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和中国的NGO合作伙伴们

http://gongyi.sina.com.cn  2010年11月23日09:40  公益时报

　　微软对于中国本土NGO的了解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公募基金会到草根NGO，微软对于中国本土NGO合作伙伴的条件性选择不仅大大提高了其公益行为的效率，更是充分地将企业自身优势与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相结合，扩大了彼此的公益力量。在中国，微软和中国的NGO们进行了全方位立体的合作：从国际NGO在中国的办事处，到有官方……

　　(本报记者 张木兰 王烨) 微软对于中国本土NGO的了解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公募基金会到草根NGO，微软对于中国本土NGO合作伙伴的条件性选择不仅大大提高了其公益行为的效率，更是充分地将企业自身优势与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相结合，扩大了彼此的公益力量。

　　在中国，微软和中国的NGO们进行了全方位立体的合作：从国际NGO在中国的办事处，到有官方背景的大型基金会；从相对成熟的NGO，到草根NGO……“最重要的是经过所有这些合作，能够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效果。”

　　大灾大难来临时，它将红十字会作为首要捐赠对象，因为“红会的赈灾体系有着比较长的历史和比较广的网络，能较快较便捷地完成善款抵达”，“合作伙伴一定要选择在需求领域有所专注和擅长的”；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在甘肃，它选择在当地有小额信贷项目的富平学校合作，在陕西，它选择总部在西安的国际计划合作……“不同的项目执行地域，要依据不同NGO组织的地域特点来选择执行能力更强的机构”；志愿者服务，它推荐草根NGO，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下称红丹丹)的“为盲人讲电影”项目，这种即有趣又能提供技术支持的项目给员工……

　　在采访过程中，《公益时报》记者发现，微软对于中国本土NGO的了解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公募基金会到草根NGO，微软对于中国本土NGO合作伙伴的条件性选择不仅大大提高了其公益行为的效率，更是充分地将企业自身优势与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相结合，扩大了彼此的公益力量。

　　“起死回生”的红丹丹

　　红丹丹的负责人郑晓洁多次用“起死回生”来形容微软志愿者们的作用。

　　红丹丹是一家为视障人群服务的草根NGO，2003年7月在北京成立。据郑晓洁描述，2006年4月，红丹丹因“帮忙筹款的中间人在国际筹款时做了一些手脚”，导致善款迟迟不能到位，筹划已久的“盲人广播培训”项目暂停，工作经费枯竭。

　　“那是在最背的点儿上”，微软志愿者介入了红丹丹。“那是2006年4月28日”，清楚记得时间的郑晓洁脱口而出。刚从吉林电视台跳槽到微软的白宇(音)在红丹丹2层的阁楼上为几十位盲人讲述了电影《两个人》。

　　“是北京富平学校(下称富平)帮我们牵的线，当时富平已经开始跟微软合作，他们告诉我说微软正在找民间公益组织的项目进行资助或志愿者介入，我就把项目报上去了。”富平成立于2002年，由茅于轼、吴敬琏、柳传志、林毅夫、汤敏、资中筠等社会重量级人士创办，富平旨在通过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和公民社会发展，促进减贫和可持续发展。

　　郑晓洁当时并没有抱多大希望，“筹款事件”让她焦头烂额，虽然员工内部很团结，知道红丹丹是被冤枉的，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和外界交流。“整个国际都在‘封杀’红丹丹，所有的基金会都远离我们，没有人肯为我们提供任何帮助。”

　　有一天，郑晓洁突然发现整个机构里已经没有一台好用的电脑，连录音用的机器也总是出毛病。她开始出门找赞助想换批设备，筋疲力尽奔波一天却毫无收获，回来时，员工告诉她，说微软的人来了，把所有的电脑都修好了，一位志愿者还赞助了一台自己家里的电脑。“毫不夸张，当时是立春，天气还挺冷的，那真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身上唰一下子暖和起来。”郑晓洁依然很激动。

　　2008年1月23日，微软公司为红丹丹提供了15万元的资金用于支持社会视障、听障人士的帮扶教育。此时，为公益界所熟知的“红丹丹起诉BBC”事件刚刚开始，忙于官司的郑晓洁已经负债。“微软是第一家参与为盲人讲电影活动的企业，它在红丹丹最黑暗的时候帮助我们，否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过那道坎儿。”

　　事实上，微软为红丹丹带来的辐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其活动本身。

　　“当时微软有一位员工的女朋友在央视做主持人，这样央视的一些员工就跟着也参与到为盲人讲电影的活动中，后来，崔永元还把微软的志愿者和红丹丹请去录过一期节目，了解这个项目的人就更多了。”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公司事务总监洪军至今还对这段故事津津乐道。

　　除了得到媒体更为广泛的传播外，微软的志愿者行动还让红丹丹得到了更多企业的关注，一些企业开始通过微软与红丹丹建立联系。

　　“这件事情最后促成了两个客观效果，一是红丹丹的压力确实减小了，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企业参与，资源上更丰富了。另一方面，从微软角度来讲，这是大家在共同帮助一件挺难解决的事情，等于微软建立了一个平台，让大家把资源往一个地方加。”总结与红丹丹合作的案例时，洪军认为最关键不在于微软有多少员工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而是微软参与后又辐射带动了多少资源。“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在真正帮助或扶持一个相对弱势的机构或群体时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必须大家一起努力。”

　　一拍即合的选择

　　成功的合作选择都是双向的，作为微软的NGO合作伙伴之一，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微软的合作颇具一拍即合的默契。

　　自从1996年以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在国内的贫困地区实施小额信贷扶贫项目，项目的主要目标人群是那些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而又具备一定生产经营能力的贫困弱势群体和微型创业者。

　　但是后来扶贫基金会发现，国内贫困地区的农民缺乏的不仅仅是发展创收性项目所需的小额启动资金，同时还缺乏一些实用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法律知识以及市场信息等。如果只是给他们提供小额资金支持，他们有可能不知如何选择项目，即使选择了项目也不一定会成功。

　　“于是，我们设计了‘信贷业务+农民培训’的项目模式，在提供小额信贷的同时，为贫困农户提供诸如生产技术、信息技术、法律常识、公共卫生等全方位的支持性服务，提高他们的自立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主管李琦介绍。

　　2004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探索如何通过信息技术支持小额信贷扶贫的发展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而恰恰在2004年6月，微软推出“潜力无限-社区技术培训”项目，招募NGO合作伙伴，为无法充分接触并学习信息技术的个人提供技能培训。

　　“双方开展的项目有相通之处是合作的基础，通过扶贫基金会的合作伙伴沛丰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微软的项目官员取得了联系，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合作意向。”李琦说。沛丰中国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通过支持小额信贷行业和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促进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合作模式上，微软主要提供资金支持，而扶贫基金会负责项目的具体管理和实施。微软提供的支持包括资助项目资金、捐赠电脑、配备相应的办公软件、提供培训教材等。

　　“根据项目申请计划，微软提供的资金支持每年不等。在目前四川的项目合作中，项目期为2年，微软提供的直接资金支持为24万美元，分两年拨付。”

　　双方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很多人因此改变了命运。32岁的王智华家住绵竹市汉旺镇新开村，2008年汶川地震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家园变成废墟，一家人身上仅剩200元现金。重建家园需要钱，赚钱需要一份工作，王智华地震后一直在绵竹四处寻找工作，但是由于没有技术找到的工作都不理想。

　　后来，王智华看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绵竹的小额信贷分支机构在招聘信贷员，她幸运地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但是担任信贷员必须能熟练操作电脑，王智华一点基础都没有。后来，王智华来到了扶贫基金会和微软一起创办的社区学习中心，接受了免费培训。经过刻苦学习，王智华终于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熟练掌握了电脑技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信贷员。 2005年至2006年，扶贫基金会和微软合作开展“社区技术培训”项目，在左权、福安、霞浦社区学习中心共培训了小额信贷工作人员600多人次、贫困农民及社区弱势群体4000多人；2009年1月至2010年9月，双方又在绵竹、什邡、德阳市旌阳区的社区学习中心项目共开展培训300余期，培训小额信贷工作人员、下岗工人、待业青年、农民等弱势群体4376人。

　　在李琦看来，除了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之外，通过与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合作，NGO本身也获得了宝贵的成长经验。

　　“微软的社区技术培训项目有着很好的项目设计理念和非常全面的项目管理方法，因此在微软的指导下，我们能够更加规范地管理和执行项目，提高我们的项目执行能力；社区技术培训项目拥有全球统一的在线报告体系和评估指标，这样就有了一个统一的比较标准，我们中国的项目培训情况可以和微软在其他国家项目进行比较；此外，我们有机会与微软在国内的其他NGO合作伙伴以及与微软全球的合作伙伴交流项目经验，对我们的学习、成长很有帮助。”

　　据李琦介绍，除了社区技术培训，中国扶贫基金会还经常参加微软组织的IT技术培训活动，例如Office2010办公软件的应用，帮助员工提高办公软件的应用水平。此外，微软还为扶贫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软件捐赠支持。

　　“就在这个月的11号，微软公司刚向我们捐赠了近3万美元的软件，支持我们的小额信贷信息管理系统开发，我们的系统是基于微软公司的软件平台开发的。”

　　针对性服务改变外来工命运

　　“与微软合作开展社区技术培训项目的NGO有很多，根据各个NGO所开展项目的特点和服务人群，微软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洪军介绍。

　　53岁的于文佑是北京市什刹海社区的一名退休职工，之前看见孩子用电脑，他都不敢碰，生怕一不小心碰到电脑哪个零件给弄坏了，到时孩子还埋怨自己。现在一提起电脑于文佑的眼睛就发亮，他不但会用WORD打字，用EXCEL绘制表格，做幻灯片，很多年轻人都玩不转的FLASH他也得心应手。孩子都禁不住称赞叹：“爸，你真行，你可有太大变化了，我服您了。”

　　于文佑说，自己的变化多亏了微软和农家女一起搞的社区技术培训。2006年底，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下称农家女)与微软、《蓝铃》杂志社和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在什刹海社区成立了技术学习中心，外来务工人员、贫困农村妇女、农民和城市贫民都可以到中心来学习信息技术。农家女是一个以促进贫困农村妇女脱贫与发展为总目标的扶贫组织。

　　2007年8月，退休在家的于文佑兴冲冲地报了名，先是从零基础的居民基础班学起，于文佑越学越来劲儿，又报了提高班，现在上网搜索资料、OFFICE办公软件都难不倒他，他还给基础班的学生当起了辅导员，每天都过得充实有味儿。

　　除了什刹海社区技术学习中心，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微软合作开展的社区技术培训中心还有小汤山社区技术学习中心。

　　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项目主管苑仲达告诉记者，“两个技术学习中心主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贫困农村妇女、农民和城市贫民提供学习信息技术的机会；根据授课人群的特点，教授的主要是就业、创业、职业发展和融入市场经济方面的课程。”

　　从2006年底到2009年底，该项目已直接培训学员4000余人，绝大部分学员在完成培训课程后均能通过考试并获得证书，而70%以上的学员结业后能运用信息技术去寻找工作或经营小生意。

　　苑仲达介绍，该项目还通过免费向当地居民开放、开发系列培训课程等，使十多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和当地社区居民间接受益。目前，该项目虽然已经圆满结束，但两个社区技术学习中心仍在持续运转。

　　在什刹海社区技术学习中心有三层管理机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蓝铃杂志社和什刹海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在农家女学校有两层管理机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农家女学校。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是两个社区技术学习中心的执行机构，对微软公司负责，为项目筹资，进行监督。蓝铃杂志社是实施项目的机构，负责与什刹海街道服务中心合作制定项目计划，开展项目活动，后者负责社区技术学习中心的日常运行。农家女学校兼有蓝铃杂志社和什刹海街道服务中心两个角色。

　　“三年多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为两个社区技术学习中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同时开展跟踪调查和互动交流。其中，该项目总预算为120多万元人民币，前两年分期付款，后一年为可持续发展期。”苑仲达说。

　　找到可靠的NGO合作伙伴

　　微软与富平的合作几乎涵盖了微软在中国的所有社区公益项目——“社区技术培训项目”、“NGO信息技术建设”、“员工志愿者服务”。

　　“微软与富平的合作更像是搭建了一个平台，把项目做成一个平台性项目，鼓励多方关系，包括NGO与项目执行当地的企业、政府、NGO……多方参与进来，并鼓励NGO在项目执行时的自身成长。”提及2006年开始合作至今取得的效果，北京富平学校项目官员徐亚敏迫不及待地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在北京、四川、甘肃等地建立了11家社区学习中心，直接培训8752名农民工、农民工学员；为来自19个省的65家草根组织提供过IT支持；

　　组织志愿服务12次，员工奉献时间1970小时……

　　“社区技术培训项目目的展开在每个地方的合作伙伴不同，比如在甘肃我们和扶贫办合作，在北京与北京市家政服务协会合作；组织草根组织进行信息技术学习直接让很多组织都和微软有了联系和沟通；志愿者服务曾经介绍微软志愿者到红丹丹为盲人讲电影等等。”徐亚敏说与微软的合作相对于带动机构自身成长外，更主要的是让富平打开了更广阔的公益资源。

　　“打开广阔的公益资源”这一点，也正是微软所在意的。

　　洪军至今记得自己最初在国内寻找公益组织时的茫然。“重点就是两个事，一是找这个圈子里比较了解各个机构特点、长项的人聊天，这就是圈子的特点吧，看起来大，但只要是圈里的人就都特别熟悉，再就是自己主动去参加一些NGO的活动或者聚会。”洪军说，微软社会责任的工作是靠和合作伙伴来做，所以是不是适合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要了解哪些NGO是有公信力并且有实施能力的。”

　　倍能中心组织的NGO组织能力建设培训是洪军参加的第一个活动，他开始了解将要合作的NGO是怎样一个群体。倍能中心是一家为草根NGO能力建设提供资源支持的专业性非营利机构与富平的合作让他对这个圈子的认识速度加快了许多。“企业和企业之间、NGO与NGO之间、企业与NGO之间都会进行信息的传递，富平会在我寻找一个项目时告诉我哪个NGO擅长做这一领域，前一阵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公司要做3000人的志愿者活动，我就把富平介绍给他，这种资讯的传递实际上也是共赢的过程。”

　　“共赢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总结与微软的合作，徐亚敏感触最深的就是微软的“低姿态”：“它不会因为给你提供了资金、软件的支持然后就高高在上，对你的项目指手画脚，而是在工作方式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然后帮助你提升。”

　　“合作就是商量么，双方共同寻找一个靠谱的办法。”洪军笑着说。当然，寻找NGO合作伙伴的过程，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洪军也有烦恼。“对于想做这些事儿的人和企业来讲，最大的问题还在于NGO的数量比较少，这样企业在选择的时候空间就比较小。尤其是社区技术培训项目在2004年最初做的时候这点显得更突出一些，毕竟2004年NGO整体的发展状况和现在相比还有一段距离。寻找合作伙伴就显得特别不容易。总之就是池子还是很浅，也佐证了在中国NGO这个群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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