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神话的幻灭 民间 庙堂 帮会

民间神话的幻灭
□李外
民间、庙堂与帮会
郭德纲的成名是因为他的相声说得好吗?或许是吧。如果在一个小茶馆里嘴唇上下翻动,也就一、二百观众,那样的话,他即使将自己的嘴巴说成喇叭花,也买不起别墅。如今他因“非著名民间相声演员”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头而一夜暴富,住上了价值千万的豪宅,还雇了一群保镖兼徒弟。毫无疑问,这是媒体造势的恶果。
大众媒体为什么会看上郭德纲呢?因为他代表“民间”。对庙堂文化不感冒的年青一代,将希望寄托在“民间”身上,只要听到街边一声吆喝:民间——,就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凡“民间”都是好的,非“民间”都是坏的,这种思维逻辑是一种典型的开关逻辑:只知道“OFF-ON”两种选择。在这种简单的开关逻辑面前,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和判断的精密性渐渐丧失,最终只能自食其果。
其实“民间”这个说法一直疑问重重。但判断民间文化和庙堂文化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看他身处什么位置,是街边还是广场,而是要看其话语的权力形态和价值指向。一般而言,官方文化是严肃而抽象的,通过控制身体而建构秩序；民间文化是活泼而具象的,通过解放身体而表达自由。但也不能按这种尺度简单地去套,因为话语形式可以被不同势力利用,成为盗贼的隐身衣。
我们要注意的是,有一种介于民间与庙堂之间的文化,即“帮会文化”。天津卫和上海滩一样,有着盛产帮会文化的悠久传统。帮会文化的主体,是那些被宫廷拒绝但又不屑于待在民间的人。他们与宫廷和民间都若即若离、骨子里却充满庙堂气。帮会文化有着民间文化的外形,却包藏着一个庙堂文化的内核。它是民间文化中的小庙堂,内部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官方的,特别讲究等级,兄弟关系背后是严酷的人身依附,流行密语和粗话。因此,它以民间文化的外表与老百姓套近乎,一旦触及了它的利益,那庙堂之心顿时暴露无遗。它用民间话语挑衅庙堂,用庙堂话语打压民间,使民间对它爱恨交加,庙堂对它心存疑虑。但总的来说是庙堂之心不死, 总是试图往庙堂权力秩序上靠。
从小在天津卫行会里长大的郭德纲,也不知不觉染上了帮会文化的习性。他身在民间,心在庙堂,不断地在天津卫和皇城根拜把子,试图介入那种既是民间相声老大、又是庙堂文艺宠臣的相声家族。
农民、市民与泼皮
帮会成员有什么特征呢?
首先,他们很像市民,但又不是市民。帮会成员的活动场所一般都在城镇,其直观形态就是市民,但不是标准的市民。市民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成员,他们从农耕文明的母体内部脱胎而出,通过高度细化的社会劳动分工,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单个人的身份,进入市民社会。他们必须遵循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并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政治组织。即使存在同业公会等小团体,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体与公众的良性关系,而不是只为了帮会自身的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相反,帮会成员的价值体系自成一体,与现代市民社会相抵牾。它模仿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兄弟关系、老乡关系、师徒关系。这些关系中充满了权力等级制,与现代市民社会讲究独立意识和个人尊严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与庙堂等级制没有什么两样。
其次,他们很像农民,但又不是真正的农民。农民并不推崇暴力,他们打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维权的时候缺乏语言,急眼儿了,只好动粗。但他们是相互撕打,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惩罚。我们很少见到真正的农民去让别人自己掌嘴、剁指头。语言暴力在农民那里更是罕见,只有女性农民在受到强权欺压的时候,才会出现语言暴力倾向,但她们不会说出那种带有审判色彩的恶毒语言,而是将自己和被骂的对象一起贬低为畜生,通俗一点说,就是一种语言上的“同归于尽”。此外,农民崇尚体力劳动,用自己的身体与自然之间发生能量交换,被视为天经地义。因此,他们是自然之子,与土地融为一体。不热爱体力劳动的农民,统统被视为“二流子”。他们在乡村不受待见,只好离开乡土,流落城市,阿Q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习惯上称之为“泼皮”。
更糟糕的是,他们流落城镇,却没有做好成为市民的准备,不能介入现代市民社会的劳动分工体系。他们只好靠干没有人愿意干的事情为生。有些事情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不能干,因为大家都认识,在城市里就可以干,因为城市是一个“陌生人世界”,干了也没人知道。还有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他们不习惯与陌生人交流,念念不忘乡土熟人社会,于是恨不得将所有人都变成自己的兄弟和父亲,而不是合作伙伴。由于害怕虚拟的血缘关系不稳定,所以才玩那种“歃血为盟”的把戏(血流到一起象征着融为一体)。如果还不行,那就剁指头。一个帮会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帮会成员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十分强悍。那些暴力倾向稍弱、工作也不确定的人,就喜欢站在街边耍嘴皮子,讽刺和挖苦卑微者,口吐毒舌地骂人。诸多这种人凑在一起比赛耍嘴皮子,就使得这件事情变成了一门“艺术”,其实是有待规整的“艺术”胚胎。
语言、毒舌与暴力
郭德纲的语言,因其强烈的刺激性吸引着听众。但是,他的语言在民间文化的外表下,掩藏着帮会文化毒素,充满暴力和恶毒,还有利益最大化的祸心。郭德纲这种恶劣语言的代表,就是相声“李菁妹妹”和博文《有药也不给你吃》。在相声“李菁妹妹”中,充满了对一位长得矮小貌丑的底层女性的挖苦和讽刺,其语言之恶毒,心态之冷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许有人说,这是艺术虚构,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但要知道,这是一种郭德纲式的“语言程序”,就像一个电脑病毒程序一样,可以随便植入任何一台电脑,因此,恶毒语言的程序也可以用到随便什么人身上,无论是虚构的人还是现实中的人。他在博文中恶毒地骂人的语言,就是一个例证。师徒两个,一个打一个骂,拳头和舌头都得到了满足,没有比这种暴力游戏更令人惬意的事情了!
我们再来看看他所擅长的语言中包含的帮会价值:“见色不迷是摸不着”,他无疑是放弃了对“摸”和“迷”的行为的价值判断,将兴奋点放在是否能够摸得着上面,对“占有至上”的价值非常感兴趣。“偷拍不挨打,此事古难全”,用古诗词的韵律和节奏掩盖暴力行径,并通过观众的哄笑使暴力合法化。“麻绳拴驴鞭,我记(系)住你了”用粗俗的歇后语传递恐吓信息。“他父母肯定都是B型血,才会有这个2B型的”,直接用暴力语言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
这种恶毒语言的程序,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植入了更多人的脑子,并无批判意识的暴力语言成了时尚。我们正置身于制度的宏观暴力和语言的微观暴力的双重威胁之中。郭德纲通过相声形式传播语言暴力,既是“民间”的堕落,也是大众媒体虚构出来的“民间”神话的彻底幻灭。　　　　　　(写于2010.8.6)
◎李外,学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