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双流农民“被上楼”4年：宁睡羊圈不住楼房

四川双流县凤凰村聚居区，吴继春借款6万建了两层小楼，现在还欠债5万。他说，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摄影/本报记者 杨万国

四川双流县黄甲镇八角村一些农民离开故居，搬到了两公里外的楼房。

八角村农民张良福从车上卸下喂羊的红薯藤。虽然家有楼房，但没有地方养羊，他宁愿住在养圈。

自11月2日开始，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关注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场“新圈地运动”。一些地方政府依据“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在广大乡村展开了一场拆迁合并宅基地，让农民“上楼”的运动。由于土地财政和建设用地指标紧缺的双重诱因，一些地方“一刀切”、“大拆大建”的做法，导致许多农民“被上楼”。

本报的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促进其有序健康发展。

搬进集中安置区，有人坐公交下地干活，有人不住楼房看守羊圈；土地流转后各谋生计，期待“安居乐业”

张良福在羊圈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了。

在他租用的羊圈2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八角居”的崭新小区。他在这座小区的17栋3楼，拥有一套75平方米的新房。

不过，“我还没有去住过一晚上”，11月15日，59岁的张良福说。

张良福是四川双流县黄甲镇八角村农民，这个村子是双流县第二批26个“增减挂钩”试点村之一。去年7月，村里320户人家离别故居，搬进了这个新小区，过起了“城市人的生活”。

不过，张良福有房不住，每晚忍受羊圈的骚臭味。而他的邻居郭远忠搬入新小区后，觉得“安逸”。

拥有平坝、浅丘和深丘多种地貌的双流县，4年间，在政府的推动下，数万农民离开他们世代聚居的林盘（四川特有的民居聚落，具有丰富的生态和文化价值），迁徙“上楼”。如今，他们的生存状态如同这里的地貌一般复杂。

目前，双流县第一批5个试点项目已通过验收，周转建设用地指标1938亩。第二批26个项目，除了黄甲镇八角村和兴隆镇保水村、瓦窑村两个项目竣工验收，其余正在实施中。

而第三批增减挂钩试点，也正在筹备中。

在双流这个拥有50多万农民的“西部经济第一强县”，建设用地日益紧缺。像张良福一样，更多的农民和他们宅基地的命运将迎来巨变。

家有楼房 宁睡羊圈

张良福白天种地、喂羊，晚上回到羊圈睡觉，集中安置区的楼房离村子两公里，没地方养羊

11月15日傍晚，张良福骑着摩托车，轰隆隆驶过乡村公路，车上载着一大捆新鲜红薯藤。

他来到租用的羊圈前，卸下红薯藤，去喂那群咩咩叫的山羊。这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住在羊圈里。

“一只羊1000多块，怕小偷”，他说。

张良福原来住在双流县黄甲镇八角村一组，老宅子是座200多平方米的大瓦房。女儿出嫁多年，他和老伴在家种着2亩地。养了40多只山羊，一年卖羊有两万多块钱的收入。老伴在院子里养了猪，喂了一大群鸡。生活平静而安逸。

2008年，八角村被纳入“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增减挂钩”的核心内容是：将城乡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即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的建设用地。

张良福记得，当时村里动员他搬家，他不肯。八角村集中安置区修在了场镇边，离村子有两公里多，还要上山下坡，张良福觉得种地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新修的小区是十多栋6层的楼房。一旦住进去，他将没有地方养羊、喂猪，连每年收的麦子和稻谷也没有地方晒。

八角村村支书廖付琼介绍，2008年县国土局给村里的建设用地整理指标是400亩，由村民自愿选择搬迁。“我们把机会先让给住土坯房的”，廖付琼家是新修的楼房，在地段比较好的公路边，所以没有选择搬迁。

廖付琼说，政策要求集聚院落整体搬迁。如果张良福一家不搬，他同院的其他人家就都搬不成。

最后，村支书答应把她废弃的养猪房租给张良福养羊，他才勉强“服从安排”。

张良福家的大瓦房连同猪圈、羊圈、鸡舍全部被拆掉，复垦成耕地，在八角居换到一套75平方米的楼房。

张良福说，自从去年7月搬进去，只有女儿回家时，他去新房吃过几顿饭。

农具和粮食都寄存在没有搬迁的侄子家。白天，张良福种地、喂羊，晚上回到羊圈睡觉。老伴有时也去新房住，但多数时间住在自家耕地附近的侄子家。

两层小楼 喝茶“收租”

吴朝明拆掉老屋，在村里划定的聚居点建起了2层小楼，开了一个茶馆，地也租给了别人

15日下午，就在张良福扛着红薯藤喂羊的时候，10公里外，永安镇凤凰村2组的吴朝明，坐在自家的茶馆里，泡上一杯竹叶青，一边喝一边等顾客上门。

凤凰村是2006年双流县第一批“增减挂钩项目”试点村，全村拆掉了385户，吴朝明是其中之一。

2006年7月，吴朝明拆掉老屋，拿到补偿又贴了7万元积蓄，在村里划定的聚居点，建起了一栋260多平米的2层小楼。2007年2月，他和老伴搬进来，利用一楼开了茶馆。

凤凰村聚居点是“统规自建”模式：政府设计统一样式，搬迁农民自己掏钱按规划建房。

300多栋风格统一的2层小楼一座连一座，分成数排，形成一个大的聚居区。小区内有绿地和行道树，还修了一个漂亮的小广场。

村支书樊云华把这称为“乡村别墅”。他介绍，聚居区每户一栋，都是2层，每家一楼有两三间门面房，搬迁户全部按照“改厕，改水，改灶，改圈”的统一要求建设。

吴朝明和老伴搬进新居后，把锄头箩筐都送给了没有搬家的亲戚。地租给了别人，他还养了几只画眉鸟。茶馆的生意清淡，主要是小区内的邻居来打打“小麻将”，每月有千元左右的收入。

搬进新居快4年了，吴朝明说，他不后悔搬迁，“我老了，也种不了地。茶馆也不指望赚大钱，能维持我们俩生活就行了”。

相反，他觉得住在聚居区，水电方便了，出门也不再泥泞不堪。

乡村别墅 烧柴做饭

以前，水是自家井水，菜是自家种。现在，水电气、物管费都得交钱。一些住户生活成本增加，靠烧柴火做饭

甚至，在“八角居”的村民郭远忠看来，“许多城市人的生活还比不上我们”。

他是黄甲镇八角村一组农民，搬家后，在自家地里种上了树，平时在朋友的工地上帮忙照看，“多时一个月有五六千收入”。

郭远忠说，搬进楼房每个月生活成本有增加，但不多。因为他家过去也不搞农副业，生活用品“主要靠买”。

不过，在郭远忠的邻居们看来，“能有这个收入的农民毕竟是少数”。以前，水是自家井水，做饭烧柴火，菜也是自家种。现在，水电气、物管费，“小到一根葱都要掏钱买”。

“城市人的生活”，让农民罗维富更是吃不消。他家“上楼”后，过了两年“没有吃肉”的日子。

罗维富是永安镇凤凰村6组农民。2006年，他拆掉了自家6间土坯房，复垦了宅基地，最后拿到8000元补偿。

家里没什么积蓄，但房子还得建，而且得按统一样式。他从亲戚家东拼西凑了7万元，加上全部积蓄，建起了这栋2层“别墅”。

房子建起来了，却欠了一屁股债。儿子辍学，夫妻俩带着儿子出去打工。“2006年和2007年两年，我们连过年都没有肉吃”，11月8日，罗维富说起这些，眼眶红了。

直到今年，家里的债终于还清。

罗维富说，当初签“上楼”协议时，承诺安装的天然气没有装，后来村里人均集资830元建起的沼气，烧了两个月也熄火了。他家烧不起“坛坛气”（罐装液化气），现在捡一些废木头回来做柴火。

“小区里很多人家都还在烧柴火”，罗说。

10日傍晚，记者在小区看到，这个“乡村别墅”区，炊烟缭绕升起。

如何“反哺” 还很糊涂

双流县住宅用地成交均价2007年为161万元/亩，凤凰村整理出520亩建设用地指标，最后农民按4万元/亩获得拆房和建房补偿

拿到了8000元补偿后，罗维富“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宅基地，变成了耕地。

“如果将来子孙要建房，没有宅基地怎么办？”

“我管不了那么远，最多管到我儿子”，他说。

对于“土地增减挂钩”这类名目复杂的专业术语，罗维富说“不懂”。

他的儿子则听说，“政府拿着我们宅基地的指标去征地，一亩地可以赚100多万”。

“某种意义上，这是利益驱动”，双流县国土局一位负责人坦承，地方政府搞增减挂钩“有积极性”。

根据国土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要求，“增减挂钩”建新地块实行有偿供地所得收益，“要用于项目区内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按照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要求，优先用于支持农村集体发展生产和农民改善生活条件。”

对于“增减挂钩”中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级差收益如何“反哺”，双流县国土局未作透露。“这个账就不要算了，农民知道了会要价更高”，上述国土局负责人说。

公开资料显示，双流县住宅用地成交均价2007年为161万元/亩，2008年为102万元/亩，2009年这个数据则是218万元/亩。其他用地均价也在百万元左右。

凤凰村村支书樊云华介绍，该村“增减挂钩”整理出520亩建设用地指标，减去聚居区住宅用地，净增452亩，国土局按12万元/亩收购净增指标。

樊云华介绍，作为“拆旧地块”，这里农民节省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每亩12万元，其中4万由政府掌握，用来统一组织复垦旧宅基地；另外4万也由政府掌握，用来修聚居区道路、沟渠等公共基础设施；剩余4万用作农民拆房、拆林盘和建房补偿。

按照国土部文件，“增减挂钩”项目区内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建新地块”卖地所得收益承担。

按照双流当地文件，农民安置小区内的拆迁安置户安装使用水、电、气、光纤、通讯等，全部由安置户缴纳费用后进行安装。

“政府要搞新农村建设，我们都支持。但现在大家普遍欠债‘上楼’，如果补偿标准能高点就好了”，凤凰村村民吴继良说。

双流县国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批挂钩试点的补偿标准是按照2001年当地政府的补偿文件制定的，平房是260元/平方米，瓦房是125元/平方米，“确实有点低”，但现在该县“已经迅速提高了标准”。从2009年5月以后，按照新征地标准补偿“增减挂钩”项目的搬迁户，平房是每平方米达到500多元。

说到“反哺”农民，村干部和国土部门相关人员，说不清具体怎么反哺了。金沙红石社区主任王章林说，村里600万修的公共设施，没有土地级差收益投入的钱。

在凤凰村农妇杜明华看来，政府开通的“一元钱公交车”还不错。双流县所有乡镇都通达了这种“一元钱”公交车。杜明华搬到聚居点后，需要坐公交车去种地，“来回只要两块钱就够了”。

脱离土地 变身“工人”

双流县彭镇党委书记说，农民聚居后要“有事做，有钱赚”，否则就会无事生非，政府就有维稳压力

有的农民坐公交车去种地，而有的则干脆不种了。

黄甲镇八角村农民陈彬说，搬到聚居区后，种地不方便，农家肥也没了，病虫害也不能及时掌握，目前搬迁户家的土地普遍减产。而且没有地方晾晒粮食，也没地方存放。

八角村村支书廖付琼坦承，该村宅基地拆并后，一些搬到聚居区的农民抛荒了土地。

“农民经济状况如果达不到一定水平，集中起来居住，我们担心有危险”，双流县彭镇党委书记牧野说，如果农民聚在一起没事干，就会“无事生非，聚众闹事”，政府就有维稳压力。他称，镇上目前就有小区农民拒交物管费。

在牧野看来，农民聚居后，不仅要实现房屋的安居，更要使农民“有事做，有钱赚”。

他介绍，该镇在试点“增减挂钩”中，为了解决农民“上楼”后种地不便，采取招商引资方式，集中流转农民的土地，让这些“上楼”农民干脆脱离土地。

牧野把这形容为“农民”变身“农业工人”。

双流县开展的“增减挂钩”试点，以结合“三个集中”的特色而被广为宣传。双流县国土局副局长刘殳介绍，“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

该县的思路是，农民通过宅基地拆并“上楼”，集中安置在中心村或靠近城镇的交通便利区位，并脱离土地；旧宅基地复垦后，村庄形成较大的整块土地，然后把土地整体流转给外来的老板或本地有能力规模经营的业主，农民收取租金或者参股分红；脱离土地的农民再外出打工或者返聘回“农场”中。

牧野介绍，该镇羊坪村集中安置了1140多户，合并流转了5000亩耕地给新疆一老板，建成了四川省最大规模的集生产、观光为一体的葡萄生产基地。

他介绍，葡萄园目前已经挂果了1000多亩，其中800亩富硒葡萄，可以“免洗”吃，最高价卖到130元/斤，亩产值达8万元。

“供不应求，葡萄在园里就被买空了”，牧野说。

羊坪村书记刘兴成介绍，目前该村较有能力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剩下的40、50和60后“弱势劳动力”，主要由葡萄园返聘，月工资1000元左右。

他说，村民如果自己种地，每亩纯收入不到500元。现在出租土地，租金按每亩每年900斤大米的年中市场价折算，收入可达1500元。

牧野还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介绍，该镇还流转了3000多亩土地，建设金湾休闲农区。还流转了3800亩建设银杏观光园。

一个计划流转一万亩的“国际农创总部经济区”正在规划中。

“上楼”农民 期待“乐业”

记者调查发现，“上楼”农民部分依旧种地；大部分维持以前状态，以打零散工为主；很小部分农民利用聚居区做生意

在凤凰村、金沙红石社区等几个挂钩试点明星村，村干部们都在忙着土地流转工作。

金沙红石社区主任王章林介绍，每流转一亩地，村委提成100元管理费。

记者调查中，部分有较稳定打工收入的农民愿意流转土地。而不少农民对他们的土地“被流转”，颇有怨言。

在凤凰村，村民代表王素琼拿出一份数十名村民签名的申诉书，表示他们不同意每年900斤大米/每亩的价格出租土地。

该村一位已经被流转土地的农民表示无奈，“书记说，就你一家不流转，今后种地从空中飞？”

王素琼说，该村农民人均耕地不到1亩，按900斤米价折算，农民每天只有3块钱生活费，“现在一斤莴苣要两块多钱，我们地都被租了，还怎么生活？”

还有村民担心“租地是个幌子”，自己的耕地可能会被毁掉，建成厂房。

记者在多个村看到，有的耕地被出租后，大门口种菜，后面建成了培训学校；有的“农家乐”里面修了一间巨大厂房，机器轰鸣。

村民担心，这些耕地已经被水泥化了，“将来老板一走了之，我们还怎么种粮？”

金沙红石社区主任王章林称，双流县最初允许老板在流转地上建不超过8%的房屋。一些老板打擦边球，名义上是流转土地种菜植树，实际建厂房，后来标准缩减到3%。今年开始，不允许建房了。

记者在双流多个增减挂钩聚居点调查发现，“上楼”农民部分依旧种地；大部分农民还是维持以前的状态，以打零散工为主；很小部分农民利用聚居区做生意谋生。其中以茶馆、饭馆和杂货店为主。

凤凰村46岁的吴继春返聘到村里的果园打工，“上厕所也要打报告”，让他不习惯。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他的房屋和承包地，如今流转20年。

吴继春说，建房借了6万多，现在只还了1万。他在果园挖地锄草，每天25元左右工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完债”。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了，可住在羊圈的八角村农民张良福，仍然没有回家住的打算。

羊坪村的李国成，最近把房子出租了一部分给别人生产沙发垫子，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2006年时妻子不同意参加“增减挂钩”，和他闹翻了，丢下女儿和他，去了云南。

李国成找到记者，“你们帮我报道报道，让我老婆回家吧”，他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