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在拆迁当中应尽快建立集体决策机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6:08:52
在北京南三环和南四环之间一条联络线的马路中央，伫立着一排平房，一直无法拆迁。七年来，业主要价越来越高，每天的车流人流到这里堵得一塌糊涂。这一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该强制拆除。反对强拆的人多数都认为，分散决策，自愿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唯一路径。也就是说，每个人在既定的范围内要求自己最大的利益，最终一定会形成整体的效率最大化。相反，如果政府以公共利益做幌子，侵害契约自由和公民的财产权，最终，必定会妨碍整个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任何强制拆除都没有正当性。但问题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授权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拥有“政府征用权”呢？如果强制征用必然伤害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这样的规定不是恶法吗？其实，如果分散决策，自愿交易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就不会有国家和政府，因为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强制性的税收。但我们一般的理性都认为，有国家要强过没有国家。但这个道理还需要在经济学上详细论述。
我们还是先看一个故事吧！
不久前，智利的铜矿发生矿难，33名矿工被压埋在井下与世隔绝。幸好他们在避难所里发现了几瓶三文鱼罐头，在首领乌尔苏亚的提议下，全体矿工通过投票制定了一个规则，每人每天吃两勺。为了保证公平，他们甚至规定，在每个人拿到分配的份额之前，任何人都不可以开口先吃。正是这样的规定，才保证了33名矿工熬过了最初的17天。
如果他们当初把罐头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吃会怎么样？有可能每个人也会仔细盘算自己的食物，每天尽量维持一个最低的热量。但也有可能，有的人抵挡不住诱惑，在几天里就吃完了所有的食物。然后呢？或许会去抢夺别人的食物，或者饿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下，集体决策比分散决策的结果更好。
有人一定会说，这个例子太极端，那我们再讲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几年前，北京的酒仙桥地区进行危改，当地政府在危改户中通过票选征询民意，投票的结果有三分之二的业主愿意拆迁，但有三分之一的业主反对。当时的媒体一边倒地质问，私有产权的交易与否怎可通过票选由别人来决定？但我想问的是，假定这些房子的确都已经成了危房，继续居住，整栋楼业主的生命安全都将受到威胁，由于少数人不同意拆迁，是不是符合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如果房子最终真的倒了，这些反对拆迁的业主的利益就真得到了维护？这样的局面，真的就实现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
其实，现实中分散决策，自愿交易失效的例子还有很多。有的时候是由于产权无法清晰划定，比如社区里物业服务，由于公共区域的产权是共有的，分散交易往往会导致公地悲剧。有的时候是由于交易成本过高，比如安保服务，每个人单独购买不如大家一起纳税雇佣警察。还有一个原因，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己福利最大化的个体。但现实当中，这未见得就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以及所有时刻的假设。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有些人为什么会自杀。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分散决策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实现整体福利的提升，但在某些领域却存在例外。在这些领域，就需要引入集体决策机制。
既然有集体决策，就必然涉及到多数人决定的程序，在特定的情境下，获得特定多数同意的决策，必定有少数人不情愿。甚至，少数人的利益很可能就被“牺牲”，比如你买了房子，但很少在社区里居住，这个时侯，大家集体购买的社区服务，你可能就没有享受到。但社区里公共服务，会使大家的房产保值增值，即便你没有享受到具体的服务，也在房屋的总体价值上获得了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整个社区整体利益的提升，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决定，私有产权就得做适当的退让。
再说回文章开篇的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把整个北京市的市民看做是一个共同体，合理的道路交通的建设，一定会提升全体市民的通行效率和福利水平。如果每个人都不愿意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导致无法修建道路，最终整体的福利水平一定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给予拆迁户公允补偿后，强拆就有充分的经济学理由。
在中国，现实的情况是，政府在拆迁领域更多地扮演积极性的角色，由此导致的不幸事件频繁发生，让许多人担心政府权力的扩张构成对私有产权的侵犯。这种担心的确有道理，在很多的时候这还是不幸的现实。但是，我们并不能通过证明政府行为在经济领域的无效，来论述政府在拆迁领域积极介入的不恰当。这样的逻辑，你说服不了慧昌那样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在现实当中的拆迁纠纷此起彼伏？又为什么每当这类事件发生时，人们常常会不假思索地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我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有些商业开发的拆迁明明适用于分散决策，但政府却强制主导。第二，拆迁过程集体决策机制基本缺位。想想看，为什么现实当中不交物业费常常会受到邻居的指责，但不愿意拆迁的人却常常会赢得人们的同情。除了政府补偿太低的原因之外，还因为物业费是经过社区业主大会集体决策的，而现在的拆迁却常常都是分散决策。没有集体决策，人们很难对拆迁构建一个整体效率的观念，也很难在内心构建一个共同体的正义观。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要化解拆迁的困局，除了在宏观上需要构建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由司法系统界定什么范围的拆迁应该由政府主导。在微观上则需要尽快建立一个集体决策机制。这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