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离俄国式的悲剧有多远？

中国离俄国式的悲剧有多远？赵启强 发表于 2006-7-9 8:28:51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私有化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后果，现在我们再看看问题的另一面：俄罗斯非国有化的最终受益者——那些通过转制而成为俄罗斯财富和权利真正主人的寡头们。
尽管俄罗斯在政治上实行了多党制和自由选举，但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力，实际上是被叶里钦时代产生的寡头们垄断着。
这个结论来自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戴维·霍夫曼。
戴维·霍夫曼1995年-2001年期间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主任。他以自己多年在俄罗斯的观察采访，完成了材料十分殷实的政论著作《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利》。
在这部作品里，戴维·霍夫曼认为，新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利的真正所有者，是六个在叶利钦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财富巨头——
这六个人成为新俄罗斯的缔造者，新制度的宣传者和建筑师。1990年末，他们体会到巨大政治力量、可观的财富或两者加在一起所带来的影响力。尽管他们的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但成功的思路确有惊人的相似：六巨头时而积聚财富，时而又失去财富，他们牟取了俄国工业皇冠上的颗颗明珠,组建私人军队，左右竞选结果，最终控制了包括金融命脉、莫斯科在内的整个国家；他们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的媒体，特别是电视台，他们不仅拥有许多工厂，而且攫取国有资产，包括插手预算，干预国家法制执行机关的工作，影响克里姆林宫领导者。在大胆推动新俄罗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初期，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大亨们，偶尔也显露出残暴的一面。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利》序言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5月）
这6个人是——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身价240亿美元的石油大亨。2003年被普金政府以偷逃税罪名逮捕，从而让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了这个莫斯科首富的名字；
阿纳托利·丘拜斯，经济学家、强硬的经济改革家。被称为是“俄罗斯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设计师”，也是那些“疯狂攫取这块土地的资本家及其追随者的教父。”他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成全了俄罗斯新贵，也最终使他自己成为他参与改造的俄罗斯电力系统的财富巨头；
尤里·卢日科夫，莫斯科市长。曾经竞选总统，失败后，继续在莫斯科大权在握，并且兼任首都城市的建造者和老板。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官商，记得当年在莫斯科时就有西方记者说过，这位有着若干工厂的市长，如果在西方早就被送进监狱了；
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银行家。他利用破产的曾是俄罗斯第二大零售业银行的首都农业储蓄银行的某些分支机构，着手建立一个新银行而成为银行家的；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新俄罗斯野心勃勃的媒体帝国的掌门人。他和另一个传媒大王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着俄罗斯最大、最成功的私人电视台独立电视台；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传媒大亨、一个冒险的权利掮客。控制着两份有影响的日报和TV-6电视台，他拥护私有制、财富和权力；后来，当他被迫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卖掉较大规模的公众电视台后，曾经说“他让普京上台是犯了个错误”；2001年7月18日，普金就职总统一年多以后，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个记者向普京问起别列佐夫斯基，普京叹了口气后回答道:“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他是谁？”
6 个人！俄罗斯政治民主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局不是俄罗斯全体人民受益，而是让极少数财富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的一个悲剧。
我们离这个悲剧与多远？有一天，中国也会出现这么6个人吗？
警惕呵，中国人！
要强调的是，戴维·霍夫曼是美国的著名记者，他所任职的《华盛顿邮报》是公认的美国主流媒体。
这位美国的记者和那位法国的经济学家都深刻地预示到垄断资本资本的危害，认识到其最终导致了德国民主的崩溃，以及俄罗斯改革的悲剧性结局；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却将“私有化”当成神话、当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并以此来吓唬老百姓呢？
再重复一遍：我们不反对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必须有严格的法律制约；我们并不反对某种程度的非国有化，但非国有化应该是如何将社会的资产归还给大众，而不是相反，无条件剥夺大众的资产。
这是我们在实施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时，应该首先捍卫的两个原则。
为了保证上述两条原则不被掠夺者践踏，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必须让大众有一定的法律渠道和社会平台来监管自己的财产和权利。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一说到“大众”，二字，不仅那些恶意地、窥视着国有资产的人会摇头，连眼睁睁地望着国有资产被人掠走而无可奈何地喊着“我那份到哪去了？”的人也会摇头。他们不相信大众可以集体地占有自己的资产，不相信大众可以集体地参与管理。
在我们这儿，无论是产权还是管理权，“大众化”均被视为不可能、不现实，是乌托邦……
这些年，对乌托邦的批评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调精英主义而藐视大众的智慧，强调精英治国而无视大众的政治权力。他们批判乌托邦，意在将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权集中在精英手中；他们把公平和大锅饭等同起来，然后宣称，要发展就要打破大锅饭、就要打破平均主义、就要将社会资源集中到少数能人手里使用，让他们去发展、先富起来……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和动机，才有了那位中国最大的经济学权威的精彩言论——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