员外，没有什么损失，本小利大，相当地实惠。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中，苏联始终扮演的是调停人角色，调停中朝军和联合军的战事，身段相当高，下了水而不湿鞋，又很高明。北朝鲜作为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拿自己的领土供各大国开枪放炮，自取其祸，其祸本当亡国，中国出兵朝鲜使北朝鲜政权从濒临灭亡中恢复了生机，亦为不幸中的万幸。中国以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准则，打了一场朝鲜战争，吃力而不讨好，不但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没当成，反而失掉了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中获得主动权的良机。

　　3、从中朝韩三国角度

　　分久必合是历史的规律，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因朝鲜战争而延长了分的时间，加大了合的难度。1988年中韩建交，这是在外交上对朝鲜战争的彻底否定。中韩建交距朝鲜半岛停战仅35年，35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却是十分短暂的，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转了180度，印证了参与发动朝鲜战争是多么的不理性。

　　天安舰事件后，中国在东海、黄海举行了两次演习，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即中国是挺朝鲜的，为朝鲜半岛的对抗造势。而实际上朝鲜半岛无核化对中国有益，朝韩关系的良性发展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的良性发展有益。韩国、日本因天安舰事件在战略上加大了对美国的倾斜，这是暂时的，是政治天平、战略天平的一次晃动，长远来看天安舰事件只是一次小风波，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天安舰事件后，美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举行了一系列演习，一时间诸多国家似乎唯美国马首是瞻，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亚洲版北约”的说法。这也是一种错觉，在未来几十年里，和平、稳定、发展是东亚局势的主流，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所谓亚洲版北约与之格格不入。

　　近日朝鲜的新生代高层领导已经有“粮食比子弹更重要”的积极表态，如果朝鲜逐渐把核研究转移到民用领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其前景是光明的，朝鲜民族走向统一国家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如果历史的步伐比较稳健，不出现大的干扰，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在2050年左右很可能双双实现统一。

　　4、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

　　美苏在冷战期间一共进行了5轮较量，第一回合是朝鲜战争，第二回合是古巴导弹危机，第三回合是越南战争，第四回合是中东代理人战争，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战争。5轮较量苏联一平一胜三负，苏联能取得一平一胜是因为中国的协助，如果没有中国帮忙，朝鲜战争马上就输，越南战争非平即负。由此可见，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战略天平的晃动，如果中国在冷战期间走中立外交路线，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或依据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随时调整，那么40余年的冷战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段美好时光。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看，对中国而言，朝鲜战争是根据一个错误的目标，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不加节制的错误的战争。

　　5、从两岸局势的角度

　　1949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的文件对台湾的评判是“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是“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此时的台湾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呈风雨飘摇之态，蒋介石政权迁台后，军费开支庞大，而台湾的财政收入又大减，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以至一度靠出卖库存黄金来维持生计。在供给严重不足和巨额财政赤字的作用下，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台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194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四位数字，台湾经济一片混乱，濒于崩溃的边缘。在军事上没有人怀疑大陆将解放台湾，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金日成在38线上一放枪，美国军舰就开进了台湾海峡。从1951开始，大量资金随着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案”流进台湾，鉴于穷困潦倒的蒋介石政权不具备偿还能力，包括“防卫支援”、“军协援助”、“技术合作”三项内容的“一般经济援助”基本上属于赠与性质。一位当时台湾的经济决策人士如此评论：“美援的适时到达，正如对垂危病人注射强心剂。”在美援实施后，台湾的通货膨胀率随即直线下降，1951年降为66%，1952年又降至23%，1953年再降为8.8%。当大陆背着朝鲜战争的沉重包袱时，台湾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从1951年开始援助到1965年美援结束为止，15年中美国共向台湾提供各种类型的经济援助14.82亿美元，其中“一般经济援助”类型数额最多，共计10.29亿美元，占美援总额的70%，其余为贷款性援助(部分贷款利率低、偿还期长)。美援对台湾的影响既深且巨，涵盖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涉及资本积累、产业升级、技术引进、人力开发，以及战略规划、政策导向。美援贯穿台湾经济起飞全过程，台湾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个别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更早地完成了经济恢复过程。

　　1950年6月前，美国在台北仅派驻一名领事级代表，1951年将驻台北“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1954年12月，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水准与北约成员国待遇相同。军事上受到扶持的台湾不但安全无忧，而且发挥出牵制大陆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两岸不断发生空战、海战、岛屿炮战，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渐平息，台湾进入东亚小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国防战略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果中国不曾出现“一边倒”，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50至60年代的两岸局势就完全是另一种走势，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实现两岸统一。

　　6、从中印关系的角度

　　印度在朝鲜战争中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呼吁和平，二是对中国友好。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1950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分别致电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希望从中斡旋。10月3日周恩来邀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印方不但及时转达了这一信息，而且自己也表达了劝阻意见。1950年12月5日，在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上，印度代表领衔的亚洲十三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呼吁朝中部队停止追击美韩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被称作“尼赫鲁领导的和平攻势”。 12月12日，十三国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经表决通过，今天看来这一方案是公道的，是对中国有利的。1951年1月20日，在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向联大政委会提出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施行制裁的提案。22日，印度代表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的备忘录，并认为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拒绝谈判”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搁置美国提案，联大政委会以27票对23票通过了印度代表的建议。1951年1月30日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美国所提的中国为对朝鲜侵略者的提案，在反对的7票中有印度的一票，22、30日印度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表明了印度对中国的友好政策。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拒绝参加投票，印度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