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如何救亡图存？

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年少时爱看《霍元甲》，爱唱剧中粤语歌，最拉风者除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便是“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此时，毛泽东形象不再招展于旗帜，而流行于各式文化衫上的霍元甲(黄元申饰)头像渐渐成为代表中国力量的新图腾，让你觉得“分（昏）睡百年”后的中国好不威武！如果谁敢欺负中国，全中国人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考公务员一样，都一起上了。
然而，待年岁渐长，对社会与人生有了些自己的了解，发现世界远非那么简单，“全民皆兵”的歌声更是显得过于浪漫。毕竟，生活于尘世的人们，无论天下承平，还是动荡岁月，都各有自己的当务之急。且不说现实中的“霍师傅”在“全民向钱看”的年代了断红尘，从此出家做了和尚，回望历史，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也没有真正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
至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之“全民皆兵”，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当每个个体迫于军事共产主义而别无选择，只能争做手持利剑、不谈私利的公民；当国家因为唯一目标而被改造或者简化为一辆开足马力的战车，你又不得不承认，这片土地虽然不若从前那般“分（昏）睡百年”，但终将重新回到沉睡的年代。而且是集体沉睡，更大的危险自在其中。
事实上，早在当年率军北伐，遭遇“济南惨案”之时，蒋介石便已深知日本将是他一生的敌人。只可惜那时的中国，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旧潮未去，新潮未立，实在没有本钱和日本人拼，所以蒋介石便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希望能够一心搞建设，遇事能忍则忍，“小不忍乱大谋”。此“大谋”就是卧薪尝胆，积聚国力，以备他日再与日人一战。然而，如意算盘终落空，任凭你忍辱负重，日本的刺刀还是齐刷刷伸到了卢沟桥，伸到了夜上海，伸到了武汉，伸到了我们的村庄。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而且，不只是武器，还包括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谈起20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八年抗战”与“全民抗战”。“八年抗战”不假，至于“全民抗战”则需要大打问号了。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但是，国民政府正面抗战所能动员的，更多是青年学生，至于农民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我在本地寻得的资料，并翻检其他地方当年的历史，更多农民选择了不抵抗，至少是没有积极抵抗，而这方面逃避兵役便是最好的注脚。
除了外逃和花钱躲避兵役，当地老人还谈到其他三种办法：一是改变年龄，由于兵役年龄是在18—45岁，所以年纪大的改大，年纪小的改小；二是找个差事当，如情报员、科员、乡丁、保丁、区队长、文书、乡干、副官等等，这些一般还能免伕免税，拿工资；此外就是在学校混个毕业证，所以在国统区山里有个国民小学，里面挤了好几百人。据说真正的学生恐怕没有一半，很多人早就不是学生，他们名为读书实为“躲壮丁”。
这些农民之所以热衷于逃避兵役，未能积极抗日，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麻木于兵祸。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也算是“全国皆兵”的，但它说的是战乱，是“全国皆兵祸”之举世无双。自清末民初开始，先是军阀混战，接下来是“南兵打北兵”(北伐战争)，然后是国共之间的混战(围剿与反围剿)，直到日军大军压境，这片土地早已经打得千疮百孔，更别说此前太平军与清军之血战无数。如此混战局面，再有理想的政府恐怕也只能是勉力维持，而民众更是苟全性命于乱世。
从整体上说，农民对当兵没有好印象。一是农民自古重文轻武，向往和平，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二是虽然胡适等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政府富国强兵，建立起“有兵的文化”，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而被拉去当兵的人，没什么文化和背景，多是些生活中的失败者、铤而走险者。在军阀混战、党同伐异的时代，他们更像是私人武装，只知道冲锋陷阵，一旦不幸战死沙场，却不知道究竟为何牺牲。而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又化作土匪，深入浅出，成群结队祸害百姓。从兵乱到匪乱，毕竟这都是些有枪又有组织的人，到哪里都可以胜过手无寸铁的涣散的一群。如时人所说，兵匪自是希望天下越乱越好，“譬如拾柴枝的人，为要给拾得盈握盈筐的柴枝，就惟恐天不打飓风，而为了飓风倒塌的屋宇，毁伤的人畜，他是不管的。”
而农民，注定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他们更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承受人生的意义，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关心猪栏里的牲口，而不是谁来坐江山。你可以说这些人自私、短视、不求长进，但这确实是生活给予农民的经验，谁当皇帝都一样。除了让自己活下去，对其他事他们早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将所有不幸与痛苦委之于命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种宿命感同样被他们安置在国家之上。
其二，农民未能积极抗日，同样因为受制于贫困。如前所述，自然灾害、洋货倾销以及连年混战是农民走向贫困的主要原因。这里仅以养兵为例，看农民有多少负担。根据1929年的一份统计，当年全国兵员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到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员也不过206.6万。据估算，养活一个士兵每年要花费200元，而每个普通壮年人在家一年只需40元生活费，且不说他一年因为生产建设尚有收入，仅就消耗而言，一个士兵花去的费用相当于居家农民的五倍。如此穷兵黩武，于国于民焉有不穷之理？
抗战之初，有学生下乡动员农民，当后者从学生口中得知抗日“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年”，第一反应却是“我们不被日本人打死，也要饿死了。”穷人有穷人的难处，他们今天捐了手里仅有的五毛钱，明早便没钱买盐了，他一天不上街卖菜，一家几口便活不下去。为此，他们逃避兵役和徭役，有的后来甚至会为了少量钱财为日本人卖命。如果被劝急了，农民便会反问，“我们这座山，几坵田，烂屋壳，也怕日本人抢去不成？”动荡的年代，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救亡图存”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它首先是让自己活下去。
连绵不绝的兵祸，一望无际的贫困，暴力立等可取，正义下落不明，大家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凡此种种，都是当年农民消极抗日的理由。结果是，“在许多壮烈的战役中，始终未闻有乡长或村长挺身而出率领村民死守乡土，或尽责协助军队维持秩序。因为这许多村老爷们，不早早溜之大吉便摇身一变已为道地汉奸”。
曾经研究过抗日的人也没忘对我叹息：当年日军在华北扫荡，常常是后面走着两百个日本鬼子，前面走着两千个中国鬼子，即通常说的“二鬼子”、“皇协军”。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抗日战争哪里要打上八年？！
所以，在本地有关民间抗日的若干材料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
之一：马口中房村人淦长世，年二十二岁，务农，身体魁梧，精通武术，1939年5月，有日军二人来村掳掠，淦乘其不备，持棍击毙一人，另一人持枪反击，淦中弹身亡。
之二：1942年，滩溪群众在滩溪桥下密埋炸药，向日驻军警备队诡称中国兵到达滩溪街，日军信以为真，集合20余人冲过木桥，踩发炸弹，三名日军炸得尸体横飞，余皆逃窜。
写下前面几节文字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美国电影《爱国者》里的一个镜头：义愤填膺的农夫马丁大叔(梅尔·吉普森饰)，不顾安危冲进被英军点燃的自家房屋，找出一把斧头和几条枪，然后带上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幼子，去营救可能会被英军绞死的大儿子。几分钟前，当着众人的面，就在家门口，他的二儿子被残暴的英国军官射杀。
故事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位父亲的名字叫本杰明·马丁。早年他曾经扛过枪，打过仗，深知战争的残酷无情。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可以解甲归田，生儿育女，过上和平常人一样的日子。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地，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大堆可爱的孩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马丁最大的兴趣是当一个木匠，可以为自己亲手做一把摇椅，将自己后半生放在上面慢慢摇，一直到老，而不是在写满刀光剑影的战马之上。正因为此，当美国人向英王乔治三世宣战，各州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征兵以抗击英军时，马丁十分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反战立场。理由很简单，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在马丁看来，对于一个有家庭的人来说，爱国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因为少了谁这个家都不完整了。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战争一旦打响，最后战场将不是在前线，而是在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所以当有人说“宣战是为了反对的是英王的暴政”时，马丁立即反问，“我为什么要害怕三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暴君，而不害怕一英里以外的三千个‘暴君’？”
马丁首先是一个爱家者，因为对家的这份热爱使他客观上成为一个为人称颂的爱国者。尽管曾经顾虑重重，当家园被毁，儿子被杀，马丁还是义无返顾地拿起了武器。从农夫到战士，变的只是身份，事实上马丁什么也没有变。无论是起先反战，还是在后来成为高举自由旗帜，带领美国人民冲锋陷阵的英雄，怯懦也罢，勇敢也罢，但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
在此意义上，所谓独立战争、卫国战争，归根到底都是保家战争。否则，你将很难理解今日中国，本是和平的年代，为什么有人会站上高高的屋顶，朝着自称代表“国家利益”的拆迁队扔石块、放礼炮，呼吁媒体帮他们打一场家园保卫战，更有甚者不惜一死，愿为保卫家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这位美国农民身上，观众可以看到华盛顿的影子。影片结尾，马丁之所以功成身退，重新回到他的家乡，是因为坚持这样一个信念：打仗不是为了打天下，不是以“血酬”换取权杖与爵位，甚至都不是为了缔造一个国家，更不是像格瓦拉一样不断革命，把将子弹射向敌人的胸膛当作一生中最大的快乐，而是为了从此可以不打仗，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回农民，继续设计制作他的摇椅。
同理，抗日战争虽然被理解为中国人的“保家卫国战争”，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历史所能见证的更多仍是“保家战争”。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家庭成员不被屠戮，保卫由家庭延伸而出的土地与财产。只有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样的国家利益才可能真实可靠，才可能符合国民的真实意愿。
正因为承认国家的价值在于保卫“公民之家”，所以美国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传统，不仅藏富于民，而且藏枪于民，以增强国民自卫的能力。试想，马丁当时如果只是拿着根棍子与一群手握长枪的英国兵拼命，即使曾经留学少林，恐怕也是救不出他的儿子的。
农民消极抗日，顾小家却不顾大家，与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无关系。远在明末，顾炎武曾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这“天下”指的是大家共有之天下，而非“家天下”。由于从来不是国家的主人，皇权之下人们习惯操心的是如何做个好臣民，而不是谁来做皇上。如果真有改朝换代，也由不着他们来想，所谓“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而这种“家天下”的观念，直到近代才略有消解。正是由于从来没有公民观念与公民概念，不了解世界上还有“元首制”，中国人在第一次见到古罗马帝国的“Im pera-tor”时，才会慌慌张张译成了“皇帝”。殊不知，古罗马的“Im perator”和中国以天下为私产的“皇帝”完全是两个概念。
谈到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没有比罗斯福说得更好的了：
“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
今日中国社会，较臣民时代无疑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公民意识、公共精神的成长与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人只有战火烧到自家门口才知道抵抗的意义。而现在不一样，即使是千里之外的房屋被强拆，素不相识的网民也会公开表达反对意见，因为他们不仅有了公民意识，而且在他人的命运中看到自己的命运。过去需要用巨大苦难才能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今天只需常识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