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第6——7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色金属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只有100多家生产常用有色金属的小型矿山和工厂，多系手工作业，年生产能力约2万吨。一九四九年仅生产1.33万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农业发展的需要，因而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大力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新中国成立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以平均年增长14%的速度向前发展，基本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十六年来，基本建设已为当代中国创建和形成了一个门类、品种较为齐全，结构、布局较为合理，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有色金属工业体系。一九五○年以来，设计和建设了有色金属大型企业78个，中型企业128个，小型企业500多个。特别是建设了江西铜基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大冶有色金属公司、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沈阳冶炼厂、云南冶炼厂等7大铜基地；山东铝厂、郑州铝厂、贵州铝厂、抚顺铝厂、兰州铝厂、包头铝厂、青铜峡铝厂、连城铝厂等8大铝厂；东北、湖南、两广、云南、西北等5个铅锌基地；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云南锡业公司，锡矿山矿务局，大吉山、西华山钨矿和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铜加工厂、西南铝加工厂、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峨眉半导体材料厂等重点加工厂，形成了当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骨干。连同其他中小型企业在内，一九八五年已形成有色金属16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和200万吨的压力加工能力。这是三十六年来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的重大成就。它保证了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发展，为有色金属工业建立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有色金属生产中的地位。
通过三十六年来的建设，设计和施工队伍在吸取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成了一系列稀有金属、难熔金属、稀土金属和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厂和加工厂，扩大了中国有色金属的生产领域。旧中国仅能生产8种有色金属，当代中国不仅传统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迅速增长，而且以铝、镁、钛为代表的新兴有色金属工业也蓬勃发展壮大，使中国不但在有色金属产量上，同时在品种、规格上也跃入世界前列。
新中国建立后，为改变技术装备极端落后的状况，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队伍，认真学习国内外建设的新技术，走“学、创”相结合的道路，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装备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如在五十年代就成功地使用了当时世界少有的大规模露天矿剥离大爆破技术，并对露天采矿和地下采矿的采、装、运工序，装备了多种适合中国矿山特点、较为实用的设备，提高了矿山的采掘速度。六十年代从瑞典引进采矿设备和高效率、耐磨蚀的选矿设备，装备了铜陵凤凰山铜矿等矿山。在冶炼工程上，为重有色冶炼厂装备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轻有色金属冶炼厂则根据中国铝矿资源特点，建成有自己特点的碱石灰烧结法和混联法工艺设备装备起来的山东、郑州、贵州三大氧化铝厂，为充分利用中国铝资源优势发挥了重大作用。稀有金属和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也有了显著改进，压力加工工业则在设备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队伍不仅担负国内建设任务，还承担了许多援外工程任务。在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帮助进行了冶金工厂和矿山工程的建设，还在国外承包工程。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48亿元。从投资效果来看，到一九八五年底，总投资和总积累的比为1∶1.6。
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通过三十六年的艰苦创业，建立了研究、勘察、设计、施工四支力量，形成了专业齐全、具有比较先进技术装备水平的建设队伍，能够独立担负各种大型有色金属矿山、冶炼厂、加工厂的勘察、设计、施工的全部建设任务。同时，可以跨行业为其他工业部门设计和建设重要厂矿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十分重视，着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末，更提出“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于是着手大力集结基本建设力量，组建机构，为“一五”计划期间开展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作做好准备。
中国是世界上有色金属资源比较齐全的少数国家之一。但由于矿产资源较分散，一般规模较小，埋藏较深，有些矿石含金属品位较低，且往往是多金属共生，因而矿山多为地下开采，工作艰巨；共生矿物分离较难，选矿方法多种多样；冶炼加工工艺尤为复杂。有色金属种类既多，再加上上述这些因素，形成了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布点分散、工艺设备复杂、工程量大、投资多、建设条件差、建设周期长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决定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需要有一支与其相适应的庞大的基本建设力量。这样，由基建单位、勘察、设计、施工各个部门组成的、配套的基本建设工作体系，就迅速形成了。
在有色金属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加强基本建设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方式。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走过的三十六年的艰辛历程，也是有色金属产品品种从少到多、从无到有，生产规模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既有比较顺利的发展，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总的看来，有色金属的生产能力，从全国解放时的约2万吨，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的近160万吨，生产企业从约100个发展到近750个，建设成就是不小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色金属工业的主要任务，是使被战争破坏的厂矿迅速恢复生产，因而当时的基本建设工作多属于恢复和改造，只有小规模的新建和扩建。各厂矿多为自己筹集建设工程力量进行设计和施工。接着为了迎接大规模基本建设任务，冶金战线着手组建基建机构、集结建设队伍，并迅速培养了一批勘察、设计、施工力量。这一时期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扩建、新建了74个工程项目，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约1.78亿元。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根据国家计划提出的“多出铜、早出铝”的基本方针，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的主要部署为：铜的建设以完成寿王坟铜矿的采选工程和铜官山的采选冶炼为主，同时开始进行白银、东川两个铜生产基地和1个铜合金加工厂的建设，以奠定铜工业的基础。制铝工业的建设方面以抚顺铝厂和哈尔滨铝加工厂的建设为主，并继续进行山东铝厂的建设。铅锌工业建设方面，除进一步提高原有矿山采选生产能力外，还着手西南地区铅锌矿的开发。钨矿建设以实现机械化生产、扩大生产能力为目标。通过“一五”计划期间的建设，既建成了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又锻炼了基本建设队伍，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技术业务水平。完成的基建投资额相当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0.4倍，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矿山开采、冶炼和加工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初步形成了铜和铝的生产系统。有色金属的年生产能力超过20万吨，铜和铅超过5万吨，铝达3万吨，锌超过3万吨。基本建设队伍逐渐掌握了大型厂矿的勘察、设计和施工等技术，基本建设体制初步形成了甲乙方体制。这就奠定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基础，为以后的发展和建设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
山东铝厂氧化铝工程是从一九五○年开始建设的。它从军工单位抽调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从上海等地招聘一批人员为骨干，自行研究、设计、施工，建成了第一个适合中国一水硬铝石特点的烧结法氧化铝厂。一期工程于一九五四年建成时，年生产能力为3.5万吨氧化铝。随着氧化铝需要量的增加，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先后进行了4次扩建，使氧化铝的年生产能力达到35万吨。在每次的扩建工程中，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采用自己开发的新技术，大部分设备都要自行设计、制造，使生产工艺有所改进，基建投资和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在山东铝厂建设过程中，一批氧化铝设计人员和建设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抚顺铝厂于一九四九年准备恢复，并委托苏联设计。确定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利用工厂原有基础，以节约建设资金。一九五一年秋完成初步设计，一期建设规模为年产铝锭1.5万吨。为便于工作，施工图设计在现场进行。一九五二年初苏联派出专家组在现场指导，东北有色金属局组织力量进行设计，到一九五三年秋施工图设计结束。当时，设计人员还没有大型企业的设计经验，而学习和工作积极性却十分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边工作边学习，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设计任务，学会了大型工程设计的组织管理方法。如根据工程的技术特点和工程内容的需要，合理划分设计专业，明确各专业的分工；协调专业间在技术和进度上的协作配合，编制完整的设计工作计划等。
抚顺铝厂的施工主要由抚顺工程公司（经理前为张戈，后为刘鸣九）承担。一期工程包括铝电解、阳极糊、氟化盐等，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开工，工期三十个月。一九五四年十月产出铝锭，工程质量优良，试车一次成功，全面竣工交付生产。在施工过程中，苏联先后派来103名专家进行指导。国内各方面协作配合，积极为建设创造条件，如派来干部和技术人员，供应设备材料等。在中共抚顺市委领导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了建厂工程委员会，审定施工方案、协调各方关系、解决重大问题和贯彻专家建议，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在施工中，对工人进行了培训，对施工质量严要求，勤检查，随时纠正施工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有特殊要求的技术工种都经过严格考核，合格者才能上岗。通过施工逐渐学会和掌握了现代化大型有色金属工业工程项目的施工组织管理工作。施工队伍的管理素质和技术能力提高很快，学会了高大厂房、高大烟囱、耐酸防腐等特殊工程的施工和设备的安装调试等，并掌握了先进施工设备的使用技术。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又先后进行三期扩建工程，到一九六五年全部建成投产，铝生产能力达到年产11万吨的水平。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铝合金材料加工厂。一九五一年委托苏联设计，并由苏联提供成套设备。一九六二年二月成立建厂机构，定名为哈尔滨铝加工厂（代号哈尔滨101厂）。全厂占地189万平方米，工业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安装设备2.2万吨，投资4亿元，是当时规模最大、技术要求最高的建设工程。为加强领导，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除委派刘力子主管施工工作外，有色金属局任命张凡为厂长、韩彬负责生产准备、王哲负责基本建设，组成较强的领导班子。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厂区于一九五四年开工建设，一九五六年陆续建成投产；而模压车间则因主要设备交付拖期，直到一九六二年才竣工投产。
开工时有色金属局设计公司派出设计人员，在驻厂苏联专家指导下，负责解释、修改、补充图纸，配合施工。通过这个工程，有计划地锻炼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铝加工设计队伍。
在工程建设中，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基建投资得到控制。在施工组织指挥方面，由甲乙双方领导组成的建厂委员会，协调和指挥施工的进行，并先后建立了各公司经理联席会议制度，甲乙方厂长、经理碰头会制度，总调度、月旬综合作业计划平衡会议制度，这些制度使工地各施工单位之间得到很好的配合。在施工组织方面推行了专业化施工方法，使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工程成本。与此同时，坚持从组织领导、施工方案和方法上做好准备工作，坚持按图施工，认真执行工程自检和交工验收制度，使工程质量达到优良，竣工资料完整。工程经三十多年的考验仍很完好。在施工技术管理方面，设立了技术管理机构，建立、健全了施工技术管理制度，并结合工程特点，推广先进经验。如苏长有双手挤浆砌砖法、谢万福木工流水作业法、杨德重小组抹灰流水作业经验等，都得到推广，对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起了作用。
河北铜矿（原名寿王坟铜矿），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察设计建设的年产万吨铜的矿山，并副产高质量的铁精矿。该矿系一九五○年发现，一九五一年开始地质勘探工作，以坑探为主，钻探为辅，一九五四年提出地质报告。有色金属局设计公司派出强有力的工程地质勘察队伍，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急需的勘察资料工作，并开始进行设计。在设计中利用了大量原探矿坑道，作为生产坑道，从而节约基建工程量和投资，并缩短了工期。当年完成了日处理矿石2000吨的采选企业设计，并留有发展到3000吨的余地。设计采用平巷溜井、辅助竖井开拓、浅孔溜矿法采矿。一九五五年开始建设，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井下基建工程量8.3万立方米，于一九五七年建成投产。在生产中采取措施，使矿山生产能力达到日处理矿石3000吨，最高达4000吨，是新建井下采矿最为成功的实例。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联合企业，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年产矿石325万吨的大型露天矿和选矿厂，年产3万吨铜的冶炼厂和电解厂，还有硫酸厂。工程委托苏联设计，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年施工建设。
白银地区的地质调查和勘探工作是一九五○年开始的，一九五三年进入大规模勘探阶段。一九五四年组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黄罗斌任经理进行筹建工作。勘察人员在交通运输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入荒无人烟的白银地区，按时交出建设急需的地形图纸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资料。一九五五年末苏联交付扩大生产规模的初步设计，随即进行露天矿剥离大爆破的准备工作。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进行了三次大爆破，爆破岩石量达900万立方米。这是中国第一次实施这样大规模的爆破，使露天矿提前一年完成剥离任务，为露天矿顺利建成创造了条件。
施工队伍进入工地，抢修输电线路、公路、铁路专用线和水源工程。水源工程为从黄河取水而装设两条直径800毫米、长20多公里的输水管路，管路途经荒芜群山，两端高差300米。一九五八年工程全面展开，由第八冶金建筑总公司担负施工任务。经理杨激中深入现场指挥，工程进展顺利。露天矿一九五九年投产出矿，选矿厂和冶炼厂于一九六○年投产出铜，后又经多次改造扩建，使铜最高产量达4.8万吨，硫精矿达205万吨，硫酸近20万吨，其他还有氟化盐、选矿药剂等产品，经济效益较好。
锡工业，重点建设了云南锡业公司的官家山选矿厂、黄茅山选矿厂和新冠采选厂。个旧炼锡厂由于个旧落水洞出水淹没，迁建并扩大了生产能力。再加上中南地区平桂矿务局等企业的生产，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产锡较多的国家之一。
钨和锡一样，是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在“一五”计划期间由苏联设计、建设了西华山、大吉山钨矿，还由国内设计、建设了一批机械化采选的钨矿山，从而结束了全部人工开采的局面，提高了钨资源综合利用程度，达到钨精矿的生产居世界首位。苏联还帮助建设了年产500吨硬质合金的株洲硬质合金厂，结束了钨制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
杨家杖子钼矿恢复生产后，一九五三年着手扩建准备，由苏联设计供应设备，于一九五九年建成，使矿山生产能力扩大2.5倍以上。
在“二五”计划期间，由于“大跃进”的干扰和“反右倾”的错误影响，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盲目指挥、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协议，撤退专家，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色金属基本建设项目往往是不顾建设准备工作成熟与否，即铺开摊子，仓促上马。也曾出现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所谓“三边政策”，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基建程序。还曾提出一些如“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等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和口号。当主观愿望不能实现、欲速不达时，又施行“简易投产”，但名为投产，又未形成完整的生产能力，不得不“填平补齐”进行再次建设。这样，工程项目既拖延了建成时间，又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当时建设的中条山、东川等铜矿和其他一些厂矿都出现过这些问题，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一九六○年冬季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后，才逐渐扭转这种局面。一九六二年以后，根据中央制定的《工业七十条》的精神，总结了经验教训。接着国家增加了用于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给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的内地大、小三线的建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了高潮，并成为基本建设的重点，建成了一批厂矿，从而改善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布局，完善了有色金属产品品种构成。但由于推行“靠山、分散、隐蔽”方针，造成一些工程配置不合理，投资浪费，给生产造成长期的困难。如西南铝加工厂等四个压力加工企业，为了“分散、隐蔽”，拉大了在山沟里各个车间的距离，给厂区运输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中条山冶炼厂放弃已选定的合理厂址，钻进狭窄的山沟里；青铜峡铝厂建在宽阔的沙滩上，却四面筑坝以求隐蔽，以致烟气、烟尘难于扩散稀释，污染环境。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虽然经过“大跃进”、三年调整和“三线建设”几番曲折，还是建成了一批重点企业。如包头、兰州铝厂和郑州铝厂，云南冶炼厂和大冶冶炼厂，洛阳铜加工厂，柴河铅锌矿，东川因民、滥泥坪铜矿，中条山蓖子沟、胡家峪铜矿，金堆城钼矿一期工程，宝鸡稀有加工厂钨钼车间等，但是花的代价较“一五”计划时期超过一倍以上。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共用投资22亿多元，形成生产能力20多万吨。“二五”计划时期的“大跃进”和“三年调整时期，共用投资55亿多元，也只形成20多万吨生产能力，有许多是重复投资，象包头、兰州铝厂等，有的未建成即下马，象合肥、兰江铝厂等。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基本建设正在兴起的好势头彻底破坏了。基建程序被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领导干部多数被打倒，更增大了盲目性，投资效果更差。所幸的是，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战线的广大职工坚持工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建设，仍然取得一批建设成果。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各地建成了一批重点企业，如黄沙坪、凡口铅锌矿，贵州铝厂一电解厂，西南铝加工厂，自贡硬质合金厂，青铜峡铝厂，连城铝厂，韶关铅锌冶炼厂等。从投资效果看，“文革”期间前五年所建设的工程，多数是一九六六年以前安排且已开工的建设项目，所以在“文革”初期就投产了。到一九七○年共投产骨干项目10多个，投资31亿多元，形成生产能力约25万吨。而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共用投资36亿多元，仅投产4个骨干项目，即华山半导体厂，青铜峡、连城铝厂，韶关铅锌冶炼厂，形成生产能力仅11万吨左右，是建国以来投资效果最差的时期。
所有在“文革”中投产的厂、矿企业，都不完整，需要填平补齐，在“五五”和“六五”计划期间又用去104亿多元，才使有色金属工业有了大发展的条件。
东川铜矿是西南地区的主要铜产地。为提高铜的产量，东川铜矿的建设被列为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之一。一九五一年开始筹备，一九五二年成立东川矿务局，首先由云南地方进行矿区外围建设，修筑公路、铁路、水电站，解决交通、电力供应问题。苏联专家现场考察后，提出集中建选矿厂方案，用九条索道将各矿区所产矿石运去选矿。这个设计方案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高扬文、李华、洪戈提出分散就矿建选矿厂，采用国内能够制造的设备进行建设的方案，得到冶金部批准后，由洪戈负责组织实施。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和昆明有色冶金设计院分别进行了因民、落雪、汤丹、滥泥坪等矿的设计。一九五八年初，由冶金化学第十建设公司所属第二、三建筑工程公司和自东北调进的井巷公司进行施工。因民、滥泥坪两矿于一九六○年建成，其他各矿因故停建。落雪矿一九六五年恢复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一、二期工程延到一九六九、一九七○年才竣工投产。
在这个时期内建设的铜矿山还有云南的牟定、大姚等铜矿，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铜山、狮子山、凤凰山等铜矿，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铜绿山、丰山洞、叶花香等铜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的铜矿峪、胡家峪、蓖子沟等铜矿，东北地区的红透山铜矿和一批中小型铜矿山。这些矿山的建成投产，为云南、白银、大冶、铜陵、中条山冶炼厂和扩建了的沈阳冶炼厂提供了炼铜原料，铜的生产能力由“一五”计划末期的年产5万多吨，增加到20多万吨。
洛阳铜加工厂是中国最大的铜合金加工厂，年产铜材6万吨，产品有板、管、带、棒、丝等。一九五四年开始筹建，一九五五年委托苏联设计，并由苏联提供成套设备，被列为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之内。一九五六年开工后，到一九六○年各主要车间和辅助工程的土建施工已全面铺开。这时，由于苏联拒不交付尚未交齐的设备，给工程的进行带来严重困难。面临严峻的现实，参加工程建设的设计人员刘正浩等，在工程指挥部领导下，愤发图强，自力更生，采用代用设备，并深入施工现场同广大建设者一起，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完成了苏方扔下的施工图设计，并根据国内设备、材料供应情况，对苏方已交施工图设计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使工程得以继续进行。工程由第六冶金建设公司（中共党委书记苏汉云、经理郭金城）承担施工任务，于一九六五年建成投产。洛阳铜加工厂的工地古墓成群，基础处理复杂，再加加工设备重、生产线长、安装精度要求高，更增加了施工安装的难度。在工程建设指挥部下，设置了由建设、施工、设计三方技术负责人参加的技术专家组，共同克服了技术难关。在施工中很重视责任制的贯彻，如把负责每一项任务的人员姓名、职务等和开、竣工日期，制牌挂在设备上，交工后照像存档。这个挂牌制的施行，加强了施工人员的责任感，对提高工程质量起了作用。
郑州氧化铝厂一期工程于一九五七年设计，次年开始施工，一九六六年正常生产，年产氧化铝达到17.7万吨。一九七○年、一九七二年进行二次扩建，生产规模扩大到65万吨，成为中国最大的氧化铝厂。这项工程的设计和建设都是自力更生进行的。设计中在总结山东铝厂氧化铝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混联联合法的新流程，提高了氧化铝的实收率，降低了碱耗和生产成本，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一新流程获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西南铝加工厂是为提供国防工业所需大规格、新品种铝合金材的现代化大型工厂。它的建成使中国铝合金加工工艺和设备制造达到新的水平。该厂原委托苏联设计并提供成套设备，后苏方撕毁协议，中央决定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建设。根据国务院指示，国家科委负责组成以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一机部副部长沈鸿为主的设备制造小组，设计制造九套大型设备。西南铝加工厂安装了其中的四套，系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工艺设备。该工程由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负责总体设计，总负责人是夏伟。设备由一机部负责设计并制造。在缺乏经验、条件困难情况下，设计和设备制造做到技术比较先进、质量较好，使生产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一九八一年被国家建委评为七十年代国家级优秀设计项目。
西南铝加工厂的施工任务，由第六冶金建设公司承担，苏汉云任指挥长。一九六六年开始全面施工。当时受到“靠山、分散、隐蔽”错误方针的干扰，为了分散、隐蔽，曾把已平整开挖土石方70万立方米的厂区废弃不用，另选厂址，各主要车间场地相距很远，使生产工艺配置很不合理，厂区运输很不方便，生产条件很差。该厂施工技术要求高，厂房大构件有的重达90吨，安装大件多，困难重重。然而依靠全体职工的智慧，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以质量优良的成绩竣工投产。
湖南两广一带铅锌资源丰富。凡口铅锌矿储量大，含铅锌品位高。一九六五年由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进行设计。当时该院院长是田风，设计负责人有李等人。由十六冶金建设公司担任施工，经理为马骏。
凡口铅锌矿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矿区普遍被壶天群裂隙溶洞含水层覆盖，矿体和围岩溶洞发育，地下涌水量大。能否制服地下水，成为该矿建设成败的关键。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人员在地质勘探和水文地质勘探部门大力配合下，群策群力，终于找到了制服“水老虎”的措施。十六冶金建设公司集中人力，组织包括100多台设备的三套竖井专用设备，从一九六五年五月起，主井、副井、南风井同时施工。一九六六年四月选矿厂开工，一九六八年交付生产，工期两年九个月，高速建成这个地质、水文条件复杂的矿山。接着二期工程于一九七三年建成，形成年产12万吨金属含量的大型铅锌矿山。
株洲冶炼厂是由北京有色设计总院和长沙有色设计院设计、湖南冶金建设公司施工建成的中国最大的铅锌冶炼厂，年产铅5万吨、锌10万吨、铜1万吨。一九五七年开始施工，历经了“大跃进”、“文革”两次灾难，分期投产。韶关冶炼厂是引进英国密闭鼓风炉专利技术，由国内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铅锌冶炼厂，规模达5万吨铅锌金属。
金川特大型铜镍矿经普查发现，进行勘探。为急于出镍，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间，曾做过“小洋群”的建设方案。一九六四年，冶金部决定在金川搞基建会战，由邱纯甫担任会战总指挥。三月间，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组成了三○五设计大队，由江风带领到金川参加会战，进行现场设计。本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创新的精神，确定了合理的矿山开发方案，制定了合理的生产工艺流程。通过大量试验工作，大胆采用先进技术，使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建设在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上。设计大队曾几次受到冶金部的表扬和嘉奖，有6项新技术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该工程设计于一九八一年获国家建委七十年代国家优秀设计项目奖。
一九六○年杨激中带领第八冶金建设公司的基建队伍进入金川现场。在三年困难期间，仍坚守在这块未经开拓的茫茫戈壁滩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建设条件十分困难。经过长期的努力，在金川建设指挥部的领导下，终于建成日处理矿石6000吨的采选厂、年产1万吨电解镍的冶炼厂和铜及贵金属生产系统，从一九六六年起相继试车投产。经扩建，生产能力扩大一倍，成为盛产铜、镍、钴和铂族元素、金、银等的大型采选冶联合企业。
一九六四年底冶金部成立西南、西北两个指挥部，加强对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西南地区集中了5个冶金建设公司承担西南铝加工厂等6个有色金属企业和部分钢铁企业的建设任务。西北地区也集中5个冶金建设公司承担金堆城钼矿、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金川镍矿、青铜峡铝厂等11个有色金属企业和部分钢铁企业的建设任务。这个时期，虽然受到“左”的干扰，建设周期拖长、建设资金浪费严重、工程质量差，但有色金属工业的布局展开了，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整顿、调整，均发挥了经济效益，多数成为骨干企业。
从五十年代起，开始进行援外工程建设。在这段时间内，进行了越南古定铬矿、阿尔巴尼亚铜精炼加工厂等工程建设，罗马尼亚单晶硅厂、朝鲜金属提纯厂等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均由中国设计、指导施工，取得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循“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有色金属工业的基本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振兴发展时期。
为纠正长期以来“左”的影响，对勘察、设计、施工单位进行了整顿，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清理了在建项目；恢复、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和制度，使基本建设工作又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新的成就。
一九七八年，高扬文、李华负责编制有色金属工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确定优先发展铝的方针。在基本建设工作中，除清理在建项目，尽快收尾外，主要扩建山东和郑州等铝厂、凡口铅锌矿、金川镍矿、东北轻合金和洛阳铜加工等加工厂，还新建江西铜基地、青海等铝厂和厂坝等铅锌矿。同时扩大综合利用能力，大力发展黄金、白银生产，并对勘察、设计、施工力量进行新的部署。另外，决定贵溪铜冶炼厂和贵州铝电解厂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使中国铜、铝冶炼技术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九八三年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优先发展铝、积极发展铅锌、有条件地发展铜、有选择地安排有出口优势的锡和其他短线产品”的战略决策。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战线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将勘察、设计等事业单位逐步改革为企业化试点单位，取得较好效果；施工企业普遍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并积极参加投标承包；初步形成了院长、经理负责制；建立工程承包责任制，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等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到一九八五年底，多年来未达设计能力的企业，经过填平补齐和技术改造，很多达到或超过了设计能力；停建多年的企业，开始恢复建设并扩大规模；新建企业更有秩序地加快了建设进度，引入先进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素质。九年间共完成基建投资额104亿多元，有色金属的年生产能力增加到近160万吨，铝超过50万吨，铜超过40万吨，锌超过30万吨，铅超过20万吨，锡、锑、镍、钨钼精矿等的生产都有较大发展。
江西铜基地是八十年代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德兴、永平等6个矿山和贵溪冶炼厂。基地成立了建设指挥部，由茅林、朱雷任正副指挥，负责建设。工程由北京和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分工进行设计，并调集第四、十五冶金建设公司和江西冶金建设公司负责施工。
德兴铜矿是中国当前资源规模最大的铜矿。一九五六年发现并进行勘探，一九五九年设计施工，一九六五年投产。后经改造扩建，一九七一年达到日处理矿石1万吨的规模。再经扩建，一九八四年达到日处理矿石1.5万吨。一九八三年继续扩建，采用引进的大型牙轮钻机、大型电铲和电动轮汽车，全矿生产规模达到日处理矿石3万吨，一九八六年建成后可年产铜4万吨、金1.2吨。一九八五年又设计日处理矿石6万吨的采选能力。这样，德兴铜矿的总规模达到9万吨，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有色金属露天矿，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型矿山之一。
贵溪冶炼厂是从日本、芬兰引进成套设备，具有八十年代技术装备水平的大型铜冶炼厂。采用闪速熔炼法，具有设备大型化、强化冶炼、金属回收率高、余热利用、三废处理较好等特点。一期工程年产铜9万吨、硫酸36万吨。由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负责设计，第五冶金建设公司全面承担施工任务。一九七九年开工建设，工程进展很快。一九八一年初决定缓建二年后，又恢复建设。国外引进设备在一九八五年安装完毕，进行无负荷试车、投料生产，一次试车成功，工程被评为全优。
贵州铝厂第二电解铝厂，是一九七九年和日本轻金属公司签订合同，引进年产8万吨电解铝、5万吨阳极块和工万吨阴极制品的成套设备而建设的电解铝厂。由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设计，第七、二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承担施工任务，由贵州铝厂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建设，陆离和阮焕中先后任指挥长。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工建设，一九八一年第一批电解槽投产，次年全部工程竣工。这项工程是保证质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典型。
通过三十六年来的基本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建立和健全、巩固专业化的有色金属勘察、设计和施工队伍，是搞好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工业部正确分析了有色金属工业大规模建设的特点，及时组建基本建设机构，调集充实基本建设队伍，通过不断培训学习、工作实践，比较快地掌握了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勘察、设计和施工的技术和本领，保证了有色金属工业各个时期建设任务的完成。长期的实践证明，没有一支思想好、技术精、作风过硬、基本功扎实的专业化队伍，很难适应有色金属基本建设这种艰巨、复杂、多变的工作任务。
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正确处理需要和可能的关系，是搞好基本建设的关键环节。纵观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全过程，凡是重视中长期计划的制定，能按计划进行建设，工程建设就比较顺利，就能较快地建成投产，发挥投资效益。反之，在受干扰时，忽视科学管理和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就使不少项目的建设有很大盲目性，忽上忽下，造成很大的损失浪费。
要坚持基本建设程序，做好建设前期工作。陈云在一九五二年初审查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时说：“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今后各级工业交通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长期的实践证明，凡是重视了建设前期工作，在进行建厂条件调查、厂址选择、技术论证等时，都严格地按科学态度办事，认真调查研究，取得可靠的依据，并经多方案比较之后，慎重立项，认真进行初步设计，各级领导部门切实认真地研究审核的项目，都取得了建设的成功，收到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之，忽视建设的前期工作，急于求成，领导部门放弃对计划和设计的切实审查，或仅凭主观臆测瞎指挥、乱拍板，其结果必然是欲速不达，遭受挫折和失败，给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在基本建设的各个环节，包括立项、勘察设计、组织施工等方面，都应围绕提高投资效益这个中心狠下功夫，自觉地把提高投资效益作为基本建设的出发点。要坚决改变一切不求实效的作法。过去，在这些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首先，所提指导方针不符合工业实际。如大力提倡小土群、小洋群建设，曾在铜铝镍等工业的建设中造成很大浪费；“靠山、分散、隐蔽”方针也给很多企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由于急于求成，曾因技术方案不落实或资源不清，导致方案多变、返工甚至推倒重来，造成严重损失。一段时间内曾不顾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盲目铺开基本建设摊子，造成基建战线过长，超出国家力量担负的可能，再加“左”的干扰、基建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以致基建周期过长，工程不配套，耗费大量建设资金而又形不成完整的生产能力。由于上述这些情况，造成企业长期不能发挥效益，急待改进。
工程勘察的主要任务是为拟建的建筑物场地建立平面和高程控制网，进行工程测量，测绘地形图；查明工程地质条件，评定其作为建筑物场地的适宜性和应采取的工程措施；为拟建厂矿勘探或开采地下水资源，提供水源地设计所必须的科学依据。
新中国的建立，为发展工程勘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冶金工业的勘察队伍便是随着冶金工业的发展，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
一九五○年下半年，在东北工业部组建了一个33人的工程测量队，一个120人的工程地质队。到一九五二年底，工程勘察人员达1036人。一九五三年重工业部抽调一批勘察人员，充实钢铁、有色两个设计公司的勘察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重工业部以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勘察处的人员为基础，成立了冶金工业部勘察总公司，茅林任党委书记兼经理，并在北京、武汉、沈阳设立勘察分公司和包头工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冶金勘察人员已发展到5400余人，并从国外引进相当数量的测量仪器和钻探机具。这时冶金勘察已拥有各类机械740余台，各种测绘仪器1023台。俟后勘察机构几经变化，勘察力量一再调整，到一九七八年，又以河北冶金勘察公司为基础，再度成立冶金工业部勘察总公司，并在沈阳、武汉、长沙、成都、昆明、西安等地设立分公司。一九七九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保定成立了冶金工业部勘察技术研究所，专门从事勘察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时，将原冶金部所属的西安、长沙、昆明三个冶金勘察分公司划归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领导，这支勘察队伍有3300人。
三十六年来，工程勘察不断完善生产、技术等管理制度。一九五四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测量技术规范》、《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地质勘测技术规范》和《工业与民用建筑地基土壤试验操作规范》，统一了勘察工作的技术标准，使勘察技术管理工作走上了正轨。为加强勘察工作的生产管理，还制订了《加强勘察工作组织办法》和《勘察任务委托办法》两项制度，对勘察工作的生产管理做了原则规定，要求以勘察任务书的形式确定任务的委托，技术负责人接受任务后进行现场踏勘，制订勘察纲要和工程计划，然后经审批按计划施工，工程结束后，勘察成果必须进行检查验收。这样，就建立了勘察工作的正常秩序，有力地保证了勘察工作的质量。
随着勘察专业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一九六四年修订补充了测量、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规范和钻探、物探、土工试验等技术规程，制订了质量检查验收标准。在十年内乱中，这些规程、规范受到了冲击，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充实、完善。一九八○年以后，对各项管理制度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实行了技术经济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勘察人员的积极性。
三十六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勘察工作，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不断提高了勘察技术水平。
勘察工作分为测绘、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三个方面。
在测绘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了苏联有关文献资料，并总结自身实践经验，编写成《暂行测量手册》和《测量学讲义》，用以指导工作实践。同时增加了较好的仪器，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图精度。一九六四年变频式光电测距仪研制成功。到七十年代中期，电磁波测距基本取代了钢尺量距。从六十年代开始，对测图摄影化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七十年代已具备了整套的作业方法。七十年代后期，相继引进了航测内业制图仪和C—100解析测图仪，到八十年代用航测法成大比例尺地形图在生产中广泛推广应用。八十年代初已向电子速测仪为中心的机助绘图方向发展。昆明勘察公司研制的倾斜式地面摄影经纬仪，能拍摄—47°到＋47°范围内的景物，获冶金部科技成果奖。
在工程地质方面，在学习苏联的基础理论，将苏联的《城市建设的工程地质勘察》一书作为指南的同时，引进了苏联的人力手摇钻机，以后逐步推广使用了各类型的工程勘察钻机。七十年代后期，关于膨胀土地基的研究成果，曾应用到个旧冶炼厂工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大会奖。金刚石钻探和旁压试验，已开始在工程地质勘察中使用，取得较好的效果。八十年代初更紧密地与设计、施工结合，开拓地基处理等新领域。
水文地质专业是一九五五年从工程地质专业分出而成为独立专业的。五十年代以勘察浅层地下水为主，六十年代以后以勘察第四纪深层地下水和裂隙岩溶地下水为主，并扩大了勘察区域，积累了西北干旱地区、黄土高原地区、山间小型河谷、自流盆地、大型冲积扇、洪积扇地区的水文地质勘察经验。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城市地下水、地表水污染的调查与评价和环境保护、矿山排水等水文地质工作。在勘察手段上，早期使用人力冲击钻机，五十年代后期引进苏联的ykc—20型冲击式钻机，七十年代开始大量采用大口径回转钻机。七十年代末期为适应基岩地区找水凿井的需要，采用了大口径转盘式岩心钻机。钻探方法，钻探工艺也不断有所发展。由于水文地质勘察水平的提高，还解决了一些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如锡铁山铅锌矿供水水文的勘察过去没有成功，一九七九年西安勘察公司采用高浓度泥浆压井、活塞多次洗井等技术措施，运用非稳定流的渗流理论、用水均衡理论等进行计算论证，终于对该地区的地下水资源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满足了锡铁山铅锌矿建设的需要。
三十六年来，工程勘察工作在不断完善勘察管理、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工作，保证了工作质量，取得了很大成绩，满足了冶金工业建设的需要。“一五”计划时期，围绕着中条山铜矿、东川铜矿、个旧锡矿、铝系统的建设项目，做了大量勘察工作。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间，尽管遭受两次较大的挫折，仍然及时完成了白银铜基地、金川镍基地、金堆城钼基地和郑州铝基地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勘察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完成了江西铜基地、山西、贵州、青海铝厂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的勘察任务。据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三年共十九年的统计，3个有色冶金勘察公司共完成勘察项目9230项，测绘标准面积6000余平方公里，工程地质完成钻探标准工作量84万米，水文地质23.6万米。
设计是政治、经济、技术的综合体现，是基本建设的灵魂，工程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
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没有专业的设计机构，仅在一部分厂矿中有少量技术人员从事零星的小规模的设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有色金属工业建设的不断发展，设计队伍逐步发展壮大。自一九五三年组建起第一个有色冶金专业设计机构开始，走过了从学习模仿设计到独立做设计，以至有所创新的发展道路，完成了200余个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和500多个小型企业的设计，还完成了其他各类工程项目设计1300余项。在设计实践中，开发了一些适合中国资源特点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不断提高了设计技术水平。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贯彻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通过内外技术交流、消化引进技术和科学研究，技术水平更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设计的重点建设项目，在主要工艺技术和装备上，一般都能达到或接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国际先进水平。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建设遭受战争破坏的厂矿，全国各大区的有色金属管理局都很注重抓好设计工作，先后成立了设计处或设计科。工业生产恢复最早的东北地区，首先集结了设计队伍。一九五○年初，东北有色金属局就在基建处内设立设计科，后扩大为设计处。
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色金属工业开展规模宏大的建设。为进行建设工程的设计和配合苏联设计的13项重点工程的设计工作，重工业部决定集结设计力量，组建专业的有色冶金设计机构。一九五三年二月成立了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设计公司，刘学新任经理。一九五四年五月重工业部设计公司合并于有色金属局设计公司，更壮大了有色金属工业的设计力量。
一九五五年重工业部决定改组有色金属局及各分局的设计公司，将有色局设计公司改组为有色冶金设计院，并设沈阳分院和长沙分院，李华任院长，苏明和张宾分别担任分院院长。一九五六年二月，根据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关于加强设计工作的精神，重工业部进一步调整了设计机构，按专业化的原则，明确了北京、沈阳、长沙和新成立的昆明等四个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分工。一九五六年以后，又按重金属、轻金属及合金加工等行业，逐步调整了各设计院的分工。到一九五七年末，冶金部直属的4个有色冶金设计院各专业已经配套，技术力量比较雄厚。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有色金属工业逐步实现了自己承担全部设计工作，并开始承担援外设计任务。沈阳有色冶金设计院转而承担轻金属矿山、冶炼的设计工作，更名为沈阳铝镁设计院。此外，又先后成立了南昌有色冶金设计院、贵阳铝镁设计院、兰州有色冶金设计院和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
十年内乱时期，各有色金属设计院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设计工作秩序被打乱，设计人员受到歧视，设计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再加十年中基本上没有补充新的设计力量，致使设计力量青黄不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色金属工业设计工作有了新的转机，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不断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广大设计人员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同时，各设计院都以极大的注意力解决设计力量青黄不接的问题。通过自行培养和国家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逐年充实了设计力量。到一九八五年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属的8个设计院共有职工1009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231人。另外，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冶金设计院，如沈阳、西安、广东、新疆等有色冶金设计院，有的大企业也组成了为其服务的设计机构。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设计的管理工作，随着设计工作的发展而提高，保证了设计质量的提高和设计任务有秩序地进行。
在五十年代初期，着手集结设计队伍的同时，东北工业部设计处制定了一批勘察设计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如一九五一年一月颁发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暂行管理条例》，规定了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工作的程序，总体设计必须依据批准的计划任务书进行，并规定设计工作分为基本设计（后改为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三个阶段，只有前一个阶段的设计得到批准，方能开展下一个阶段的设计工作。与此同时，设计处还组织编制并颁发了一批设计标准，主要有《建筑物结构设计标准》、《住宅、宿舍设计标准》等。此外，还组织翻译了一批苏联的设计标准、技术规范和设计的内容深度规定等资料。这些条例、标准、规范等，对设计工作步入正轨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速设计队伍的健康成长，重工业部十分重视设计队伍的思想建设，经常通过设计中暴露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的教育。一九五三年七月王鹤寿部长作了题为《为掌握正确的设计思想而奋斗》的报告，各设计公司立即组织学习，运用总结分析典型工程的办法，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设计思想。通过学习，广大设计人员明确了要树立“设计服从于全民利益和国家计划”的思想、“总体设计思想”、“严格的经济核算的思想”、“设计是先进技术的组织者和传播者”的思想、“群众观点”和“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等。还明确在民用建筑设计中必须遵守“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通过学习，在设计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各设计公司认真学习苏联的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和工程管理方面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总工程师为首的各级技术人员的技术责任制，规定了包括设计总负责人和各工程负责人职责的工程管理制度，确定了设计文件编制规程、各专业分工暂行规定、设计审核制度等，并重新明确了设计工作的程序，规定了设计任务书、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等各阶段的内容和深度，从而逐步形成了设计工作的正常秩序。
在三年困难时期，各设计院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的精神，发动设计人员深入厂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了一批专业的设计标准和规定，修订了一批以加强设计质量和管理为目的的规章制度，对快速优质完成设计任务起了良好作用。
一九七九年以后，各院相继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充分发挥院长在生产行政工作方面的指挥决策权。与此同时，各院都强化了以院总工程师、科室主任工程师和工程项目总设计师为首的技术领导体系，加强了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和经营管理工作，恢复和健全了以部门职责范围和个人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比较快地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规章制度废弛的混乱状态，重新建立了设计工作的正常秩序。
此外，各设计院还相继实行了企业化经营管理。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各院按照企业化、社会化的方向，不断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立足有色、面向社会，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努力扩大服务范围，发展横向联合，搞活经营。一九七九年国家建委批准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为企业化管理的试点单位之一。其他各院也对国家计划以外的设计项目收取设计费，并制定了设计费留成分配办法，在设计部门开始实行奖励制度。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各设计研究院正式实行承包技术经济责任制，实行按国家规定标准收取设计费，使各院的经济收入和分配同各院的设计科研成果挂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设计管理体制也在继续不断地改革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色冶金设计队伍刚刚集结，力量微薄。东北地区厂矿恢复建设和设计工作，在技术上由张富民负责。一般做法是，接受任务后，组成工作组与生产厂矿密切配合，在现场做设计，并配合施工，负责到底。如一九五○年在进行辽宁复县华铜铜矿的恢复建设中，东北有色局设计处派出的设计人员，背着行李到矿山现场，和生产施工人员一起组成建设机构，设计人员在完成设计任务的同时，按专业兼任了采购、施工和试车投产等工作，使建设工程顺利投产。
在“一五”计划期间，组建了设计机构，并把设计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上，广大设计人员在苏联为中国所做的工程设计中进行配合设计和施工监督工作，有苏联专家的指导，在边学习边实践的过程中，很快掌握了设计方法，提高了技术业务能力，设计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广大设计人员在这期间逐步掌握了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的设计本领，胜利完成了配合国外设计和自行设计的全部任务，为“一五”计划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期间受“左”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失误的影响，采用一些落后或不成熟的技术，甚至设计不配套，或施工未完即简易投产，致使无法满足生产要求，不能正常生产，不得不在三年调整时期采取填平补齐措施予以补救，浪费了人力、物力和时间，设计工作也吸取了沉痛的教训。
一九六○年苏联当局片面撕毁两国协议，撤走专家，并中断提供在建工程的设计图纸、设备和器材，给设计和建设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广大设计人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同广大建设者密切配合协作，以自己的力量把苏方扔下的工程，如洛阳铜加工厂等都建成投产了。
一九六四年各设计院广大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进行试验，并听取建设施工和生产单位的意见，开展现场设计，做出了一批较好的设计。如金川采选冶联合企业一期工程、西南铝加工厂一期工程、凡口铅锌矿、中条山铜矿峪、胡家峪、蓖子沟等铜矿、自贡硬质合金厂等工程，都是这一时期采取现场设计的方式进行设计的。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工程，很多也是在现场进行的设计，改变了有色金属工业的布局，很多稀有金属厂矿大都是这时设计建设的。但由于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错误方针，也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设计工作秩序紊乱，如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年的一段时间，明确设计院不再管设计方案，建设工程由现场的建设指挥机构决定设计方案，或以生产厂或施工单位作为由生产、施工和设计单位组成的三结合设计队的负责单位。这种做法严重地打乱了设计工作的正常秩序，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执行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给设计工作带来了生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设计研究院先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收入逐年增加，不仅保证了充足的事业经费，而且为改善职工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提供了财力。各院都着手更新简陋的设计装备，逐步添置电子计算机、微型机、绘图机、辅助设计系统……等等，不断增强了设计能力。各设计研究院除保证完成有色金属总公司下达的设计科研任务外，还面向社会，承担了大量的公用和民用建筑工程的设计，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设计，并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承揽了巴基斯坦、伊朗、新加坡等国家的工程设计任务。还开展了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活动，出现了以设计研究院为主体的工程承包公司和各种横向经济联合体等。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的设计工作，从学习模仿设计，到胜任各种大型有色企业的设计工作，走过了坎坷的路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设计的日采选矿石两万吨的金堆城钼矿露天矿和选矿厂，地下开采日处理矿石6500吨的落雪铜矿采选厂，年产铜6万吨的云南冶炼厂和引进成套设备建设的年产铜9万吨的贵溪冶炼厂，年产铅锌15万吨的株洲冶炼厂，年产硬质合金1500吨的自贡硬质合金厂，年产氧化铝65万吨的郑州铝厂，年产铝锭6.9万吨的包头铝厂和11万吨的抚顺铝厂，年产加工材6.3万吨的西南铝加工厂等大型企业，均已建成投产，生产情况良好，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骨干企业。还有正在建设的设计总规模为日处理矿石9万吨的德兴铜矿，年产铅锌15万吨的西北冶炼厂，使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的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镍4万吨的金川二期工程，使山西铝厂氧化铝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20万吨的山西铝厂二期工程，设计能力为年产铝20万吨的青海铝厂，这些工程为增加中国有色金属的生产后劲，将起到重要作用。
回顾有色金属工业设计工作三十多年的实践，主要经验教训有：
一、根据形势的发展，下决心及时集结了设计队伍，建立专业设计机构，这是保证有色金属工业迅速发展的一项战略决策，保证了有色金属工业建设顺利进行。
二、在有色金属工业建设中，各设计单位按照国内外技术发展水平，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新建和改建、扩建企业，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在个别项目中也曾盲目采用不成熟的工艺技术，造成不少损失。
三、在多年的设计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一项好的设计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要重视设计前期工作，加强技术经济分析研究，加强各级的审核。要避免忽视质量、片面节约和过于保守的两种倾向，也要避免设计过于简化，给施工造成困难。
四、多年的设计实践证明，稳定的基建计划和设计计划是提高设计质量的关键。保证在工程设计前，对资源条件、建设地区情况、厂址选择、外部协作条件，能收集大量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对主要的设计方案，要进行详细的论证对比；对新工艺、新设备要组织试验研究。所有这些都要求一定的时间，提前设计年度对提高设计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稳定的基建中长期计划就十分必要了。回顾“大跃进”及“文革”期间，取消了中长期计划，造成工程立项即仓促设计，甚至未经全面调查研究分析即拍板定案，以致考虑不周、方案不妥，造成重大损失。
五、政策多变，使得设计方案多变，严重影响设计水平的提高。如六十年代初强调小洋群，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即按小洋群进行大型采选冶联合企业的设计，后不得不改为中洋群，到实际行不通时，才以适当的水平装备了这个大型企业。
六、严格执行设计程序是保证设计质量的重要条件。在“大跃进”及其以后，不少设计项目即由于违反设计程序而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导致设计失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的基建施工队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诞生、成长起来的。三十六年来，共建成大型有色金属工业项目78个，中型工业项目128个，小型工业项目500多个，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约128.5亿元，竣工建筑面积约3950万平方米，为改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基建施工队伍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技术业务素质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到一九八五年底，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施工力量共有29个建筑安装企业，下属79个工程公司，拥有职工15.4万人，含井巷施工队伍1.66万人。其中包括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属的11个建设公司的11.77万人，11个有色金属厂矿自营的施工队伍2.19万人和7个省属施工单位1.46万人。总公司直属的建设公司均下设土建、机电管安装、机械化等工程公司，有的还设有井巷工程公司，并有机械维修、金属结构制作、混凝土构件预制等附属企业，形成完整的综合性的施工队伍。11个建设公司分布在甘肃、山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10个省区，拥有固定资产净值5.49亿元，各种机械设备3.78万台，已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国内外较先进的施工装备，并有了较为完善的施工检测手段和一定的科研力量，经过长期的施工实践和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已能完全独立承担先进的大型厂矿建设任务和复杂的公用与民用建筑的施工安装任务。
新中国最早的有色金属工业施工队伍组建于东北地区。一九四九年春，为了恢复安东（今丹东）铜冶炼厂的生产，成立了土木建筑合作社。一九五二年扩编为东北有色局工程公司，刘学新兼任经理。
与此同时，辽宁省组建了省营中国工程公司。一九五○年元月交给东北工业部，扩编成建设工程公司，迁到哈尔滨市，张潭任经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地区主要依靠有色金属企业自营的建筑施工力量进行建设。而中南有色局湖南分局，在长沙曾组成一定的施工力量。
一九五四年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始调配各地区的施工力量，组建成专业性的工程公司。
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时，将冶金部所属的第四、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一、二十三等12个冶金建设公司划归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领导，并改组为11个建设公司，定名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一至十一建设公司。
三十六年来，在建设实践中，不断加强了施工管理。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的管理经验，较系统地推广了一整套施工管理办法。一九五○年四月，东北工业部颁发了《基本建设暂行管理条例》，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基本建设方面的法规。同年下半年，东北工业部规定，在一些较大的工程建设上，组成由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代表参加的工程委员会，统一安排工程计划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协调处理施工中的各种问题。东北工业部在《一九五二年工程承包条例》中，对承发包合同制做了详细规定，按包工包料、包工不包料、全部包工并按定额包料三种形式承包，明确了包工合同的性质、内容、要求和承发包的步骤，以及付款、质量检查、竣工验收办法等。至此，基本建设管理办法逐步完善，这种承包办法陆续在全国实行。
在恢复时期，十分重视施工队伍的思想建设，发扬了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革命战争时期的好作风好经验运用到建设中来，保证了恢复时期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施工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逐渐完善。一九五三年末至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各施工企业按照重工业部关于按生产区域进行管理的原则，整顿了企业管理工作，明确了各级领导干部和职能科室及各队职能人员的责任、权利和业务范围，积极培养基层干部，从组织上保证“责任制”的贯彻。一九五四年重工业部决定推行“工程任务单”制和在建筑安装企业中普遍建立工段，实行工长制，使施工现场有了进一步集中统一领导的施工组织。一九五六年以后，各建设公司改为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生产行政指挥系统按照统一指挥、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一般实行三级管理，两级独立经济核算。这一时期各项工程施工前一般都做施工组织设计，单项施工方案或作业设计。在计划预算工作方面，从一九五四年起，规定每个建筑安装企业都要按照上级颁发的各项限额编制年度施工财务计划，还必须编制作业计划，特别是月作业计划。在技术管理中，严格执行图纸学习与会审制度，实行技术交底，贯彻操作规程，严格质量管理，从而使施工管理逐步正规化、制度化。并认真贯彻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从一九五八年起，各建设公司按照冶金部的要求，精简了机构，下放了人员，甲乙方合并，由建设单位包干使用建设资金。在任务一再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边勘察、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不正常作法，破坏了正常的施工秩序，再加上管理工作上出现的问题，就使近40%的施工安装企业亏损。到一九六四年，施工企业与基建单位分开，重新实行甲、乙方制。先后颁发了建筑安装企业的四项试行管理制度、冶金工业基本建设承发包工作条例、基本建设工程结算办法、冶金工业基本建设程序暂行条例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开展“赶上两个先进水平、消灭三种落后现象”（两个先进水平：国内、国际先进水平；三种落后：技术经济指标、劳动生产率、经营管理的落后）的活动。各企业开展了找差距和比学赶帮的竞赛。一九六五年，冶金部根据一九六三年九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关于取消基本建设现场的甲、乙方，实行由一个单位统一领导的精神，取消了承发包制和工程利润，实行建设公司对国家建设全面负责、一包到底的做法，建设公司内部体制实行三级管理，队为基础。建设公司的一切工作面向工程队，为工程队服务，并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比较大的施工现场，实行建设公司领导下的区域负责制。由一个工程公司全权负责现场指挥，或者由建设公司派出现场指挥机构。在基层建设方面，首先固定工程队的组织和人员，并按建设公司建制统一编号。工程队成立中共支部，设指导员。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实行了以投产为目的、以项目为中心的计划管理制度，规定以竣工投产和工程进度为考核基本建设计划完成情况的标准，而不以货币工作量为准。计划的指导原则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施工顺序，对工程项目进行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以尽快形成综合生产能力。这一时期还强调经济核算工作，试行以施工预算为基础，以经济活动分析为内容的经济核算制度。在技术管理工作方面，在加强质量教育的同时，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系统，推行工程质量挂牌制，组织技术操作表演，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
十年内乱期间，施工受到愈来愈严重的冲击和干扰。施工秩序、工作秩序遭到很大破坏，施工曾一度瘫痪，不少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九七一年九月整顿和加强了管理工作，施工状况有所好转。《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和经济核算制等七项制度，对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七三年国家建委对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范围、依据、标准、组织程序及竣工决算的编制、以及各种技术资料的整理、工程质量的鉴定等作了规定，冶金部颁发了提高冶金建设质量的八点意见，各单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予以贯彻。这一时期施工的工程项目是以施工单位投资大包干的形式进行的。由生产、施工、设计及地方政府联合组成现场指挥部，实行统一领导，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加快建设速度、保证工程质量、节约投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出了一条立足于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建设、面向全国、走向社会的新路子。对列入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投入足够力量，确保重点工程建设，同时广开施工生产门路，自行承包施工任务。从一九八二年起，各施工单位有步骤、点面结合、分期分批地进行了企业全面整顿工作。这时，建设项目由过去一包到底的形式，改为甲乙方合同承包制。计划管理也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过渡。经营管理正在形成经理负责制下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指挥系统，以总会计师为首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监督系统。施工准备工作得到加强。开工项目均认真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做到计划、设计、施工三个环节互相衔接，投资、工程内容、施工图纸、设备材料、施工力量五个方面落实。编制施工图预算，严格按施工顺序合理组织施工。技术管理进一步加强，普遍建立了三级技术责任制，充实加强了质量管理机构，自一九八一年起逐步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
一九八四年以后，各施工企业认真贯彻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积极参预投资包干和招标投标活动。各施工企业面向全国，走向社会，勇于参加竞争，承揽了大批施工任务。对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进行了初步改革，实行了两级公司经理负责制，对党、政和职代会的职责分工作出了规定，做到决策和执行、管事与用人的统一，提高了工作效率；确立了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不断完善企业内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三十六年来，有色金属工业建设者们，在各工程公司的负责人杨激中、李万杰、周宇明、刘鸣九、鲍鸿光等组织下，根据有色金属工业基建工作的部署，转战在祖国各地，长年累月战斗在边远地区、荒芜山野的建设工地上，历尽艰辛，为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立下了功勋，胜利完成了基本建设任务。在铜工业方面，建成了包括铜陵、白银、大冶、中条山、东川、易门、寿王坟和红透山等八大铜矿在内的20多个重点铜矿；扩建新建了沈阳、上海、铜陵、白银、大冶、云南、贵溪等大型冶炼厂及苏家屯、洛阳、西北铜加工厂，形成了完整的铜采选、冶炼、加工生产系统。在铝工业方面，建成了山东、郑州、贵州三大铝生产基地，与抚顺、兰州、连城、青铜峡、包头铝厂组成全国八大铝厂，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0多个中小型铝厂，还建成了东北、西南、西北三大铝加工厂。在铅锌方面，改建扩建了沈阳冶炼厂、葫芦岛锌厂、水口山矿务局，又新建了一批矿山和冶炼厂，如凡口、会泽、桃林、黄沙坪等铅锌矿和株洲、韶关、昆明等冶炼厂。还扩建了云锡、平桂、大厂等锡矿；建成了金川镍钴生产基地和遵义钛厂；建成了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湘东等钨矿和杨家杖子、金堆城两大钼生产基地；还建设了株洲、自贡硬质合金厂和贵金属、稀有金属、半导体材料厂等。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关系到职工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质量。它是保证有色金属工业正常发展的重要条件。工业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生产的初期，未充分注意保护环境，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因工业“三废”所造成的社会“公害”，已成了当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分布各地的小矿山，生产技术落后，规模很小，未构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但劳动条件差，工伤死亡事故和职业病是严重的。在中国着手建立有色金属工业的初期，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和改善职工劳动条件。从有色金属恢复生产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安全生产工作做得好，环境污染也不突出。在“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年代里，有色金属工业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工业卫生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一九七三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后，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项事业才得到迅速发展。全行业建立健全了各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工业卫生三个完整的工作体系；大力开展了对“三废”的治理；重新确立了各项安全生产和防治职业病的规章制度，主要环境污染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为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同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在采矿、选矿、冶炼和加工过程中，需要处理大量的矿石、辅助材料，消耗大量的燃料，同时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渣（简称三废）。对“三废”处理不当，就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
新中国成立后，有色金属行业对老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又新建和改建、扩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在建设中都采取了一些防止“三废”污染的措施。
经过一·五计划期间的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三废”排放量也相应增加。由于没有重视环境保护，不少新建工程没有相应的“三废”治理设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量工业废水、含选矿药剂的选矿废水和含重金属离子废水，排入江河湖泊，造成水系污染，影响沿岸农业灌溉和水产养殖，二氧化硫烟气也造成了大气污染。
在“大跃进”浪潮中，小有色金属企业，因陋就简，纷纷上马，结果成片森林被破坏，大量资源被浪费，把环境污染扩散到广大农村。在有色金属骨干企业中，片面追求高产量，“三废”排放量大增，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
一九五八年以后有色金属行业相继建设了一批稀有和放射性元素的生产部门，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污染物质，如剧毒的金属铍、放射性废物等。
进入七十年代，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已经迫不及待。如沈阳冶炼厂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市郊张士灌区的农业灌溉水源；湘江松柏至长沙段的矿冶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渣使湘江水受到污染；湖北大冶湖水水质恶化，重冶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电解铝厂排放的氟化物，污染厂区周围大气，造成农作物减产，引起人畜中毒；有些选矿厂不建尾矿库，尾砂排入江河湖泊造成淤塞，水生资源遭到破坏，农田板结，农作物减产，甚至因含砷废物处置不当，发生人畜中毒死亡事故。
周恩来总理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讲话中指出：对我们来说，工业公害是个新问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一九七一年二月六日在接见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再次指出：不要单纯治病，要从预防公害着手。凡是工业化的国家，都发现这个问题。在中央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根据会议精神，有色金属工业的环境保护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作出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制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提出了环保工程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简称“三同时”）原则。环境保护事业逐步发展起来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环境保护工作更加受到重视。一九八三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全国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到二○○○年，力争全国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自然生态基本恢复良性循环，城乡生产、生活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全国环境状况基本上能够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相适应。
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的五年中，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干部和职工中进行普及环保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在冶金部和企业建立环境管理机构。一九七三年九月冶金部决定，环境保护工作由计划司抓总。在计划司内设立环境保护办公室，一九七八年二月又决定成立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办公室，重点企业也相继设立环保机构。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各重点企业部进行了污染源普查，制定十年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抓了一些危害严重的污染源治理。三是重点抓了重冶企业高浓度二氧化硫烟气制硫酸，硫酸产量从一九七二年的50.6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96.3万吨，二氧化硫污染显著减轻。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的五年中，加快了治理污染步伐。一九八三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后，设立安全环保部，加强对环境的全面管理。
在这五年内，对老企业的“三废”进行了治理。一九七八年十月，把沈阳冶炼厂的含镉废水等10个环境污染严重的工程，定为国家限期治理项目。到一九八三年完成了9项，对控制当地环境污染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对于重金属废水，各企业因地制宜，采取了加强管理、节约用水和重复利用等措施，并改革工艺，减少金属流失，建立废水处理设施等，实行综合治理，使重金属废水对几个水系的污染大大减轻。重冶企业都建了烟气制硫酸装置，有的厂还建立了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的利用或处理设施。对40%的工业炉窑进行了以节能为中心的改造，改善收尘装置，一九八三年工业粉尘回收率达到了94.3%。淘汰了一批耗能高的工业锅炉，新建和在用锅炉全部安装了消烟除尘器。工业炉窑和锅炉经改造后，一九八三年的万元产值耗煤量和耗油量，比一九八○年分别下降43.3%和43.7%。“三废”综合利用形成了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年产值达3.6亿元，经济效益比较好。
在现有污染源的治理中，采取了加强管理，进行技术改造，大搞“三废”综合利用的方针，外排“三废”要求达到排放标准，同时实行文明生产，绿化美化环境，以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有色金属行业把“三废”综合利用，作为治理“三废”的一项战略措施。一九七九年冶金工业部颁布了《冶金工业奖励“三废”综合利用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一九八○至一九八三年，先后对有色金属行业的砷、硫、固体废物的产生、利用和排放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制定了固体废物排放标准及处置措施等。综合利用是处理多种金属共生矿的重要途径，提高金属的回收率和分门别类回收多种金属，既可以增产，又减少污染。如株洲冶炼厂在环境保护工作中重视综合利用，提高金属回收率，到一九八二年使废水中的锌和废气中的铅比一九七三年分别减少了88.8%和92.9%，有价金属的综合回收率提高了23.8%，冶炼过程的锌回收率提高了4.71%，铅回收率提高了4%，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综合利用创造的价值达到1792万元。
综合治理可收到投资少、效益好的效果。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废水治理即是成功的一例。全公司的废水集中到人工河和东大沟两个出口。人工河废水经过处理后，大部分返回生产使用，少部分用于绿化，基本不外排。东大沟废水进沟前，在废水总站用碱性选矿废水中和酸性冶炼废水，再返回生产使用。经过综合治理，每天减少新水用量2.5—3万吨，每年节约供水费用1.88万元。沈阳冶炼厂地处沈阳市内，排放的“三废”对沈阳市的影响很大，人们要求该厂搬出市区。一九七八年对全厂的“三废”进行综合治理，把“三废”治理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废气治理中，强化冶炼过程，密闭设备，改造和扩大冶炼烟气制酸，加强制酸的管理，治理了34个低空烟囱。大气污染大为减轻。在废水治理方面，以治理含镉废水为重点，对各车间的废水实行分治，使全厂废水排放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
为了防止新污染源的产生，对新建工程项目的环保加强了审核检查。新建项目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前期阶段，坚持实行环境影响预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措施审批制度。“三废”治理达不到国家排放标准的项目，不予批准。在建设中，坚决执行“三同时”原则。工程完工验收时，环保措施不合格，建成了也不准投产。这就有效地防止了新污染源的产生和环境污染随生产同步增加的现象。有色金属行业的环境预评价工作，始于一九七九年的德兴铜矿。为适应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经总公司批准由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西安冶金勘察公司等10多个单位于一九八四年八月联合组建有色金属工业环境评价公司，承担有色金属系统和其他工业系统的环境评价任务。有色金属系统环境评价工作，开始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制度。
在处理治理和管理的关系上，强调加强对环境的全面管理，以管促治，管治结合。有色金属行业实行总公司、地区公司和厂（矿）企业三级管理体系。总公司侧重于宏观控制、计划指导和政策制定，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计划，逐步改变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比例失调的状况。企业的环境管理内容主要有：第一、建立健全环保管理机构；第二、实行环保岗位责任制，把环保责任和指标分解之后下达到生产岗位，落实到人；第三、加强生产管理和设备管理，杜绝跑、冒、滴、漏，消除人为污染；第四、实行环保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和职工个人完成环保指标的情况同经济收益挂钩，有奖有罚；第五、建立环境监测站、环境统计网和重点污染源档案，及时掌握环境状况发展动向；第六、制定企业环保规章制度和计划；第七、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严格执行“三同时”原则。
一九八三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根据全国到本世纪末要基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总战略目标，结合本行业的实际情况，要求加速老污染源的治理，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使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同步发展。
根据总目标的要求，一九八三年以后有色金属行业环保的主要工作是继续抓好老污染源的治理，开展以创建清洁工厂和清洁矿山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建设和完善各项环境管理措施。
老污染源的治理方面，一九八五年在重点企业再次进行了调查，建立了污染源档案，制定了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年的七·五计划期间环保规划，分期分批进行老污染源的治理，加强一批薄弱环节的污染治理，例如，重冶企业的砷污染治理、电解铝厂的氟污染治理、加工企业的含油废水治理、矿山废水治理和废石场、尾矿库上恢复植被等。
在环境建设方面，继峨眉半导体材料厂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建成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个清洁工厂后，一九八四年一月，总公司决定在全行业开展创建清洁工厂、清洁矿山活动，并制定了《有色金属工业清洁工厂、清洁矿山计分验收标准》和《验收命名实施办法》。这项活动的开展，使有色金属行业的环保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一九八四年盘古山钨矿建成了第一座清洁矿山。一九八五年五月为进一步推动环境建设，总公司在株洲冶炼厂召开了创建清洁车间现场会，推广了这些厂矿创建清洁厂矿的经验。截至一九八五年，又先后有株洲硬质合金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和西华山钨矿进入了清洁厂矿的行列。
在环境管理方面，建成了三个完整的环保工作体系。包括全行业三级环境管理体系、三级环境监测体系和环境统计网，及环境教育、设计、科研和环境质量评价体系。三级环境监测体系是总公司设环境监测中心，部分地区公司设环境监测中心站，企业设环境监测站。在企业内设置固定监测网点，对重点污染源和企业环境质量参数作长期监测，积累环境状况统计数据，实现了环境质量状况的定量管理，并逐步向取样监测自动化和处理数据电子计算机化过渡。一九七八年在昆明工学院设置环境工程系，培养环境专业人才，还举办各类短训班，对职工和管理干部进行环境保护专门知识训练。在总公司所属设计研究院（所）里，建立环保设计室和两个环境科学研究所，开展环保工程设计和环保科学研究。
管理措施方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若干规定和政策，包括：《有色冶金工业环境保护若干技术政策》，《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设计规定》，《有色治金企业引进工程环境保护若干技术要求》等。此外，受国家环保局委托，还制定了《轻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有色金属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专家审查后，批准作为国家标准公布实施。这些政策、规定、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使环境管理更趋完善。
自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后的十三年中，有色金属行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下列重大成就。
（一）环境污染得到控制。
在全行业的产量和产值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三废”排放量有所减少。同一九八一年相比，一九八五年废气排放量减少62.8%，废水达标率提高21.6%，超标废水排放量减少20.3%，工业粉尘排放量减少15.8%，燃料燃烧烟尘排放量减少24.1%。
“三废”的治理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一九八五年，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废气，有46.5%经过了净化处理，68.2%的外排废水水质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工业粉尘回收率达到了94.4%，25.8%的固体废物得到了处理或利用。
主要污染物基本得到治理，工业集中地区的环境污染得到了控制，企业的环境状况有较大改善。重冶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到一九八五年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废气中，二氧化硫等12类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一九八四年比一九八○年减少35.6%以上。重金属废水污染经过治理，到一九八四年随工业废水排放的重金属总量，比一九七三年减少54%。一些大水系的严重污染，已经得到控制。企业及其周围的环境状况有很大改善。全行业可绿化面积的73.7%都已得到绿化。
（二）建成了一批“三废”治理装置和“三废”综合利用设施。
一九七三年以来，共投资3.7亿元，完成治理项目1848项，建成2100套污染防治设施，建成了一批“三废”综合利用装置，一九八五年综合利用的产值达3.5亿元，创造利润7600万元。硫的利用率达到60%左右，水的重复利用率达57%，砷的利用率达16.3%，赤泥烧制水泥的能力达到年产148万吨。
（三）环境保护技术有较大进步。
山东铝厂研制的利用赤泥烧制水泥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试制安装的电收尘器综合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七十年代末的先进水平。冶炼烟气制酸的各种工艺，都已掌握。新建的贵溪冶炼厂采用了具有七十年代末先进水平的双接触法，该厂的硫利用率达到了95%以上。韶关冶炼厂与广东有色金属研究所研制成功的碘络合法冶炼烟气脱汞技术已用于工业生产，并取得了国家的专利，为冶炼烟气脱汞技术创出了新路。重金属废水已掌握了石灰中和法、离子交换法、硫化物沉淀法、腐植酸煤法等废水处理技术，应用于不同废水的处理。环境监测技术和检查仪器不断完善，并已制定了各种常规污染物的统一监测方法。掌握了在复杂条件下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环境影响预评价工作，已经广泛在改建、扩建和新建项目中进行。
（四）提高环保认识，加强环保工作。
通过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重视环境保护，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防止生态平衡的破坏，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事业。由于认识提高，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因而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加强环境管理，中心要抓好5个环节：一是要使广大职工认识环境管理的重要性，人人参加环境管理，处处关心环保工作；二是要建立环保岗位责任制，把环保工作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人，并要与经济责任制挂钩；三是要有一套必要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三废”的排放标准；四是要有严格的环境监测和群众的监督；五是要有一套完整的环保工作管理体系。以管促治，管治结合，做好环保工作，仍是今后必须遵循的原则。
有色金属工业生产中的安全生产和工业卫生工作的中心是保障劳动者免遭生产性伤亡事故和控制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证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
解放前，有色金属工业生产规模很小，生产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矿山机械化程度很低，劳动条件恶劣，大批劳动者死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
有色金属工业在恢复和建设时期，把安全生产放到了重要位置，采取了一系列保障生产安全的措施。在各级生产部门成立了安全管理机构，建立正常生产秩序，加强安全生产教育，贯彻安全第一的方针，教育职工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程。
在安全生产技术方面，参照苏联的有关技术规程和标准，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政策和安全措施。
采矿方面实行采掘顺序从上到下，先远后近，集中作业，实行顶板分级管理、敲帮问顶、三次检查制度，改进采矿方法，对老采空区进行充填和岩石移动观测等。
在防止爆破事故方面，一九五四年开始，实行药库主任制、爆破手制和一次点火技术，改造不合安全要求的炸药库，基本上杜绝了点火重大伤亡事故，显著减少了药库爆炸事故。为了防止炮烟中毒事故，于一九五三年在华铜铜矿设计安装了金属矿山第一台主力扇风机，建成了井下通风系统，之后在湖南锡矿山组织试点和推广，取得经验后，在所有矿山逐步建成通风防尘系统。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色金属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形势很好，发展很快，重大伤亡事故逐年减少。一九五七年矿山的死亡和重伤事故比一九五三年分别下降了56%和34%，工厂的死亡和重伤事故，分别下降了33%和52%。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片面强调高速度、高指标，各项规章制度和正常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小土群遍地开花，违背客观规律，冒险作业，违章指挥，生产下降，重大伤亡事故上升。“一五”计划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安全生产制度遭到破坏。
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有色金属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九六二年冶金部正式颁发了《矿山安全规程（草案）》和《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决定》，并在冶金系统制定十年科技发展规划时，把安全技术列为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根据八字方针的精神，冶金系统对矿山的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在锡矿山、杨家杖子等矿进行了地表移动观测实验，了解地压活动规律。在铜官山等矿，进行了坑内火灾防止研究。该矿采用竖分条采矿法，解决了当时的防火问题，还对硫化矿自燃发火机理进行了研究。
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安全生产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平。一九六五年矿山的死亡事故比一九五九年降低了71.8%，工厂的死亡事故下降了57.4%。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有色金属行业的安全生产再次遭到挫折，伤亡事故再次上升。“文革”前得到制止的硫化矿药包自爆事故、坑内火灾事故，重又出现。江西盘古山钨矿和湖南锡矿山先后出现大面积地压活动和倒塌事故。有色金属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面临着十分困难的窘境，严重威胁着职工的人身安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安全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几年来，千人死亡率逐年下降，重大伤亡事故明显减少。一九八三年四月，在郑州铝厂召开了有色金属行业第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着重解决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的指导思想和把安全生产管理纳入企业生产管理系统，建立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两方面的问题，还明确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是企业管理的职能部门，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为基层服务，要改变以前只讲监督、忽视管理的倾向，把安全管理纳入生产管理系统，实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并把工作落实到作业班组。一九八四年十月又在广西平桂矿务局召开了地区公司和直属企业的安全处（科）长、兼职安全监察员会议，总结交流了安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在新时期应使生产安全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管理迈进的要求，进一步强调加强安全基础工作建设，提高车间、班组安全员的素质。同时，为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系统兼职安全监察员制度，作为国家安全监察机构的助手和补充，任命了第一批兼职安全监察员。在这期间，还对以往执行的安全规程进行了系统整理、修订，颁发了《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安全监察条例》，《有色金属矿山井下防火条例》，编制审定了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安全技术规程。各企业也制定了一些有关安全生产的管理制度。
一九七九年以来，安全管理工作比以前大有进步，主要表现在：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比较重视，安全管理机构普遍得到加强，管理工作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既注重安全监督，也重视安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纳入了生产管理系统，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和各种规章制度；各项安全技术规程得到充实和完善，现代化管理方法正在采用和推广；管理人员通过技术培训，业务素质有所提高；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普遍得到了重视和加强；安全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爆破事故，竖井提升事故，火灾事故等显著减少。正常的生产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全系统的安全生产形势逐年好转，涌现出一批安全生产的先进单位。如凡口铅锌矿、平桂矿务局的水岩坝矿、安徽金岭铜矿等，被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授予全国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有色金属工业的很多生产过程会产生尘毒和有害物质。长期接触尘毒和有害物质，容易导致各种职业病和职业中毒。防止职业病和职业中毒，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工业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有色金属行业的工业卫生工作起步较早。在一九五二年，冶金工业部就设立了卫生处，主管医疗卫生和职业病防治；生产技术司设安全处分管通风防尘。一九五四年，有色金属矿山进行了矽肺病普查，发现了矽肺病的严重情况，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极大重视，积极采取了防治措施。一九五五年，在各矿山推广湿式凿岩法，建立机械通风系统，降低矿井粉尘浓度；一九五七年对全系统的所有接触尘毒人员进行了全面健康检查，对矽肺病患者及时调离接尘岗位，治疗休养。一九六二年全国第二次防尘会议之后，冶金部在全面推广了江西各钨矿综合防尘经验，很多矿山的井下粉尘浓度符合国家标准，全系统矿山矽肺病情况明显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卫生工作遭到极大的破坏，很多规章制度被取消，防尘、防毒设施停用，井下粉尘浓度大幅度回升，矽肺病检出率明显增加。云南锡业公司矿工中肺癌发病情况也突出了，成为国内的肺癌高发病区，严重威胁着工人的身体健康，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严重关切。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色金属行业的工业卫生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九八一年九月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召开了有色金属行业第一次工业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有色金属工业卫生工作管理条例》。一九八三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后，又于同年十一月在峨眉半导体材料厂召开了第二次工业卫生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工业卫生工作机构，培训工业卫生工作人员，开展职业病普查，建立工业卫生档案。到一九八五年为止，已经建成了总公司、地区公司和企业三级工业卫生管理体系，在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建立了劳动保护研究所，职业病防治科（组），总公司在湖南建立了劳动保护研究所和矽肺病研究所，在华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设有工业卫生教研室。全系统共有工业卫生专业人员2000余人，职工医院医务工作者25000余人。总公司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三次工业卫生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一九八四年国务院防尘防毒决定和国家五个部委防尘防毒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和检查自总公司成立以来的工业卫生工作，部署以后的任务。通过以上工作，有色金属行业的工业卫生工作，逐渐走上了稳步前进的轨道。
（二）通风防尘和防毒工作。
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职业病中矽肺病占绝大比重，因而，防尘和防毒是预防和减少职业病的重要工作。江西11个钨矿的防尘防毒工作，是有色金属系统的典型。这批钨矿有职工36000余人，接触粉尘人数达14000余人。一九五八年以前，矽肺病发病率最高达到接尘人员的50.1%。一九五八年以后，各矿山长期坚持抓通风、防尘、防毒，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综合防尘、防毒措施，即建立完善的机械通风系统，推行湿式作业和水幕降尘，封闭尘源，加强防尘措施的管理，进行宣传教育使人人重视防尘、防毒，实行个人防护，经常检查和监测生产环境的粉尘浓度，进行技术改造，减少或消除尘源。这套综合治理措施被誉为“风、水、密、管、教、护、查、改”八字方针。实行这套综合治理措施，效果很显著。作业面上粉尘浓度平均合格率一九八三年达到了86.9%，次年达到了87.3%；从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四年的二十六年中，11个矿山新发现的矽肺患者仅105人，只占接尘职工的0.5%（其中有9个矿山，二十多年未发现一例）。各矿共计投入通风防尘费用约1.03亿元，而同期因减少矽肺病患者而提高生产效益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约为2.6亿元，为措施费的2.5倍。一九六二年以后，有色金属矿山推广了江西钨矿的这套综合治理经验。凡坚持实行的，都取得了显著效果。劳动人事部曾组织有关人员从工程技术措施及卫生学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评价，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全国防尘防毒工作会议上介绍和推广。
（三）职业病普查与防治。
有色金属行业采取普查办法，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职业病和预防职业病，或进行全系统的统一普查，或对特定职业危害进行调查。企业进行的职业病调查，每隔数年或每年进行一次，对防治职业病工作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一九五四年的普查，在矿工中首次发现矽肺病例，从而推动了五十年代的通风防尘工作；一九八四年的普查，搞清了全系统各类职业病现状，建立、健全了较为完整的劳动卫生档案，为职业病管理、流行病学和科学防治取得了科学依据，推动了劳动卫生工作的开展。实践证明，职业病普查是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有效方法。
调查资料表明，有色金属行业职业病的危害仍然是相当严重的。一九八四年有数万名职工患有程度不同的职业病。其中，矽肺病患者占99.6%。每年新增的矽肺病患者的人数约1000至1500人，相当于工伤死亡人数的4—5倍，这仍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解决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问题，是有色金属工业系统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六十年代以后，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到七十年代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总理对月坛医院中共党委书记李冰语重心长他说：云锡矿工肺癌发病率高，你知道不知道？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当年便采取了措施。国家和云南锡业公司共投资900多万元建立了10余条井下机械通风系统，成立了劳动卫生研究所，在职工医院成立了肿瘤科，组织全国有关科研、医疗单位开展肺癌病因、预防、诊断和治疗研究。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后，对云锡矿工肺癌防治工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召开了三次云锡肺癌防治工作会议，成立了由总经理费子文任组长，卫生部、中共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人参加的云锡矿工肺癌防治领导小组和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李冰任组长，医疗卫生界有关专家、教授参加的云锡矿工肺癌医疗卫生科研课题专家组，专门研究云锡矿工肺癌防治问题。云锡肺癌的病因和流行病学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并开展国际协作，进行联合研究。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召开了有日本、美国、联邦德国和中国专家参加的云锡矿工肺癌学术座谈会，探讨了进行国际协作的可能性。一九八五年与美国纽约大学环境医学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同年十二月总公司在云南锡业公司召开了纪念周恩来总理对云锡矿工肺癌防治工作指示十周年会议，总结了肺癌防治工作经验，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云南锡业公司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加强领导，制定规划，采取措施，配合国内外有关科研院所，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狠抓工程防护，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病因研究，定期普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取得了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