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第1——3章）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与有色金属息息相关。物质世界的107种元素中，有色金属占了一半以上，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有色金属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它已成为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基础材料，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有色金属所包括的范围，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一九五八年中国将下列64种元素划归有色金属范畴，它们是：铝、镁、钾、钠、钙、锯、钡、铜、铅、锌、锡，钴、镍、锑、汞、镉、铋、金、银、铂、钉、铑、钯、饿、铱、铍、锂、铷、铯、钛、锆、铪、钒、铌、钽、钨、钼、镓、铟、铊、锗、铼、镧、铈、镨、钕、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钪、钇、硅、硼、硒、碲、砷、钍。
从历史上看，铜器早于铁器进入人的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当今世界，从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具到航天、核能。微电子等新技术，都离不开有色金属。在电力工业中，发电机、电动机、输变电等都要用大量的铜、铝金属，目前每装机1万千瓦就需要铜、铝约800吨。在交通工业中，飞机结构材料90%的重量是铝镁合金，火车、汽车、轮船制造业都需要大量的铜、铝、铅、锌和其他有色金属。在冶金工业中，各种合金钢、高温合金、精密合金都不可缺少镍、钴、钨、钼、钛、钒、铌、稀土金属等元素。在机械工业中，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是各类机械制造必需的重要原材料。在通讯工业中，通讯设备、电缆、电线使用大量铜、铝、铅、锌、锡、金、银等有色金属。在电子工业中，铜、铝、锡、金、银、铂族金属、高纯硅、锗、镓、铟、砷、铍、钽、铌等都是主要材料。以集成电路为基础的微电子技术，主要依赖于半导体材料。在航天工业、核工业中，大量使用铝、镁、锆、铪、铍、锂及其他有色金属合金。钛、钨、钽、铌、钼、钒及其合金是火箭、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的重要结构材料。在石油、化工、玻璃、陶瓷、皮革、纺织等工业中，稀土金属已得到广泛使用。在农业上，稀土金属化合物微量肥料在中国已推广使用。总之，有色金属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起着重要作用，有色金属的消费水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有色金属的国家之一。铜冶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商周时代已大量冶铸青铜，创造过灿烂的“青铜时代”文化。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至元、明乃至清初，铜、锡、铅、锌等有色金属的生产和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制度的束缚，近代中国有色金属的生产停滞不前，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新中国建立前夕，有色金属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厂矿有的濒于崩溃的边缘，有的已沦为废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听取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汇报，决定战略大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也多次过问和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问题，作过许多重要决策。这一时期，方毅受国务院委托，负责领导有色金属工业，并着重抓了包头、金川、攀枝花三大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只能生产铜、铅、锌、锡、锑、汞、金、银、铝、镁等有色金属和一些钨砂。新中国成立后，有色金属工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品种不断增加，做到64种有色金属都能生产，为尖端科学和国防现代化提供了新型材料。有色金属产品产量不断提高（以下所有统计数字，均不包括台湾省），10种常用有色金属（铜、铝、铅、锌、镍、锡、锑、汞、镁、钛）产品产量以平均14%的速度递增，从一九四九年的1.33万吨，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的155.77万吨。三十六年中，有色金属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7%（发展情况见图）。
经过开发、建设，当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已具有比较雄厚的科学技术基础。截至一九八五年已取得2000余项科研成果，其中185项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22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发明奖。这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使有色金属工业采、选、冶和加工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在一些方面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在地质工作方面，有了比较系统的成矿理论和新的勘探技术，并应用了数学地质、遥感技术等；岩石力学、计算机已开始用于采矿；铝和钨细粒级重选新设备和新工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铜冶炼开始采用闪速熔炼法，并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的“白银炼铜法”，获得成功；铝冶炼成功地解决了用一水硬铝石铝土矿生产氧化铝工艺问题；生产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的单晶硅，研制了超导材料和用于核工业的多种有色金属材料等等。
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八五年的三十六年中，全国兴建了一大批有色金属矿山和冶炼、加工企业，组建了地质、设计、勘察、施工等基本建设单位和科研、环保、教育、情报等事业单位。有色金属的企事业单位由新中国成立时的几十个发展到945个。其中，生产企业747个，基建、地质勘探等单位73个，科研院所34个，大中专学校22所，形成了较完整的有色金属工业体系。现在，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有色金属工业，并拥有120多万人的职工队伍，其中专门人才16万人，包括工程技术人员11万人。
三十六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虽然较快，但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比较，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政府一再强调要加快发展有色金属工业，并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中国有较为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有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三十六年的经验和一支较强的骨干队伍。可以预计，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一步振兴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是大有希望的。《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一书，即阐述截至一九八五年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史实。
大约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已掌握了制造陶器的技术。考古发掘证明，在几个地方同时出现了新石器时代富有特色的彩陶文化。中国古代制陶技术具有几个特点：一是陶窑设计合理，二是烧成温度高，三是能控制氧化或还原气氛。制陶技术的高度发展，为金属冶炼准备了条件。
在本世纪前期，中国出土了大量晚商青铜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75公斤，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古代青铜器。又如四羊尊，造型十分优美。全国解放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出土了大量早商及商代以前的青铜器。一九七八年在甘肃东乡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小刀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青铜器物，该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距今四千七百年。小刀是铸造的，含锡量为6—10%，这说明当时在配制青铜及模铸技术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近年在夏代古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作了发掘，证明夏代确已进入了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工具、炼炉残壁、铸范等，还出土了铜镞。这表明冶铸业已经确立，能提供大量的金属用来铸造消耗量大的矢镞。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包括礼器、兵器、武器、工具、车马器等，其特点是品种多、数量大、铸造精致、器形雄伟、成分配比合理。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锡的开采和提取是冶金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很多地区，包括中原和北方，都是有锡的。据记载，二千七百年前南方的锡已经输入中原地区。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延续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在这一时期，除铜和锡外，已陆续掌握了金、铅、银、汞、铁的冶炼方法。这些金属的开发和利用，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
有色金属的产量，早期无统计数字，从唐代开始有了零星的记载。公元九世纪上半叶，铜的年产量约130—330吨，锡约25吨，银约5吨。宋代有一段时间大量开采金属，产量很高，尤其在王安石变法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矿业发展的措施，促使金属产量迅速增加。在元丰元年（公元一○七八年），铜的产量达到7300吨，锡1160吨，铅4600吨，银6.7吨，汞1.7吨，金335公斤。锌产量的记载较晚，到清代才有，乾隆时（公元一七三六到一七九五年）年产量为3400吨。(注：古代金属产量以“斤”为单位。为便于计算，引用时均以2000斤为1吨进行折合，实际上古代的“斤”超过500克。)从上面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有色金属的生产规模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四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金属制造领域内遥遥领先。清代中期以后情况才起了变化，冶金业开始衰落了。
中国古代在有色金属领域有过许多惊人的成就和杰出的创造：
（一）先进的找矿方法。
中国目前探明的铜、铅、锌等矿山，大部分都是古代开采过的。最初是从矿物的露头着手开采的，后来经验积累多了，逐渐摸索了矿物赋存的规律。例如在《管子·地数》篇中就记载有“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找矿经验。
（二）铜的冶炼技术。
一九七三年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发现了古代宏伟的采矿、炼铜遗址，整个矿区井巷密布。经碳—14测定，坑采开始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延续到西汉，共一千多年。坑采以前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露采，现已发现露天采场7个，地下采区18个，老窿约100万立方米，竖井252条，井巷总长达8000余米。战国、西汉时采用框架支护法开采。地表遗留的古代炉渣有50—60万吨，估计产出的铜量不少于8—12万吨。还出土各类工具上千件，以及木炭、冶炼辅助原料、照明器具、生活用具、兵器等等。
炼铜残炉已发掘了十余座，时代为春秋或更早一些，炉膛面积约0.2平方米，炉高约1.5米，具有现代鼓风炉的式样。炉渣呈片状，表面光滑，说明炉温高，流动性好。渣含铜平均为0.7%，且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渣，成分相当近似。这说明当时已掌握了配渣技术，能针对不同的矿石添加不同的熔剂。除铜绿山外，其他矿山也留下了许多古矿井、采矿工具、炉渣等等。这些遗物为研究古代采冶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湿法炼铜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著作《山海经》中就有矿山流出“酸水”的记载。铁能置换胆矾溶液中的铜这一现象在西汉《淮南万毕术》中已有记载，唐末可能已用于生产，到北宋时产量相当可观。据记载，“大观（公元一一○七到一一一○年）中，岁收铜乃六百六十余万斤，内胆铜一百余万斤”，即胆铜已占总铜量的15%以上。
欧洲最早采用湿法炼铜的是一七五二年西班牙的里奥廷托矿，要比中国晚七、八百年。
（三）合金配制。
青铜器冶铸技术发展到春秋时期，已经有了两千年的悠久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一个飞跃。当时的著作《考工记》提出了配制不同青铜器的6种铜锡比例，称为“六齐”规则。这是世界上最早论述合金成分的著作，是把所有青铜器归纳成6大类，每类的含锡量依次递增，使合金的机械性能和色泽发生变化，以适合不同的用途。近年检验了600多件古代青铜器，成分都很合理。古代没有分析手段，却能将青铜器的成分掌握得如此准确，更使人感到惊奇。
（四）铸造技术。
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技术在世界铸造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存的司母戊大鼎、四羊尊、越王勾践剑、随县尊盘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器物。
大型铸件代表着冶铸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现存的著名大铸件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佛，系隋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铸成，后毁。于宋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重铸，高22米，重约50吨；北京永乐大钟，铸于明永乐十八年前后（公元一四一八到一四二二年），高近7米，重约46吨，钟体内外铸有经文22万余字，字迹十分清晰；武当山金殿，建于明永乐十四年（公元一四一六年），为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高5.5米，宽5.8米，进深4.2米，全部用铜构件榫卯装配而成，除正面门扇外，构件表面均鎏金；类似的铜建筑物还有北京万寿山铜殿、五台山铜殿、昆明铜殿等。
陶范铸造是中国的传统技术，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到了春秋晚期，更成功地采用了失蜡法，使铸造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铸出了十分精密的青铜器件。如河南淅川春秋晚期楚墓中出土的铜禁、铜盏等器件就是失蜡法铸造的。随县墓出土的尊、盘是两千四百年前铸造的器物，花纹非常精密、复杂。尊的颈部镂空附饰，就由19种变体蟠龙纹组成，有12种花纹单元，再按一定的排列和层次，汇成一个华丽繁复的花环，造成玲珑剔透而节奏分明的艺术效果。
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采用叠铸技术，叠铸是将多件铸范逐层叠装，由共同的浇口浇注，一次可得众多铸件，适用于小型器件的成批生产。这一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工效，并节省了生产成本。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中曾出土铸范实物。战国时齐国用这种技术成批铸造刀币，汉代更广泛地用于钱币、车马器、权的铸造。西汉王莽铸钱范每套有23层，每层8枚，一次就可铸得铜币184枚。
中国古铜镜的质量著称于世，在铸造技术上有着十分特殊的成就。殷代开始有铜镜，战国时使用已较普遍，技术上也已成熟。汉代铜镜精工细作，是该时期青铜器的代表物品。汉代出现了奇特的“透光镜”。所谓“透光”是指将光束投射于镜面时，所成映象能清晰地显现镜背的纹饰和文字。从汉代到唐代，曾生产了许多透光镜。
中国古代把钟列为众乐之首，在制作方面极为讲究，荟萃着当时工艺技巧的精华。据初步统计，已出土了西周到战国的编钟40多组。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目前最大的，它由八组65枚钟组成，分3层排列，全套编钟重2.5吨，钟呈合瓦形，这是中国独有的形式。这种钟对声振动起着制约作用，衰减较快，因此可以成组编列。每个钟都有两个固定的敲击部位，可产生两种不同的振动模式，从而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这是中国古代的独创。钟上有错金铭文，共2800余字，标记音名和乐律。整个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能演奏各种中西乐曲，音色优美动听。
这套编钟系采用组合陶范铸成的，可能采用了延时脱范、缓慢冷却等办法，使金属的组织均匀化，减少残余应力，从而使音质优美和音频稳定。钟铸成后再在钟腔的特定部位稍加磨锉，即可调到所需的音频。
（五）青铜器表面处理技术。
某些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出土时仍完整如新，这是个奇迹，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出土了越王勾践的宝剑，剑身呈金黄色，上面布满黑色菱形格子花纹，毫无锈蚀，相当锋利。剑全长55.6厘米，上有铭文。剑是经过表面处理的，处理后的防锈蚀性能如此之好，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处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一九七四年陕西省临潼县世界闻名的秦始皇陶俑坑，出土了三把青铜剑。整体乌亮，仅有很小的几个锈点，刃部极为锋利。同时出土的还有很多青铜镞，有的镞表面呈黑色，光洁如新。经鉴定，表面系致密的含铬氧化层，厚度约10微米，平均含铬量约为2%。该层的防腐蚀能力很强，可耐酸、碱的腐蚀。青铜剑经检验，表面层也含有一定量的铬。
（六）白铜的冶炼。
白铜的出现，是古代冶金的杰出成就之一。最早开始生产的年代还不清楚，东汉时已有记载。明代时，云南炼制镍白铜的技术已经成熟。清代前期冶炼规模相当大，并向欧洲出口。白铜外表似银，不易锈蚀，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种铜除了中国，可能任何地方都没有。
除镍白铜外，古代还生产砷白铜，外观也似银，采用含砷矿物加入铜中冶炼而成。晋代葛洪《抱朴子·黄白篇》中载有用雄黄和石胆还原成铜砷合金的方法，这是炼制砷白铜的最早记载。
（七）锌的冶炼。
中国是最早发明炼锌的国家。从现有资料看，至迟在十世纪的五代就已能冶炼。贵州赫章志上即有该县妈姑地区在五代后汉高祖天福年间（公元九四七年）开始炼锌的记载。
关于炼锌方法的记载较晚。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一简单叙述，指出系用炉甘石作原料，用坩埚冶炼，书中附有图。
明、清时锌主要用于配制黄铜，供铸钱及制造各种器皿用。据记载，明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八年）铸造宣德鼎彝，用铜31680斤，锌13600斤，还配加了一些金、银等金属。生产的“宣德炉”五光十色，是驰名中外的珍贵文物。清代贵州是锌的主要产地，仅福集、莲花两厂在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七八八年）即产锌600万斤。
中国约自十七世纪初开始大量出口锌至欧洲。一七四五年从广州装运锌锭的一艘船在瑞典哥德堡触礁沉没。一八七二年被打捞起一部分锌锭。经分析，品位为98.99%，按当时条件衡量，冶炼水平是相当高的。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劳逊博士来中国考察、学习炼锌技术。一七三八年英国建立了炼锌厂，开始了欧洲炼锌的历史。
四千年前，中国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青铜文化，这不是偶然的，除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外，生产技术的正确起了决定作用。中国古代重视高温技术，到了商代，炼铜炉炉温高达1200—1300℃。高温技术的掌握，为顺利冶炼铜、锡、铅等金属，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出现了很多新工艺、新技术，创造了象鎏金工艺、胆水炼铜、表面处理、蒸馏法炼锌等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还出现了“六齐”规则、《浸铜要略》，这是世界上最早论述合金配比、湿法冶金等方面的技术文献。
中国古代冶金业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不仅技术先进，产量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这种传统的冶金工艺未能向现代的冶金技术转化。从清代中期起情况起了变化，逐渐地由先进变为落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受封建制度的束缚，闭关自守，商品经济很难发展，封建极权统治的强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社会进步的阻滞，使冶金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放慢了速度，甚至处于停顿状态。中国史籍上常常有封闭金属矿山的记载，有时禁止百姓开采。所以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冶金业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
正当中国处于停滞不前的时候，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代，其特点是起点低、发展快，是开始飞跃发展前的准备阶段。到十八世纪，欧洲由于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在钢铁冶炼技术上发生了重大突破，产量迅速增长，在有色金属方面，技术上进展也很快，产量有所增长。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盛世，历时凡一百三十四年（公元一六六一到一七九五年），自封天朝大国，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西方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茫无所知，更谈不上采取措施迎头赶上。
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是无法同大机器生产方式相抗衡的。在帝国主义军事和经济侵略下，中国传统的冶金工业随之衰落，濒于破产和失传，完全失去了向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技术转变的可能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帝国主义相继侵略，争夺资源，倾销商品，使中国传统的冶金业衰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识之士纷纷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向工业先进国家学习，引进设备和技术，并调查资源，开矿设厂。这段时间内，中国吸收西方技术，在建立近代冶金工业方面迈开了一大步。
光绪年间（公元一八七五至一九○八年）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收归官办，建成大型矿山及重力选矿厂，年产铅砂和锌砂合计达万吨以上，以后又增至3万余吨，居远东首位。在建矿同时还创办长沙黑铅厂，用新式鼓风炉熔炼粗铅，再用反射炉精炼纯铅。又办常宁松柏炼锌厂，开始采用硫化锌矿焙烧、蒸馏的方法炼锌。
钨矿是本世纪初发现的，以江西西华山钨矿为最早，以后又在江西其他地区以及湖南、广东等省发现了许多矿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需钨量激增，大量开采出口，一九一八年钨砂产量突破万吨，跃居世界第一。
锑矿是光绪年间在湖南锡矿山开始开采并设厂冶炼的。锑是军火工业的重要原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需要量也大幅度增加，当时曾达到年产锑量2万多吨，居世界首位。
锡的主要产地是云南，其次是广西、广东、湖南。云南个旧锡矿在上世纪中叶已著称于世。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翌年个旧锡产量达1300余吨，以后逐年上升，一九三九年突破1万吨。
但是这些金属的生产一直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榨，因为产品主要依赖出口，而价格和出口量全由帝国主义操纵；有的是将矿砂出口（如钨砂、铅砂、锌砂），又返销金属，在经济上遭到严重的剥削。
铜是最重要的有色金属，清代以云南东川铜矿的产量最大，在公元一七二六年至一八五八年这一百多年间，年产量保持在6000吨上下。但由于官绅的残酷压榨，引起劳动者的反抗，从一八五八年以后，该矿一蹶不振，产量大幅度下降。
民国初年，执行孙中山倡导的“实业计划”，采取了一些促进矿业发展的措施，如将矿权收归国有、减轻矿税、保护矿工、调查矿产资源、编制矿业发展计划、颁布矿业条例等等。由于采取这些积极措施，矿业逐渐兴旺起来，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有色金属及矿砂的产量为：金108630两，银28200两，铜1343吨，铅1441吨，锌1360吨，锡8160吨，汞314吨，锑10400吨，生锑16100吨，铅砂9684吨，锌砂27242吨，钨砂2000吨，钼砂2吨。但是随即发生了军阀割据，陷入混乱局面达十多年，矿业遭到极大摧残。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矿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很多矿山和工厂被迫先后停产。抗战期间，只有西南地区的重庆冶炼厂、昆明冶炼厂、云南锡业公司及一些土法开采的小矿山维持生产。
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资源委员会曾组织矿冶专家对矿业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设置矿冶研究室，派人到国外学习，加强人才培养。一批有识之士，试图发展有色金属工业，但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有色金属厂矿濒于瘫痪。
在东北地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大量开采有色金属矿山，建设了一批厂矿，如华铜、芙蓉、石嘴子、清源等铜矿，青城子、岫岩、桓仁等铅锌矿，杨家杖子钼矿，还建立了“奉天金矿制炼所”，提取金、银、铜、铅；又筹办葫芦岛制作所，采用竖罐炼锌，试车失败后，只生产硫酸；此外，建设了抚顺铝厂、营口镁厂。日本投降时，这些矿山和工厂遭到破坏，有的陷于瘫痪，有的沦为废墟。有色金属的加工业更为薄弱。当时仅在上海地区有几家规模很小的私营铜铝加工厂，制造日用器物。
总之，在解放前夕，有色金属工业已奄奄一息，陷于崩溃的边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经历了全面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定基础、三年“大跃进”和“大跃进”后的调整、“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振兴发展等五个阶段，到一九八五年已经建成具有一定规模、布局较为合理、品种比较齐全、门类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从新中国建立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是有色金属工业全面恢复时期。这一时期，人民政府接管了旧中国遗留下来残破不堪的有色金属厂矿。在资金、设备、材料、技术力量极端缺乏的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很快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并培养了一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干部和技术队伍，在各主要有色金属产区建立了初步的生产管理机构，为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的实施准备了条件。
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工作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一九四六年，在黑龙江省解放区就恢复了乌拉嘎、鸵腰子、漠河等处的黄金生产，并分别设立金矿局。一九四七年夏，吉林省成立夹皮沟金矿局。随之，东北金矿局于当年秋在哈尔滨成立。一九四八年东北全境解放，又成立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李华任局长，叶和玉任金矿局局长。一九五○年两局合并，李任局长，叶任第一副局长。在有色金属管理局的统一组织下，领导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走遍了东北地区的有色金属矿山和工厂，配备技术力量，制订生产操作规程，实行定额管理，先后恢复了夹皮沟、老牛沟等金矿，石嘴子、华铜等铜矿，青城子、天宝山等铅锌矿，杨家杖子钼矿、沈阳冶炼厂、葫芦岛锌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沈阳选矿药剂厂等厂矿的生产。其中，吉林夹皮沟金矿、辽宁沈阳冶炼厂和葫芦岛锌厂的恢复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东北有色金属工业恢复时期的特点。
一九四七年，刚刚接管的夹皮沟金矿，矿井被水淹，矿工们处于断粮的地步。新派到该矿领导恢复工作的孙鸿儒、苑子纪、洪戈等带领全矿干部和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夜以继日地修复设备、排水清道、架设电线，制订矿山生产制度，培养了一批干部，仅用半年多时间就把死矿变活。一九四八年恢复生产，当年拿出黄金1万两，第二年提高到22500两，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最高年产量。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冶炼厂回到人民的怀抱，恢复工作随之开展。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该厂后，经过整顿，一九四九年一月升火开炉。一九四九年秋，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派孙鸿儒到厂工作，加强领导力量，并坚持把恢复与改造结合起来，对一些老设备、老工艺流程进行改造。同时，加强生产组织，制定岗位责任制，在恢复中建立起一套生产管理制度，很快使该厂走上正常生产的轨道。这个厂的锌车间是日本侵占时期的一个湿法炼锌试验厂，日本投降前并未得出结果，机械设备大半腐蚀损坏。经过改造、修理和试验，一九五一年产出锌锭，并逐步增加了产量。为了满足当时选矿厂生产的迫切需要，一九四九年七月，沈阳冶炼厂选矿药剂车间经过夜以继日的多次试验，用半个多月时间，试制出液体黄药，解决了选矿生产的燃眉之急。一九五○年夏，又试制成功固体黄药和黑药。
辽宁葫芦岛锌厂的竖罐炼锌设施，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从美国购买设备建设起来的，投产后只生产了85吨锌，不久罐体从上到下严重破裂。接收该厂时，原日籍厂长和专家断言恢复不起来，即便恢复了也不能生产。一九四九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吕东副部长带领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的干部进行现场考察，紧紧依靠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找出了该厂竖罐炼锌的技术症结，研究制订了对策和措施，提出了恢复生产方案，取得了试生产的成功。接着自力更生建设了3座新竖罐，正式投入了生产。一九五○年十月一日炼出了第一炉金属锌，宣告了中国竖罐炼锌的成功，使葫芦岛锌厂扩大了生产。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工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从部队和地方转来的人员，工人中大多数也是刚从农村招来的新工人。这支队伍政治素质较好，有艰苦创业精神，革命干劲足，上进心强。但是，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学会做经济工作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以顽强的毅力学文化、学业务、学技术、学管理，在恢复生产中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掌握技术，增长才干，尽快变外行为内行。有不少干部成为有色金属工业的行家里手，有的后来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工人群众也很快掌握了本岗位的生产技术和技能。在这期间，东北有色金属工业仅有少量技术人员，但对恢复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了尽快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从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招收了一批高、初中毕业的青年学生，组织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在夹皮沟金矿、青城子铅锌矿等地以现场作课堂，连续办了几期训练班，培养出几百名地质、采矿、选矿和化学分析专业技术人员，对后来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东北解放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王首道、陈郁、王鹤寿和吕东等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十分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科学管理，重视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亲自拟定建设方针、政策和建设方案，开展了创新记录、质量检查和安全生产等一系列工作，制订了企业管理制度，实行厂（矿）长负责制；建立起技术、计划、安全、调度等机构，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指挥系统，使技术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全国恢复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提供了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设立有色金属管理局，任命王逸群为局长。为了加快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同时在中南地区成立了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王盛荣兼任局长，总局下设江西、湖南、广西、广东4个分局；在西南地区成立了西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郭超任局长，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由于有了比较系统的组织领导，就为组织起一支建设和生产技术队伍创造了前提；加之，当时面临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急需大量有色金属，某些有色金属产品又是重要出口物资，这就大大加快了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恢复和发展的步伐。
在华东地区恢复和建设了铜官山铜矿和上海冶炼厂。一九四九年铜陵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接管了铜官山铜矿，一方面加紧矿井、选矿厂、电厂、港口的续建工作，加强勘探，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建设年产2000吨粗铜的冶炼厂。经过艰苦工作，一九五二年矿山建成，翌年冶炼厂投产。这是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第一座冶炼厂，所产粗铜送上海冶炼厂精炼。之后铜官山铜矿逐步发展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铜生产基地。
在中南地区恢复了江西、广东、湖南各钨矿。一九四九年赣南解放后，整顿了民窿（江西、广东、湖南等地区称民办矿山为民窿）。当时赣南钨矿多属民办，65%的钨矿掌握在矿商手中。恢复时采取了“面向民窿，以民窿为主，相应发展国营”的方针。一九五○年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同年，在大吉山钨矿筹建一座机械化选矿厂，一九五三年建成投产，并开始从生产关系上、体制上和技术上对旧矿山进行改造。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后，中南军政委员会接管了水口山矿务局及所属厂矿，一九五二年恢复生产；又接管了锡矿山工程处，成立了锡矿山矿务局。在广西接管了平桂矿务局。矿区当年全面恢复生产。到一九五二年，锡矿山矿务局产锑近7000吨，平桂矿务局产锡超过2500吨。
一九四九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接管了重庆冶炼厂和昆明冶炼厂，迅速恢复了生产。一九五○年元月接管了云南锡业公司，采矿、选矿、冶炼都陆续恢复了生产，并开始新建大屯选矿厂。
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一九五○年十二月，中苏双方组成了新疆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阿尔泰管理开发处，白承铭担任公司中方经理，开始了新疆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石的开采，至一九五五年该矿全部移交中国，改名为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务局。
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全国有色金属大小矿山和工厂都先后恢复了生产。当年生产的8种有色金属达7.4万吨，是一九四九年1.33吨的5.5倍，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2.3倍，钨、锑、锡等有色金属的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出口创汇额的31%，此外还生产了黄金3925公斤。有色金属工业在恢复中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创造和总结了自己的管理方法，改善了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中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到一九五二年底胜利实现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一九五三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五”计划时期。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有色金属工业在王鹤寿、吕东、高扬文、李华等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由全面恢复转入大规模开发建设。在“一五”计划期间，改造和扩建了一批老企业，新建了一大批有色金属骨干企业和事业单位，使新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谱写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
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对“一五”计划期间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方针，并确定冶金、燃料、机械、电力等工业为“一五”计划时期重点发展行业，同时，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决定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基本建设工程为“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在这些重点建设项目中，属于有色金属工业的有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炭素厂、洛阳铜加工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江西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3个钨矿、云南锡业公司、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等13个。后来，由于资源、建设方案等方面的原因，有3项未能实现。一九五三年国家还及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铜、铝等常用有色金属和能换取外汇的钨、锡、钼、锑、汞等产品，进一步明确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重点。
为了迎接“一五”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色金属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早在恢复时期就为新的有色金属企业的建设，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如山东铝厂、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炭素厂、株洲硬质合金厂以及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等钨矿，都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进行了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研究，还有东川、易门、铜陵、白银、寿王坟、中条山等铜矿，山东、河南等地的铝土矿也开始进行地质调查或勘探。同时对设计以及发备、材料、资金、建设队伍进行了安排。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一五”计划的胜利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撤销了各大行政区的工业部，把干部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中央各工业部门。调到重工业部的省、地、县3级干部达8700多名。一九五二年撤销东北人民政府，王鹤寿调任重工业部部长，吕东、赖际发任副部长。在重工业部内成立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4个工业管理局。高扬文任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局长，李华、王逸群、孙鸿儒等任副局长。有色金属的重要工厂、矿山和工作部门都增添了一批新的领导力量。
在实施“一五”计划的整个过程中，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注。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等详细听取了有色金属矿山开采、选矿、冶炼情况的汇报，对有色金属工业的工作作了肯定和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原有的有色金属厂矿加快了改造、扩建的步伐，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一大批新建的有色金属骨干企业拔地而起，整个有色金属工业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中国的新兴产业——铝工业建立起来了。中国铝土矿资源十分丰富，然而旧中国几乎没有铝工业。解放后，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飞机制造和电力工业的发展，急需大量轻金属材料，国家十分重视铝工业的开发和建设。早在三年恢复时期，山东铝厂就开始进行建设准备工作。为了解决用一水硬铝石铝土矿生产氧化铝的生产工艺技术问题，组织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碱石灰烧结工艺，取得了成功，为充分利用丰富的铝土矿资源开辟了道路。按照这一新的生产工艺，山东铅厂一九五四年建成了年产3.5万吨氧化铝的生产系统，并与当时相继建成的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炭素厂配套成龙，形成了铝工业的完整体系。
铜工业在改造、扩建和新基地建设中发展迅速。“一五”计划时期铜工业主要是改造、扩建沈阳冶炼厂、铜陵冶炼厂和上海冶炼厂等。这些企业的生产工艺经过改造，采用了一些新的、较为先进的设备，扩建了一些新的生产系统，使铜冶炼生产能力由恢复时期的2.95万吨增到7.03万吨。原料的来源，除了依靠已经恢复生产的石嘴子、华铜、铜官山等矿山外，寿王坟、易门铜矿等也相继建成投产，为炼铜增加了原料。另外，回收废杂铜也是当时铜冶炼的一个重要原料来源。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这一时期开工建设的，它是采矿、选矿、冶炼和副产硫精矿、硫酸的大型铜生产联合企业，设计年产电铜3万吨、硫酸15万吨、硫精矿140万吨。一九五六年，该公司露天矿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成功地使用了大规模抛掷和松动爆破技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矿山开采的第一次大爆破。一九五九年矿山正式投产。选矿、冶炼系统经过两年高速度、高质量的建设，也分别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正式投产。一九六六年突破设计水平，对中国铜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铜冶炼生产改造和开发的同时，铜加工生产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苏家屯铜加工厂和上海几家铜加工厂、电线厂，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和设备更新。洛阳铜加工厂于一九五六年开工建设。这个生产管、板、带、丝、棒等铜材和合金产品的现代化铜加工厂的建设，把中国铜加工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铅锌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铅锌工业，主要是通过改造、扩建和上新项目提高了生产能力，扩大了生产规模。沈阳冶炼厂通过技术改造，铅的生产能力由1.5万吨扩大到3万吨，锌生产能力由3000吨扩大到7000吨。葫芦岛锌厂通过扩建，炼锌能力由一九五二年的2300吨提高到1万吨。一九五五年昆明冶炼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成为西南地区铅精炼的主要生产企业。贵州赫章、云南会泽两个铅锌矿，结合生产进行科学实验，找出了处理氧化铅锌矿的规律，抛弃了古老的生产方法，更新了旧设备，为难选氧化铅锌矿找到了一条新的生产路子，扩大了产量。湖南水口山矿务局，经过改造，炼铅炼锌能力扩大很多。云南澜沧铅矿是古代炼银场，堆积着大量的炼银炉渣。一九五四年开始利用这些矿渣炼铅，投产两年，上缴利润就相当于全部投资的两倍。
钨、锡、钼、锑、汞工业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转变，开始了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生产的发展。一九五四年在资源比较集中的江西、湖南两省掀起了民窿转国营的高潮。西华山、盘古山、岿美山等矿区的民窿全部转为国营。一九五五年有色金属管理局撤销中南分局后，在江西赣州成立中南钨矿局，管理江西、湖南、广东的主要钨矿企业，全面开展了民窿转为国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上采取包下的原则，将几万民工和技术人员收转为国营企业职工，对于暂时未收回的民窿和资源较分散的广东省则积极发展矿业合作社，鼓励从业人员走集体化道路。到一九五六年底，广东各钨矿走集体化道路的民工占民工总数的89%。到一九五七年底，江西、湖南、广东3省的国营生产比重已达到76.94%。至此，基本完成了钨矿山生产关系的转变，使国营生产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转变为手工业生产方式向机械化大生产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国家急需建设资金和用外汇偿还债务，决定大力发展钨、锡、钼、锑、汞等出口创汇的有色金属工业。经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努力，这些有色金属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一五”计划时期有色金属出口创汇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10.85%，对偿还对外欠款发挥了作用。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由于：
一是对钨矿山和加工工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大吉山钨矿在已有的小型机械化选矿厂的基础上，经苏联帮助设计，生产能力扩大了10倍；西华山、岿美山两个钨矿也于一九五六年按大型矿山设计进行了建设；还在赣州、广州建设了两座钨矿砂精选厂；在江西、广东建立了20多座钨矿砂粗选厂，使钨矿砂回收率比原来手选时提高了20%以上，大大提高了出口创汇的效益。同时，中国也有了自己的钨加工工业。一九五六年又建设湖南株洲硬质合金厂，主要生产机械制造所需的刀具和地质勘探的钻头，年生产能力为500吨，一九五八年建成投产，成为国内第一个近代化的钨制品工厂。
二是发挥优势，建起了几个锡业基地。锡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有色金属产品。“一五”计划期间，在原来的基础上经过扩建、新建，锡产量由一九五二年的1.42万吨，增长到一九五七年的2.75万吨。云南锡业公司扩建了马拉格矿，新建了新冠采选厂，接管了古山、期北山、卡房等锡矿山，同时改造了一些私营小锡矿，并建设了新的锡冶炼厂，使云南锡业公司成为重要的产锡基地，产量达到17000多吨。广西平桂矿务局建成6个砂锡矿，加上大厂和栗木锡矿，一九五七年锡产量达到5381吨。在广东建设了瑶岭、牛牯岭等锡矿和广州冶炼厂，一九五七年锡产量达到4234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3倍。此外，湖南江华、香花岭等矿也形成了锡的生产基地。
三是钼、锑、汞工业得到了恢复和扩建。辽宁杨家杖子钼矿，通过扩建大北岭矿，新建松树卯矿，使钼精矿比恢复时期增加1倍。全国几个锑、汞老矿经过改造，汞的产量从一九五二年的100吨，增长到一九五七年的1100吨，锑产量也比恢复时期有所增加。
经过“一五”计划时期大规模经济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已初具规模，产量由一九五二年的7.4万吨，上升到一九五七年的21.45万吨，还具有10至15万吨的后备生产能力。在有色金属工业的起步和创业中，逐步建设起4支队伍和一个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
第一，建设了一支独立的地质勘探队伍。中国的有色金属地质勘探队伍是在三年恢复时期由苑子纪等组建的，先后创办了地质专科速成班，建立了地质调查室和调查队。到“一五”计划期间逐步发展壮大，成立了地质勘探公司和地质科研院所。普查找矿、物探、化探、测量和工程地质、化验分析等一整套门类齐全的地质工作队伍也相继组成，并积极开展工作，为有色金属工业做出了贡献。
第二，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勘察设计队伍。一九五三年由刘学新等组织、调集各地的设计人员、厂矿的生产技术人员，并招收社会上的零散技术人员，在北京成立了有色金属管理局设计公司，开始了有色金属工业工厂矿山的勘察设计工作。一九五五年，设计公司改组为有色冶金设计院，李华任院长，并设沈阳、长沙分院和昆明办事处（即以后的沈阳铝镁设计院、长沙和昆明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前身）。这支队伍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设计技术，提高了业务水平。
第三，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基本建设施工队伍。“一五”计划时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把基本建设放在经济工作首位的指示精神，在张潭等的组织下，调集力量充实基本建设施工队伍，开始了有色金属工业工厂矿山的基本建设施工工作。这支队伍紧紧围绕“一五”计划时期有色金属工业的重点工程建设，在物资、技术、人才、装备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投产了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第四，形成了一支有色金属的科研队伍。“一五”计划期间，由于生产建设的需要，充实了北京有色金属综合试验所，成立了选矿设计研究院（即矿冶研究院的前身），由陈健任院长，并在一些大企业组成研究所。这些科研院所完成了生产建设所急需的大量课题研究试验工作。到“一五”计划后期，遵照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要求，编制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的有色金属部分，并开展了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在一批老专家的指导下，还分别研究出钛、铍、锂、锗、锆、铟、硒、碲、镓、钨、钼、铌、钽等13种稀有金属的提取工艺。
第五，形成了有色金属工业高中等正规化教育和多层次、多渠道的职工培训教育体系。建国初期，全国有色金属系统只有两所中等专业学校，“一五”计划时期发展到8所高、中等院校，培养出高、中等毕业生1万多名，成为后来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骨干。针对“一五”计划时期有色金属战线有不少干部文化程度低、专业知识比较少的情况，当时除了开办4所干部培训学校，培养学员1199人外，又分期分批选送568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培训工人的技工学校由两所增加到8所，向各有色金属企业输送了5046名毕业生，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办了一些夜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经历了“大跃进”和积极调整前进的两个阶段。这一时期，有色金属工业处于曲折发展的过程。有色金属产量由“一五”计划末期的21.45万吨，增长到一九六○年的40.77万吨，一九六一年下跌到21.51万吨，通过调整，产量逐年增加，到一九六五年又回升到46.19万吨。
“一五”计划全面完成之后，国民经济呈现兴旺景象。为适应其他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的需要，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国家将原重工业部改组成冶金工业部，负责管理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一九五八年，“二五”计划刚一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关于大力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同年七月，国家经委又和冶金部联合召开全国铜铝工作会议，制订了铜铝发展规划。为加强铜铝生产建设的领导，冶金部成立了铜铝办公室，邱纯甫任主任。一九五八年一月冶金部决定取消有色工业管理局，改为有色司，并相继成立吉林、辽宁、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甘肃等9个省的地方有色金属管理局。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国民经济“大跃进”时期，为提高有色金属产量，曾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采取一些不科学的措施。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有色金属产量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30%以上。这种“超高速”的发展孕育了许多隐患。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搞了许多小土群项目。这些项目因为没有科学的依据，到六十年代初先后被迫下马，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如合肥铝厂、兰江铝厂、兰州铝厂均因无法生产，先后停建。由于提出“有山必有铜，遍地都有铝”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到处搞土法炼铜、砖槽炼铝，造成了人、财、物的大量浪费。有色金属工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也严重失调，如到一九六○年底，矿山掘进欠帐50万米，致使采掘比例失调。多数矿山当年或几年中探获的地质储量和消耗掉的储量形成很大逆差，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三年共亏欠金属储量35万吨，在73个生产矿山中有45个矿山保有的地质储量不足五年。矿山设备严重失修，完好率只有25%，如白银公司露天矿刚刚投产不久，大部分矿用汽车、电铲、钻机等大型设备便处于瘫痪状态。还有一些矿山由于“大跃进”中简易投产，形不成应有的生产能力。全国有色金属矿山大多元气大伤，有色金属工业处于“无米之炊”的困境之中。到一九六一年，10种有色金属的总产量一下子比一九六○年下降了48%。
一九六○年苏联当局片面撕毁和中国签订的有关协议，撤退在华专家，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也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它激起了广大有色金属工业战线职工队伍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精神。各重点建设工程的人员，密切配合，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未完的工程都建成投产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下半年根据庐山会议的决定又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以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冶金部研究决定，自一九六二年起，由吕东副部长全面抓有色金属工业，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技术政策和加强科学管理的措施，实行“矿山为首，采掘并举，掘进先行，贫富兼采”的矿山生产建设原则。一九六三年十月在吕东主持下，召开了有色金属企业总工程师会议，提出了“提高采矿回采率、降低采矿损失贫化率，提高选矿、冶炼回收率和搞好资源综合利用”的四率一综方针，把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各方面的工作秩序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一是矿山采掘逐步趋于平衡，到一九六四年底，矿山掘进基本还清欠帐，回采了过去由于采富丢贫遗留的残矿，处理了采空区；二是加强地质探矿工作，将80%的地质经费用于生产矿山，使每年探获的地质储量逐渐适应了当时生产需要；三是对“大跃进”时期简易投产的厂矿填平补齐，使之先后达到应有的生产能力；四是正确处理生产与设备、生产与维修的关系，对机修和运输等薄弱环节进行改善，很快使设备完好率提高到85%以上；五是整顿领导体制，收回原来下放给地方的100多个企业，并在冶金部机关成立有色金属办公室，由李华任主任，以加强组织领导。这些措施和办法，有效地解决了内部重大关系比例失调的问题，促进了有色金属生产稳步发展。到一九六五年，有色金属产品产量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采矿掘进效率、选矿冶炼回收率、加工成品率、资源综合利用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超过了历史纪录，军工和民用所需的有色金属材料在品种、质量和按规格计算的自给率上也都创出新水平。这一时期，锡、锑、汞和钨、钼精矿等的出口创汇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
一九六二年，陈云在听取吕东关于有色金属工业汇报后，指出要加快恢复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毛泽东主席也作了在战略后方要建设新的工业基地的指示。据此，冶金部决定在西南、西北和中南等三线地区建设一批有色金属工业的新基地。这一时期，在西南地区建设了贵州铝厂、西南铝加工厂、遵义钛厂、峨眉半导体材料厂、自贡硬质合金厂。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有国内制造的九大设备中的四套，都是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安装的。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铝加工工业达到了新的水平。在西北地区，建设了兰州铝厂、连城铝厂、青铜峡铝厂、西北铝加工厂、西北铜加工厂、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金堆城钼矿、宁夏平罗稀有金属冶炼厂、兰州炭素厂，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建设。金川镍矿在五十年代末被发现探明后，列为重点建设项目，采用国产设备，进行设计施工。一九六四年开始建设大型露天矿、选矿厂和年产万吨镍的冶炼厂，一九六八年基本建成投产，成为国内最大的产镍基地，从而改变了中国需要大量进口镍钴金属的局面。在华东和中南地区，建设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铜山、狮子山矿和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铜山口等铜矿。此外，还建设了德兴大型铜矿、东川矿务局的落雪铜矿、红透山铜矿、郑州铝厂、包头铝厂、黄沙坪铅锌矿、凡口铅锌矿等。其中，郑州铝厂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建设，初期规模为年产氧化铝20万吨、电解铝2.5万吨。氧化铝的生产工艺采用新的联合法，这种方法适应中国铝土矿资源的特点，形成了铝生产新工艺。这些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的建设，使中国有了一批品种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有色金属矿山、冶炼和加工企业，改善了布局，提高了生产能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色金属工业体系。
在“三线建设”过程中，由于采取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也带来很大损失。如这一时期建设的西南铝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西北铜加工厂和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厂址过于分散，给生产造成长期难以克服的困难。
五十年代，中国的核工业、火箭、飞机制造，以及石油化工和各种高级合金钢的生产开始起步，急需有色和稀有金属。但由于国外对提取稀有金属技术保密，尤其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严加封锁，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迫使中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早在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就发出“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并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和主持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具体规定了有色金属合金加工和稀有金属产品的科研任务。为贯彻执行十二年科技发展纲要，一九五八年，冶金工业部决定在有色金属工业综合试验所的基础上，成立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孙鸿儒任院长。该院集中一批高、中级科技人员，负责稀有金属和新型材料的研究工作。当时，中国只能生产22种有色金属，有40多种不能生产。通过科技工作者和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积极攻关，终于在有关单位配合下，掌握了生产单一稀土金属，铊、铼、镓、铟等稀散金属，钨钼等难熔金属以及锗、硅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工艺。到一九六二年，全部攻克了40多种有色金属的提取工艺，为工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并提前五年完成了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的科研任务。这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周总理一九五八年在全国群英会上授与有色金属研究院一面锦旗，题词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一时期，为了解决国防工业所需的金属材料问题，在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的关怀支持下，还开展了有关军工材料的科研工作。一九五九年底，冶金部成立了军工办公室，孙鸿儒为办公室主任，统一安排军工和国防尖端各部门需用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从科学研究、产品试制到生产供应实行统一管理。冶金部还决定，王鹤寿、吕东亲自抓军工材料，刘彬负责军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经过努力，相继生产了航空、航天工业所需铝、镁、钛等合金材料，以及核工业、电子工业所用材料和常规武器材料，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综观这一时期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虽有“大跃进”期间“超高速”发展所造成的困难和被动，但总的趋势是在调整中发展、调整中前进的。特别是在战略后方建立一大批有色金属基地，自力更生地解决了全部有色金属的提取工艺，解决了新兴工业和国防现代化对新型材料的急需问题，以及生产、科研、教育、地质、基建等体系的发展壮大，都是这一调整时期有色金属工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色金属工业同样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正当有色金属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满怀信心，团结奋斗，加强规划部署，以更快的步伐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时候，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冶金战线成了重灾户，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绝大部分被打倒，有的被捕入狱，不少人含冤而死，整个指挥系统陷入瘫痪状态。人们的思想被搞乱，是非被颠倒。已经建立起来的各项管理制度被废除了。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主观臆测，盲目决策，瞎指挥。基层企业的领导无法指挥生产。许多重大建设项目，长年不能投入生产，或不能形成生产力。总之，使生产建设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在这极不正常的形势下，有色金属产量大幅度下降，10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由一九六五年的46.19万吨下降到一九六八年的34万吨。有色金属工业遭到历史上空前的破坏和损失。
一九七一年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阶段，周总理奋力扭转动乱局面，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有色金属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按照周总理对冶金工业的指示精神，强化管理，发展生产，使有色金属产量逐年回升，一九七三年达到92.74万吨。但是，一九七四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又制造了新的动乱。有色金属工业也再一次受到阻滞，当年有色金属产量就降到73.64万吨。一九七五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经济形势再度好转，10种有色金属产量又回升到81.13万吨。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在十年动乱中，由于在不同阶段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加之有色金属战线的广大职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从全国来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却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建成的厂矿绝大多数还尽量维持生产。“文化大革命”前所确定的新建或扩建企业，由于现场混乱，拖延了基建进度。有的项目由于决策不当，不能发挥作用，加上管理上的混乱，经济效益很差，多数项目达不到应有水平。
当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职工顶着压力和风险，在一定范围内坚持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取得了一批成果。根据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命令，为了满足核潜艇的生产需要，有色金属科研战线坚持进行工业试验，生产和提供了核潜艇所必需的特殊有色金属材料。当然，这些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是有色金属工业走向全面振兴时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为了加快发展有色金属工业，冶金工业部由高扬文、李华领导编制了有色金属工业长远发展规划。决定引进设备，建设贵州年产8万吨的电解铝厂和江西贵溪铜冶炼厂。
经过拨乱反正，调整领导班子，恢复生产秩序，一九七七年生产了82万吨有色金属。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一九八○年生产水平达到125万吨，三年增长43万吨。这是中国有色金属发展史上首次创造的生产增长水平。
一九八一年五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由冶金工业部代管。
一九八一年，方毅副总理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把有色金属作为我们发展重工业的一个优势产业，是具有很有利的条件的”。赵紫阳总理很快做了肯定的批示。为了贯彻这一批示，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央领导人指示袁宝华组成有色金属开发规划小组，重新制定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长远规划。同年十二月，规划小组提出了《突出优势品种、加快发展速度，开创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规划意见。规划拟定，今后的指导方针是：着眼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金，依靠技术进步，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以矿山为基础，重点发展优势品种；搞好资源综合利用，提高金属实收率，发展深度加工，较快地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并提出了到二○○○年的发展轮廓设想。
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由国家机关变为经济实体，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邱纯甫任董事长，费子文任总经理。并在有色金属集中产区，设立了12个地区公司，作为总公司的派出机构。这一重大体制改革，为集中力量全面振兴有色金属工业，提供了组织保证。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后，通过研究分析有色金属工业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修订长远发展规划，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基本建设，全面整顿企业，依靠技术进步，挖掘内部潜力，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加快了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步伐。
“六五”计划期间，有色金属工业坚持优先发展铝、积极发展铅锌、有条件地发展铜和有选择地发展有出口优势的锡和其他短线产品的方针，坚持走内涵与外延相结合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对德兴铜矿、山东、郑州、贵州等氧化铝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株洲硬质合金厂、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等一批老厂、矿继续进行改造、扩建，扩大生产能力，增加产品品种和提高加工材质量；继续建设贵溪冶炼厂和江西各铜矿，青海、包头等铝厂，锡铁山、厂坝等铅锌矿；安排扩建青铜峡铝厂，新建白银铝厂、西北铅锌冶炼厂等厂矿，为“七五”计划的实施和以后十年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后劲。
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整顿，各项基础工作大大加强，领导班子普遍实现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企业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许多企业增产增收，一部分企业扭亏为盈，经营管理得到很大改善，职工生活也有了提高。
有色金属总公司成立以后，围绕下放权力、搞活企业、提高效益这个中心，先后进行了6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制订了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的60条实施细则，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实行向企业让利的政策，实行层层承包责任制；三是改变进口有色金属的产品结构，以进口中间产品代替部分进口金属产品；四是对163个生产、施工企业建立和完善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对19个大型建设项目全部推行投资包干办法，还在16个企业进行与利润挂钩的工资改革；五是大中型企业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推行厂长任期目标制；六是跨行业、多种形式的经济横向联合在较大范围内逐步展开。这些改革措施，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企业和职工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积极性。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有很大进步。国务委员方毅一直非常关心有色金属的发展，亲自领导主持三大综合利用基地的科学研究工作，集中了一批优秀专家、学者、教授到攀枝花、金川、包头现场研究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了镍、钴和铂族元素的回收率，推动了企业的生产建设，一九八五年产镍达到2万吨。攀枝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成功地回收了钛；包头企业通过狠抓资源综合利用，使稀土金属应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有色金属科研部门组织上千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几十个技术协作组，对地质、选矿、冶炼和合金加工等领域，开展综合技术攻关，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一九七八年开始，有色金属工业部门围绕着技术设备引进、合资经营、合作设计、合作制造设备、合作生产以及来料加工等，发展国际交往和联系，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公司、厂家、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了业务往来。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产量从一九七七年的82万吨，迅速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155万吨，平均每年增产9万多吨。工业总产值从一九七七年的84.86亿元，增长到一九八五年的18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近12亿元。实现利税总额从一九七七年的12.78亿元，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29.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亿元。有色金属产量、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以8.3%、9.9%和11%的速度向上递增。有色金属出口量由一九七七年的2.87万吨，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的13万吨，创汇4.6亿美元。有色金属工业呈现出一派振兴繁荣的景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好的时期之一。
三十六年来，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增长的幅度还低于全国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有色金属产量、质量、品种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有色金属工业的经济效益还比较差。上述这些情况，给有色金属工业提出了新的更艰巨的任务。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赵紫阳总理在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时指出：我们要发挥优势，有色金属是我们的优势。在有优势的有色金属中，有些品种又是我们优势中的优势。我们中国搞冶金工业，不能只去搞钢铁，要发挥有色金属优势。这一分析说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肩负着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只要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