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问题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

刘军宁：任何问题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

读者：各位老师下午好，刚才您也提到了比较的眼光和怀疑的精神。我想请问刘老师您在剑桥的时候有没有被反问过您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您刚刚有提到真诚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比信念植根更深的一些东西是一个民族的信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政教合一的国家，您刚才提到人的本质是自由，但是宗教本身会对人有一些的行为上的限制，也许在精神层面有一定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可能在道德层面带来一定的体现，我们我想了解一下您对宗教的看法。

刘瑜：我不信教，我是一个鉴于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之间的宗教立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崇尚宽容这种价值的人，所以尤其是在现代，也许有一些宗教力量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在现在来看，比如美国，英国甚至是中国，很多宗教力量其实都是在做一些很好的事情，做慈善、教育还有医疗方面的事情。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来说，它至少是挺好的。但从宗教信仰本身来说，我还没有被任何人说服过。

读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从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现在民主需要公民现代的道德观念与之相适应，什么是适应现代民主的现代公民道德观念呢？我国目前的传统道德观念中，有哪些是与那种现代道德观念相抵触的？该如何对待民主体制和传统社会道德冲突带来的问题，比如说以前是古代传统道德观念，说是父母官，视官为父母。而现在民主观念中现在的官应该是人民的公仆，怎么处理这种冲突带来的问题呢？

刘瑜：传统文化和民主的文化在中国来说有相融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在中国来说是有积极公民的这个传统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个积极公民的传统。不相融的地方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权威人格，我以前也说过中国人对这种权威的习惯性服从，它的确是有问题的。怎么样去消解这个矛盾，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消解力量，因为市场经济是用一种契约精神来代替一种服从的文化。而且市场经济鼓励的是一种公平的竞争，它和传统的那种拉关系根据你在权力体系当中的位子来决定资源的分配这种是相矛盾的。所以对市场经济消解传统的权威文化，我是抱有很大的信心的。

我以前讲过，公民文化对传统文化是有很大的消解能量的，因为这种公民文化，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它是一个水平的人际交往方式，大家仅仅对某一些观念有一个相似的看法走到一起，并不是一种垂直的人际关系模式，不是在一个权威结构里，所以这种公民社会对消解传统也有很大的好处。

读者：刘老师，之前喜欢您的一句话：“自由主义不但是一个立场问题，更是底线问题。”刚才您提到您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转变，还是两方面都有的这么一个观念。我想问一下三个老师对信仰或政治方面的信仰的看法，因为宗教信仰可能大家有的比较少，但政治方面的信仰想听一下三位老师的看法。

许知远：我不知道政治信仰，那个太大了，当然你想有一些个人的价值观，确实更多是对个人自由的确认，但所有的事物存在张力之中凸现出来，特别容易变成一个单极式，不是A就是B，世界永远存在张力之中的。

个人的自由当然很重要，但群体的归属感同样很重要，现代意识当然重要，但传统提供的保障、安全也同样重要。他们都在张力之中获得了我们渴望的那个东西。背后一种越来越强大的，过去十年强大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新的交流工具，带来一种新的情感方式，有点像报纸刚刚发明的时候，或者广播刚刚发明的时候，你们是这一代信息革命的承担者。这个经济革命是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么大的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每个人都渴望有一种归属感，这会带来各式各样集体的诱惑，包括你也属于其中之一，刘瑜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大家都在谈她也是方式之一，这种反对社会的功利性和蜕变式的方式，也同样受到很多危险，我是眼睁睁看着过去几年里，一代年轻人个人主题性方式的严重性，问题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自己是谁，我是80后？我是90后？我都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抽象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倾向变得明显，这个跟整个国家化的倾向有关系，也跟整个媒体有塑造，跟信息革命带来的这种后果有关系。

想重新确立自我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确立这么多大词和你个人的关系，特别容易在说这种说大话的过程中，淹没在一些漂在空中的细细的这些里面自得其乐，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刘瑜：不存在一个转变，我对自由和民主这两种价值都是非常认同的。这两者之间有时候的确会存在一些矛盾，尤其在美国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就像许知远说的，是有一种张力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有些问题的思考是无解的。另一方面，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也是它的美好之处，如果你对这两种都有同样美好的价值观，同样都抱有这种信念，无非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眼光会更复杂一点，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后面那个问题我忘了。

刘军宁：他是问观念的问题，观念对人的行为怎么说呢？是不是应该本着自己的观念来，观念如何渗透到信仰。

读者：不是，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如果他没有一个信仰的话，他怎么能支撑到现在。

刘军宁：观念的渗透性。

刘瑜：观念如何渗透我不知道，难道一个人真的需要信一个人格化的神才会变得坚强吗？

读者：我的意思是政治方面的信仰，不是说宗教信仰，比如说信仰自由或者信仰正义。

刘瑜：我对信仰这个词一直感到比较困惑，这是一个信仰的危机时代或者是一个信仰迷丧的时代。信仰有那么重要吗？比如说信仰危机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我们曾经有过信仰，可本身这个命题就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说文革的时候大家万众一心挥舞着红宝书，那是信仰吗？在没有信仰不自由的，不信仰那种观念的环境下，那种东西叫信念吗？它无非是对权利的信仰，而不是对一个观念的信仰，这种所谓曾经存在的信仰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稳定期，我是不需要依赖于一个政治信仰才能够去推广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

刘军宁：我想从三个比较著名的话题开始说这个事件，最早的胡适说的，深得中国知识分子人心的叫做“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认同这一点，但是我不同意。任何一个问题在今天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比如在古代没有自由的观念的时候，缺乏自由不是问题，当你有了自由观念之后，你缺失自由这才是问题；当你没有恋爱自由观念之前，父母包办不是问题，当你有了自由恋爱的观念之后，你才知道父母包办是一个多严重的问题。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主义，任何一个问题的严重都是意识形态下的、主义下的问题，没有一个主义没有被意识形态化，这是一个现实。没有主义就找不到问题，你让猫来看这个世界，它能看到什么。挺好，就是没吃的没老鼠。所以任何问题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一旦抛开了主义你找不着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两天有一篇文章更吸引人眼球，叫《极左和极右都很危险》，吴敬琏写的，极不左极不右不危险，有点左有点右不危险，又左又右不危险。

读者：中央不危险。

刘军宁：中央不危险，好，出来了第三个话题，叫“一手要自由，一手要福利”。自由和福利是冲突的，福利是要别人付出的，自由不需要别人付出。在大街上走没有人替你掏钱，但你要说想免费的读完博士，就要有人替你掏钱了，这是一个福利；我想带薪生孩子，这就有人替你掏钱了。自由和福利是冲突的，你不能同时要两个冲突的东西，不能既想上大学又想上幼儿园，但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一种折中主义。反左反右，反右倾，最好的是毛泽东啊，毛泽东一辈子反的十几次，打倒过很多左倾和右倾的人，仅仅说左倾和右倾能使自己正确吗？仅仅说自己又反左又反右，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吗？不可能，所以我要说任何政治的信念都必须有信仰的依托。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可以主张，比如说我就要自由，不管别人怎么来的，我就要自由，认为人是平等的，别问我人为什么是平等的。做一个人可以不回答，但作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然这样的自由和这样的平等就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一旦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很快的失掉自由，所以中国人总是把自由当做货币，一旦看到更合适的东西，就毫不犹豫的支付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