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的非国有化看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

从俄罗斯的非国有化看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赵启强 发表于 2006-7-9 8:10:01
郎咸平中国式的MBO的批评，对2004年的中国经济学界，犹如一阵旋风：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学者几乎都卷入了郎咸平挑起的争论，并且泾渭分明。媒体因此用了“各种力量，在郎咸平挑起的争论中汇聚”这样标题。后来，广大网民也纷纷加入这场争论并以极端的语言支持郎咸平批判主流学界；但另一方，对郎咸平提出问题的讨论已经变成了声讨和批判，某些主流济学家在回击郎咸平时，甚至用了“流氓教授”、“妓女心态”、“特务”等字眼……
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这场论战的深刻意义很可能要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
希望这段时间不会太久，更希望中国社会不会因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忽视而在日后的改革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如波兰由于在1989年剧变前后，掌控着国企管理大权的厂长经理趁政治权力转移的时机搞过“权贵私有化”，当1993年4月颁布并实施“大众私有化法”时，不得不用相当的时间和成本来纠正和追讨在“无法无天私有化”时所流失的国有资产。
在这里，笔者只能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及在俄罗斯所看到的与我们很相似的国有企业改制历程。
俄国人起步比我们早，私有化程度也比我们彻底。他们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教训，对于有过相同历史进程，有着相同改革要求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该视而不见！
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从1991年将成千上万个小商店卖给个人开始的。但真正意义的私有化则是1992年12月，以拍卖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饼干公司为起端，才掀开了俄罗斯经济核心——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篇章。
选一个名叫“布尔什维克”的国企实行首次拍卖，的确很具有改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意义！
从1992年底仅有18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到1995年底，有105111家小商店、12118000套住宅（俄罗斯的住宅私有化是无偿的）、17937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完成私有化；而“到了1996年，俄罗斯的大中型企业——几乎创造俄罗斯90%的工业产出——中已经有3/4以上被私有化，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51）
而在转制前，俄罗斯的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96%。
从1992年到1996年，俄罗斯的私有化用了4年时间；再从1996到2004年，在彻底私有化的基础上崛起的新俄罗斯又度过了8个年头，12年的时间，俄国人经历过了巨大的希望、得到过令他们欢喜若狂的政治自由，也经受过经济上的阵痛和几乎死了一次的“休克”，那么，差点儿被置于死地的俄罗斯，有没有死而后生呢？
作为一个在俄罗斯转型期间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作为对非国有化有过长时间关注和研究的中国学者，笔者忍不住离开本书的主题，来谈谈俄罗斯的私有化到底给俄国人带来了什么？
转型初期，西方著名的左翼政治和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经对俄罗斯转型设定了一个时间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个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非国有化），六年；公民社会的出现，六十年。”（雅克·胡普尼：《十年后的东欧：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分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四期）
到2004年，俄国人度过了12年漫长的改革岁月，已经大大超过了达伦多夫预定的时间。
这12年，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建成，从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转型也基本完成；这12年，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不太富裕、但也绝非贫穷的俄国人分化成两级——让西方的财富阶层为之惊叹的转型受益者、俄罗斯新贵；以及连中国人都用怜悯的眼光注视着的俄罗斯平民百姓。
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8-1999年，有关《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俄国人的贫富阶层比例如下：
贫困阶层——约占人口的33%左右，其收入不及最低生活标准。主要包括一些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人、部分农民、退休人员及物业人员及多子女家庭等；
穷人阶层——占总人口的40%，一般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包括一般的专业工人、技术人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
中等阶层——约占25%左右，一般能够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包括个体从业者、企业家、管理干部科技或文艺界知识分子；
富有阶层——约占1%—2%，其中巨富阶层约占0.2%左右。他们主要由新旧当权者、“新俄罗斯人”、某些国企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及黑手党头领等构成。 （《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P113）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主任克里斯蒂亚·弗里兰的数据：“在新俄罗斯，发迹的几乎只是那些极少数的超级富翁。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掌握着全国一半的财富，最穷的40%占有的财富不足五分之一。3000万～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月不到可怜的30美元。俄罗斯的新资本家贵族们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及其迅速地发了财，但并没有带动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
一位俄国学者说，“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俄罗斯人的财富，是最穷百分之十的俄罗斯人的80倍。国家已经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批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由改革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了两个俄罗斯，一穷一富。”（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2003年10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在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十年之后，俄罗斯和俄国人（当然要除去那百分之十的财富精英）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善；恰恰相反，还是引用多博列尼科夫院士2003年的报告，“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千辛万苦得来的工业化结果现在已经基本上化为乌有了……俄罗斯联邦的外债达到天文数字，1700亿美元。所以有人形象地说，每一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就带有1000美元的债务。”（同上）
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因此写道：“俄罗斯人在共产党时期不好过，以为在民主下将会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却更困难了。”；用本人在莫斯科听到的老百姓的话则是：“我们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安全。”
所以，如果有人说私有化让俄罗斯受益匪浅，那必须问一问，他说的是哪一个俄罗斯？是指占有人口10%的富人俄罗斯，还是占人口90%的平民俄罗斯？如果是前者——俄罗斯的财富新贵，那么此话不假。在福布斯公布的2003年全球富豪榜上，就有17名俄罗斯财富新贵榜上有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仅仅35岁。
另据《富比士》(Forbes)杂志2004年5月份的调查，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俄罗斯私有化仅仅12年，就给莫斯科造就了无数亿万富翁。尽管纽约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尽管美国富人经历了几代人的财富聚敛，但曼哈顿还是将地球上拥最多亿万富翁的城市称号让给了莫斯科。据《富比士》的统计，截至2004年，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以美元计）是33位，而纽约的亿万富翁只有31位。
这些俄罗斯财富精英的巨大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正好与我们现在争论的MBO有关）；或许，下面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找到部分答案——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后，通过重组、通过MBO，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国有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国有企业的的实际价值超过了2000亿美元；
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的价格仅为400万美元；
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备价值约1亿美元，某公司仅以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见《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P224）
俄罗斯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几乎是，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最终就被谁占有了，从而出现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