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武：《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的地震记忆(中国青年报 200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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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沉重代价换来的兴邦哲言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的地震记忆
本报记者 张彦武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5-27
流淌着止不住的泪水，关切着汶川的每一点动态，比较着汶川特大地震和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每一点异同——是《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自5月12日以来每一件事所围绕的核心。    我的唐山，我的汶川
1986年，钱钢在《唐山大地震》第一版中，将唐山称为“我的唐山”——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暴发的大地震，使这座重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242769人丧生，164851人伤残，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
《唐山大地震》出版后第二年，香港教育局就把《唐山大地震》列入了跨越1997年的中学课本。迄今为止，《唐山大地震》已经出版过英文版、日文版、韩文版，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都将它作为新闻写作的阅读教材。
钱钢现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任职。32年来，他只回过两次唐山。第一次是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2006年6月3日，钱钢带着1982年出生的儿子再次回到唐山。“虽然小时候去过，这场灾难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但是这次他亲眼看到，因为他看到姚翠芹（唐山大地震伤残者）这些病人、看到了255医院等一些场面，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我想他会有一些感触。”
本来，钱钢可以暂时把唐山大地震在尘封的记忆里埋得深一点儿久一点儿，但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暴发，他迅即在腾讯网开通个人博客“忆唐山，忧汶川”。“关注汶川”成为他博客里文章最多的子栏目。
从5月14日开始，钱钢连续发出一串串最有重量的声音——“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致地震救灾指挥者：心要热，头须冷”，“预测哪天地震，谁都没这能耐”，“咬牙挺住！我的士兵兄弟”，“这一天，汶川不是地名”，“震区抗疫的决战开始了”，“‘地震湖’溃决的历史启示”……    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
1976年，23岁的杭州小伙子钱钢在上海警备区部队任文化干事，参与编辑一本文艺杂志《朝霞》。听说唐山大地震后，钱钢“打了一个背包准备了一些急救的药品就准备走”。但来到虹桥机场，很多飞机一架架起飞，“上面都没有客人，是一飞机一飞机的塑料的尸体袋。”钱钢回忆说。
机场工作人员拒绝了钱钢的请战。一直等到10天后，钱钢才有机会随上海防疫大队坐火车出发去唐山救援。出发时，钱钢带了两斤大蒜、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和一瓶椰子糖。“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
行前，大批唐山伤员已被转移到上海，苏州河边上的医院充溢着福尔马林的消毒水味。去唐山的火车借道北京，当时预报说北京有余震，北京站的站前广场黑压压的全部都是木板床，无数人家已经把床挪到北京站的站前广场。有的床支着蚊帐，有的床撑着雨布，床底下是锅碗瓢勺，就像难民营一样。
到唐山后的第二天，钱钢去上海医疗队一个营地时，偶然听到一个熟悉的苏北口音，居然是父母的老朋友、当时正担任唐山市民政局局长的蒋忆潮。这个曾在朝鲜战场上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的老宣传干部，对钱钢痛哭失声：“你看，你看我们唐山……”
“蒋叔叔”当时穿着又脏又破的汗衫，钱钢立即把身上的确良军装脱下给他换上。此后一个多月，他就穿着这套军装，每天手捂着胸部的伤处，为组织救灾而四处奔走。
1996年，钱钢在一篇文章中说：“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十年前，我为灾难中的惨烈悲壮和人民对灾难的殊死抗争而震撼而动情，十年后，我开始更多地体味出，人类面对灾难时那种平常心态的深远底蕴。”    和孤儿道别，必须“一扭身就走”
地震两个月后，天气转凉，唐山需要把三四千个孤儿中的一部分护送到石家庄和邢台的“育红学校”。
一大早去仍是废墟的唐山火车站接这些孤儿。孩子们统一穿着出发地给他们新做的蓝色衣服，胸前的小布条上写着他们的姓名、年龄和来自的村庄等信息。让钱钢意外的是，孩子们“竟然比较欢闹，他们太小了，虽然失去了父母亲，但是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坐火车，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坐汽车”。
孤儿们出发的那些村庄送给他们很多吃的食物，把他们的小书包塞得满满的。一个小孩举着一个搪瓷杯朝钱钢喊：“叔叔你看，一等品。”钱钢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那时有一个新东西都是很稀罕的，还是一等品。”
为了防止孤儿们产生连锁性的悲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能有一个孩子哭”。钱钢除了照顾孤儿们的吃喝，主要精力都用来陪孩子们做游戏，“一路上跟这些孩子们讲故事。”当钱钢试图带领孩子们唱当时流行的《闪闪的红星》主题歌《小小竹排》时，一个小男孩主动要求唱“嘟嘟嘟拖拉机”。小男孩告诉钱钢，他的理想就是开他叔叔开的那种推土机。钱钢听后赶紧转移话题，因为小男孩的叔叔已经在地震中丧生了。
火车行至北京站时，孩子们第一次见到当时很气派的北京站。有孤儿问：“叔叔，这是华国锋的屋吧？”原来，华国锋曾经去唐山慰问过，孩子们印象还很深。钱钢连忙说是。
火车到了石家庄，怕孩子们舍不得送行人员，钱钢被悄悄命令“不要跟他们说再见，下车扭头就走”。借着河北省盛大的欢迎仪式，钱钢和送行人员“扭头就走，都不知道这些孩子后来怎么样”。    唐山的灾情当时还是秘密，大家都不准带相机
尽管钱钢在1976年就去了唐山现场，但《唐山大地震》的深入采访和写作却迟至1984年，因为“当年去唐山，唐山的灾情还是秘密，大家都不准带相机。但钱钢有一个习惯，拿着小笔记本来记录当时的一些人们说的话，或者当时故事的一些线索。
2003年9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做《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的演讲时，钱钢曾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作‘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1984年，《解放军文艺》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的钱钢约稿，主题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当时正值唐山拆简易房盖新房的高峰期，邯郸工程公司实行计件工资的奖金制度，钱钢刚开始还准备“写邯郸工程公司的改革精神”。但唐山的实地采访让他反思：“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也是戴厚英小说《人啊！人》流行的时期，钱钢意识到“人性回来了”。人们可以比较正面地作为人的本身，写人在唐山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付出什么样的血泪代价，有什么样的悲惨故事。他撒大网式地对唐山大地震时尚未入睡的火车站售票员、电场值班工人、夜班护士和夜里打场的农民及凌晨三点打太极拳的老人统统进行调查，还到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去调查采访。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的回归
1986年，钱钢的毕业作品《唐山大地震》刊发于《解放军文艺》杂志，享受了单一作品占一期杂志的待遇，并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0年，转业离开军队的钱钢“始料未及”地来到国家地震局的《中国地震报》——他的直接领导就是他曾经采访过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
1993年，钱钢和耿庆国联合主编了《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
“5·12”汶川大地震暴发后，钱钢从各个层面给出了一系列及时而理性的建议。5月15日,面对震中大规模救援可能导致的无序，钱钢期待指挥部“高水平的危机管理能力”，还建议：“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隐患点”，“应特别重视港、台和国外的救险专家、医学专家，吸纳他们的专业意见”，“要有预备队，要让极度疲惫的一线攻坚战士轮换休整”……
在具体而微的提醒和建议外，钱钢更愿意将汶川乃至四川的大地震放置到“大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连日追着电视直播看，当灾民的哭声从温家宝总理身边传来时，钱钢为之动容：“灾难不会自然带来社会的进步。但如果一个社会，尽管沉重的历史未及完全清理，却已有救赎之心；尽管前进的步履时疾时徐，却已走入向善的道路；那么，灾难，就是‘新民’与‘兴邦’的契机！”
“在救死扶伤的行动中发育壮大的公民社会，不只是救灾的生力军，更是国家民族更生自新的驱动器”，钱钢为不计其数的志愿者和众多自购机票前往四川的个体援兵而感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可以一言概括：‘人’的回归。‘以人为本’，是付出半个世纪沉重代价换来的兴邦哲言。
在满目疮痍的灾场上，这4个字，成为维系治国者与亿万苍生的纽带”，“因为‘人’，倾举国之力，实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救灾行动；因为‘人’，抢救生命成为压倒一切的要务；因为‘人’，国际救援终于实现；也因为‘人’，对信息的管理方式，对人民知情权的体认，出现变化的迹象。灾害残酷无情，但抗灾恰是对‘以人为本’理念振聋发聩的宣示，使之迅疾抵达各级执政者之前”，“从历史的视野看四川大地震，我们有理由期待一次壮丽的涅。在废墟上，站立起崭新的公民，崭新的社会，崭新的政府，崭新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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