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29年祭

唐山地震29年祭（上）
旁白：1976年唐山大地震，24万人殁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
张庆洲（《唐山警示录》作者）：“那一幕太痛苦了，那是唐山人心中永远的痛”。
而距离唐山不远的青龙县，虽然房屋被损坏18万间，却无一人死亡。
张庆洲：“如果说青龙真的成功地预防了唐山大地震，那么，唐山人会怎么想？”
旁白：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30年，这期间到底有多少秘密到现在还不为人知，人们又应该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黄相宁（地震科学家）：“只要你按照唐山地震之前那种作地震预测道路去走，那么地震预测预报，是可以实现的。”
旁白：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地震中超过24万人的生命在那一瞬间魂飞烟灭。近30年来，人们都认识这只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天灾，然而2005年一位叫张庆州的唐山人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在书中，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唐山大地震这场劫难之前，中国的部分地震专家和民间监测点，都曾经上报过地震预报。但却由于没有引起当时有关部门的重视，才使得唐山人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就在离唐山不远的青龙县，却因为对临震预报非常重视，采取了避震措施，而使得全县无一人因为地震而死亡。
那么，唐山大地震是否真的存在漏报现象，这其中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记者驱车赶赴唐山进行实地的调查采访。我们首先找到了《唐山警示录》的作者张庆洲。
曾子墨：对唐山大地震的震前预报进行调查，这样的想法您是怎么产生的？
张庆洲：首先电话呢，就接到了这么一个电话，因为我那时候用我的笔名“小洲”，他说小洲先生，你写一部长篇我看到了，那个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情况为什么没人写成书呢？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哎呀，漏报？我说你是谁啊，他不说。他说有这么一条线索，你要愿意采访的话，这里面有好多的事情。我说我找谁去采访啊，他说唐山市地震办主要负责人，姓杨，叫杨友宸。（想法）是从这来的。
曾子墨：您的调查是从哪里开始，怎么着手做的？
张庆洲：这很简单了，头一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在电话里有人给我提过的那个杨友宸，我就先找到了他。在调查杨友宸的时候呢，就是我到这以后吧，这老头向我和盘托出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内幕。
旁白：随着张庆洲的讲述，时间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唐山大地震的前夕。1968年，中国地震地质科学家把唐山划进了地震危险区，这一年杨友宸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很快，他在唐山组织了40多个地震观测点，建立起了唐山地震监测网。
曾子墨：建立这样一个监测网，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张庆洲：当时监测网，就是出于预防唐山大地震的，如果没有地震的信息，监测网是不会组建的。
曾子墨：通常这些固定的网点，他们本身的工作程序是怎么样的呢，怎么监测，怎么预测?
张庆洲：他们的程序是这样的，每天测，一天测三遍，你比如像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吧，上午8点测，中午12点测，下午6点测，每天测。每天测完以后，再填图。
旁白：1976年初，唐山市委主持召开唐山防震工作会议，杨友宸综合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信息，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它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1976年5月，在国家地震局济南工作会议上，他向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市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曾子墨：那群测网的工作和专业地震局之间的工作怎么样去协调呢？
张庆洲：这协调问题啊，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当时作为唐山来讲，他们的预报情况都报河北省地震局，会商情况，不是预报情况。他们是每周三会商，在会商以后，就报河北省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有个专门负责群测群防的，然后河北省地震局，再报国家地震局。所以说唐山市的预报意见，这么层层往上报的。
至于到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这个关键的地方，他看见看不见，那是另外的问题。
旁白：群测群防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预防地震的主要办法，中国在“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上，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
时间到了1976年7月，唐山地震监测网各个监测点观测到的异常越来越明显，在经过认真的观察分析后，一些监测点相继发出了短期即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1976年7月6日，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强震临震预报。
曾子墨：他上报的这个消息是怎么样的一个消息呢？
张庆洲：他第一次上报，震级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也是这样一次大震发生（原话如此），还是书面预报的，这是第一次预报。
曾子墨：这书面预报当中是怎么样来描述的，是实际描述了数据有异常，还是也涉及到了预测，可能会发生地震？
张庆洲：对，可能会发生地震，当时书面地震预报。
曾子墨：第一次书面预报什么时候，您记得吗？
张庆洲：7月初。7月初地震预报完了以后，国家地震局就派了两个人来了，把他报的那个就给否了。就是说，你这个可能，按照你的说法，唐山市在7月底8月初，不就没有了吗，是吧？当时马希融就讲，他说我是这个看法。专家讲，在这个大震发生之前啊，将有很多的小震。当时马希融就提出来了，他说如果是先发生大震呢？这专家最终还没有，就是对马希融的预报意见吧，就还是一个否定的态度。大概齐，就还是不可能吧。
（画面：马希融 1933年7月生 进修矿井地质及物探专业 唐山地震中母亲遇难）
旁白：虽然中国地震局的专家否定了马希融的短临预报，但此时别的网点的震情预报却越来越多地出现。1976年7月7日，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根据水氡观测数据，向河北省、唐山地区地震部门提出书面预报意见。随后，唐山乐亭红卫中学的侯世钧也正式发出书面临震预报意见----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画面：侯世钧，1941年生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1969年在乐亭红卫中学成立地震测报小组）
曾子墨：他是根据什么现象、什么数据做出这样判断的？
张庆洲：他判断当时就是地磁、地应力，还有土地电三种观测手段，另外加上他考察的宏观现象，他做出的这个地震预测意见，而且是用书面写的，那都是有证据的，用书面汇报的。
曾子墨：侯世钧的这两份地震预测的汇报，上报到了什么级别？
张庆洲：他上（报）到了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原来叫唐山地震队，这是隶属于河北省地震局的。现在叫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
曾子墨：得到了唐山地震队的重视吗？
张庆洲：他报了以后吧，在大震的前5天，有2个地震专家去了。这个唐山地震工作队的这两个地震专家呢，看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当时就信了。他说，哎呀，你这个仪器没毛病啊，你的观测、分析、数据都是准确的。他们两个就很上心、很注意了。这时候他就说，这么着吧，我们抓紧回去，回去以后呢，抓紧跟领导汇报。侯世钧一看他们要走，就说实话了，他说，这个大地震啊，这么大的异常，我报的是5级以上，那是写文字东西的，实际上我测的是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旁白：大震即将来临，唐山地区民间地震监测点通过各种监测手段，监测的临震异常以及临震预报在不断地向唐山、河北、国家地震局进行着汇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地震发生，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而唐山地震办的杨友宸，在最关键的时候却被突然调离了地震办公室。
在当年唐山二中，也是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其中一个监测点，1976年7月14日，地震发生前14天，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主持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等到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李伯奇、王书蔚夫妇就是当年科研小组的成员。
曾子墨：原来咱们监测点的那些仪器都在哪些位置啊？
王书蔚：仪器就在这个门口左侧（指向学校大门），还有南院，那更不好看了。现在这个左侧的那个红墙里面，就是我们的...现在里面什么也没有，就剩跑道了，已经变了。
曾子墨：那时候大概有多少台仪器？
王书蔚：在这个房间里头啊，就有土地电、地应力这两个。
李伯奇插话：还有个地磁线，三样。
曾子墨：除了这三项，当时还测什么其他的数据吗？
李伯奇：那是在南院，南院有一个测磁偏角，还有这个什么...地磁线，两个地方。
旁白：当年就是在唐山二中，以那些简陋的仪器，李伯奇、王书蔚以及这个科研小组的领头人田金武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曾子墨：在这些代表去唐山二中之前，对于地震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哪会发生，您曾经作出过预测吗？
王书蔚（唐山二中退休教师）：作出过。这个...而且我方才讲，是我向代表们叙述的这个小组的意见。当然不是我们个人意见，是我们小组拿出来的。我们报的情况就是有大震，有近震。
曾子墨：大震大到什么地步，当时小组作预测了吗？
王书蔚：作预测了。就是7级以上，甚至可以近8级。
曾子墨：这个预测是地震组在什么时候作出来的？
王书蔚：这个在7月初什么吧，但是在这个中间的话，根据图线变化，有时候也做一些个改正。但是作为那次接待代表的时候，又把我们最后的意见，又拿出来了。
曾子墨：对于唐山二中的这个监测点，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田金武。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前夕，田金武曾经和王书蔚、李伯奇一起，绘制了象磁偏角、地应力发生异常变化的曲线图，并且按照地震预报的三要素，成功地预测出了唐山大地震。根据张庆洲的说法，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特大地震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短临预报。然而不幸的是，在唐山大地震当中，田金武并没有能够幸存，据说在他临终前，他躺在废墟上，儿子想合上父亲的双眼，合了几次，却怎么都合不上。田金武的双眼在临终前始终都大大地睁开着，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曾子墨：作出这样的预测之后，您曾经向上级汇报过吗？
王书蔚：报过。
曾子墨：除了这个会议之前。
王书蔚：那时候报过、报过。
曾子墨：向哪些部门？
王书蔚：都是我们，每周啊，都有那个会商，就是各个这个群测点了，由地震办公室，他有这个召集人，就来根据你的观测，根据我的观测，各个点的观测，他就开始，让大家拿出你的这个意见，然后呢，就集中起来，地震办再咋处理，那可能就报政府啊，或是报什么的。他们还要和专业点再研究。
曾子墨：汇报之后，唐山二中的意见，得到了唐山市地震办的重视吗？
王书蔚：我觉得不会太重视。因为我要是领导的话，也是对一个小单位，手段并不多，拿出一个意见来，就是说很重视的话，不可能。
曾子墨：但当时毕竟不是唐山二中一个监测点作出了这样的预测，有很多的监测点都作出了预测而且进行了汇报，难道地震办不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吗？
王书蔚：这个我倒说不清。我觉得在当时地震（预测）不过关的情况下，咱们的领导，那谈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他们还要和专业队在一起再会商的。把群测点的意见拿过来，看专业队是什么样，那么最后的话，还要和政府有关部门来确定是不是发布啊，还是怎么样。那个详细我就不太清楚了。
曾子墨：那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时象您这样的监测点作出的预测，没有得到专业部门的重视呢？
王书蔚：我还是那句话，觉得我们好像这小人物，也不被看重似的，要是我反过头来，我也不那么太看重，我们这是个业余的，是吧，又不像人家专业的，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人家东西掌握的很多，我们就这么一个小点。
曾子墨：那您认为，当时象监测点的这些意见，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吗？
王书蔚：我认为他们应该参考。一家可以不太重视，诸家的话，或者再结合其他的话，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是吧。要不我们建这些点干什么呢？不就是要抓住地震吗？
（画面：刘占武 1943年生 1970年开始担任河北省地震局唐山检测中心台负责人）
旁白：刘占武，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与唐山大地震失之交臂的地震专家，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
刘占武以科学工作者的良心，坦承自己当年的失误，还历史以清白。
曾子墨：当时在唐山地震监测网有很多个监测点都曾经预测过地震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刘占武：主要一些地震测、群众测报的骨干点，曾经有过预报意见，大概时间可能都在6月底到7月初这一段时间他们报上来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山海关一中有一个吕兴亚老师负责这个测报点，他根据磁偏角的异常，预报这个山海关以西这个100公里之内，可能7月底、8月初有一个6级以上地震，另外一个就是乐亭县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负责的这个测报点，他们根据土地电和地磁的异常，认为7月底8月初，在渤海及其沿岸，有6到7级地震，他报给我们了。
曾子墨：看到这两份报告之后，您认为地震办接下来采取的这些工作，是给予了足够重视吗？
刘占武：我们把这情况呢，跟地区地震办公室也交换了意见，汇报了我们的想法，这个异常是存在的，而且呢，他们的预报意见是可喜的，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呢，还有些我们的考虑，我们这几个技术人员呢，正在做这个分析，研究这个事情，另外呢还希望地区地震办公室看看其他的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些异常。如果成面了，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这么一两个点、两三个点有预报意见、有异常，那我们这个还不足以说明太大的问题。当时我记得是这么跟地区地震办公室汇报的。
曾子墨：您认为您当时对于群众进行的预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吗？
刘占武：我只能说比较重视，还不是非常重视。这实事求是地讲。
曾子墨：您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或者说非常重视，您会把这个当成当年工作的一种失误吗？
刘占武：唔...这就是我地震后一直来有一种，这个，遗憾和愧意，内疚，这样的一种心情。
画外音：1976年那个气候异常的夏季，在唐山监测到地震即将来临的还有很多，唐山八中、十中、开滦赵各庄矿相继传出最新震情预报，唐山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开滦各厂矿、洼里、殷各庄、新城子、河沿庄变电站等地震监测网点，以及昌黎后土桥、陡河地震台等专业站台，也发来临震异常资料和地震预测报告。
就在唐山的地震工作者频频发出临震预报的同时，有不少在北京的地震专家也曾经发出过临震警告。
（画面：黄相宁 1937年生 1959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 1966年开始地震科研工作）
旁白：黄相宁，中国地震科学家，1971年到1981年11年间，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向国家地震局以书面形式，正式预报了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报175次，联合国全球计划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成功率为33.1%。这是一个令国际地震界为之兴奋的百分比，
曾子墨：这么多年实地的地震地质调查，您最后是在一个什么时候得出了一个结论，唐山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地震？
黄相宁：这是在1975年的12月，75年12月的时候，我么每一年都给中国地震局要写一个就是年度报告，就是75年12月的时候我们给中国地震局写了《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在这里面我们就提出了唐山地震的一个危险性。当时我们是这么提的：华北地区，1976年，尤其可能在第一季度，从河北省乐亭，乐亭就是属于唐山地区的一个县，至辽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的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这就是我们在唐山地震之前，1975年12月作出的一个分析判断。这里面还提到，就是说，如果根据震级经验计算公式算，计算结果这个地震是7.3或者7.1级，误差正负半级。
曾子墨：接下来您是什么时候再一次预测到唐山可能会发生地震？
黄相宁：然后在7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们在7月14号，又向上作了一次汇报。
曾子墨：7月14号的预测意见，您当时是怎么提出的？
黄相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向中国地震局预报了就是两个区域，一个是吉林繁峙、舒兰、张家口一带，就是北京西北面这边，再有一个就是宝坻至乐亭和渤海地区，就是这两个区域，宝坻至乐亭就包括了那个唐山。报的是5级左右，时间呢报的是7月20号左右至8月5号左右，是这样的。结果是7月28号发生了唐山7.8级地震。
旁白：与黄相宁一样，在当时北京的耿庆国也同样作出了唐山地震的临震预报，耿庆国的旱震研究在中国地震界独树一帜，在国际地震气象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画面：耿庆国 1941年生 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1970--1979年在北京地震队 1980年始在国家地震局从事地震预报应用研究 ）
曾子墨：对于唐山大地震，在之前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气象指标出现了异常的变化。
耿庆国：6月19号北京出现了降水异常，然后从7月1号到7月5号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这三项指标都出现了异常，已经有四项了，只差一项，就是地下突破。所以我着急了，我沉不住气了，所以7月6号去了唐山，就到唐山气象台，收集唐山的资料怎么样。唐山的资料也发现同样这些天也有异常，这样7月8号转到天津，到天津气象台搜集资料，7月9号到廊坊地震台搜集资料，7月10号晚上回到北京。所以7月11号就开始回到北京上班，就向我们北京地震队，当时主持工作的邢景孟，一个队长，向他汇报，就是当前气象异常，除了旱重背景之外，这个气象短临异常发展得很快，得赶快抓一抓临震，因为这个异常出现在北京，怕北京有很大的麻烦。也向我们的业务组组长鲁连勤，还有我的老同学、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都紧急磋商了一下情况，他们还是很重视的。
旁白：北京地震队对地震科研人员提出的七大异常极为重视，并于1976年7月14日，提请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国家地震局回电，听取汇报的时间推迟一周，定为7月21日。
曾子墨：问什么国家地震局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做调查，如果真的是十万火急的话，怎么能够等这七天时间呢？
耿庆国：我想是这样，因为北京市地震队，它是面向北京这样一个范围，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这样一个面积来做工作的，那么国家地震局掌握的区域更大一些，所以按照1976年1月份全国地质会商会给国务院的报告，是把唐山点在第一位的。所以即使你北京队来告急的话，他们也要考虑到一月份会商会的意见，是不是还是唐山，就是北京周围，先唐山或渤海有情况，所以他们要到唐山、天津那去调查，这个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要掌握那有没有情况，然后再跟我们来碰面。
曾子墨：21号进行会商的时候，国家地震局的哪些领导参加了会议？
耿庆国：问题是到了7月21号的时候没有会商，所以到7月21号9点钟的时候就找张国民去了，我跟张国民说呢，因为我的5项指标，到7月20号已经掌握了是四、五项了，异常、很空前的异常，要搞不好就是7级以上大地震。
曾子墨：为什么21号汇报没有能够进行？
耿庆国：梅世蓉同志说呢，我不了解情况，今天无论如何你们不要来，要等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再定，后来她又改成7月26号举行两家会商。
曾子墨：对于7月26号的会议，你们有过任何的会议记录吗？
耿庆国：就是说，7月26号，当时，我感到很遗憾的就是说，我们从7月13号向白介夫汇报以后，7月14号开始向地震局告急，约汇报的时间，他们推到7月21号，又从7月21号推到7月26号。我们从7月14号告急到7月26号，苦等了12天，才等来了两个...汪成民带的两个小组长一行15人，都是一般地震预报的工作人员，没有头。国家地震局长不来，副局长不来，连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同志也没有来，我是感到非常的遗憾的。
曾子墨：对国家地震局当时的态度，你们怎么看呢？
耿庆国：那么之后的话呢，我给我的贾云年同学的夫人，也是我的同学陈非比写过一封很长的信，后来钱刚大概采访的时候，从陈非比那拿到我的信。他登了我给陈非比写的信，但可惜，后面这几段话，他就点点点，没有完全登出来。后面当时是有我的愤懑情绪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惨绝人寰的唐山7.8级大地震，造成了几十万人的这种浩劫，国家地震局一些贵族老爷式的人物，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旁白：不管是唐山地震监测网，还是在北京的地震专家们，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掌握到的地震异常资料逐级往上报，然后剩下的就只有等待。面对即将来临的地震，他们甚至比不知道内情的民众还要痛苦，他们只能在煎熬中等待而束手无策。
（画面字幕：1976年7月27日18点 距离唐山大地震还有9小时 ）
旁白：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再次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强震临震预报，比辽宁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画面字幕：1976年7月27日黄昏 唐山二中地震观测站 ）
旁白：李伯奇、王书蔚还在检测站里忙碌着，田金武精心绘制着起伏跌宕的土地电和磁偏角数据曲线图。
（画面字幕：1976年7月27日黄昏 唐山乐亭红卫中学 ）
旁白：侯世钧回到宿舍后，不敢锁门，门边支上一根小棍，他甚至不能睡觉，只能听见身边家人均匀的呼吸声。
（画面字幕：1976年7月27日傍晚 北京 ）
旁白：预感到就要地震的耿庆国打电话给北京地震队值班室。嘱咐他们收集宏观异常。值班的告诉他，廊坊水氡出现突跳。
（画面字幕：1976年7月27日深夜 北京 ）
旁白：待在家中的黄相宁，只能把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告诉自己的家人，当他听到地声，很快从家中跑到院子里，看见了唐山方向的地光。
（画面字幕：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 震中东经118度11分 北纬39度38分 震级7.8级 烈度11度 震源深10公里 唐山发生强烈地震...... ）
（上集完）
《唐山地震29年祭》（下集）
旁白：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28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商会，会上，黄相宁宣读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注意。晚上十点半钟，正准备回家的黄相宁被人从家门口接走，连夜向国家领导人汇报地震预测情况。
曾子墨：当时华国锋都询问了哪些问题，在座的还有谁？
黄相宁：我去的时候，当时正好是梅世蓉副主任，她是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的，和刘英勇局长，就是当时的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他们两个人在里面。梅世蓉汇报到最后，就是说认为唐山这个地震，是个突发性的地震，这种地震呢，它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也不可预防的。这是梅世蓉汇报了最后的话的意思，原话。
曾子墨：但是你们在之前明明已经把这个意见汇报给分析预测室了？
黄相宁：汇报到地震局了，是的。
曾子墨：她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相符的。
黄相宁：我估计是不是怕这个责任太大，有些害怕的心理瞎说的。这是我的猜想啊，是不是害怕的情况下...我到那以后呢，她汇报完之后，华总理就让我来汇报。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把年度的预报意见我就没有汇报，我就直接谈了我们短临预测意见，就是7月14号这个，我就放在桌子上，给他们按原文这么念了一遍吧，就汇报。他们也没插什么话。完了华国锋就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他们的原话。
曾子墨：但是很明显，您所说的话，您所叙述的事实，是和梅世蓉讲的话有冲突的。
黄相宁：是的。
曾子墨：没有人对此引起任何的不满吗？
黄相宁：（摇头）没有。国家领导没有在这上头提什么问题。
曾子墨：也没有人提出过要追究地震局的责任吗？
黄相宁：没有，没有。华国锋就说，他那话的意思就是不追究任何责任，就是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你们回去以后加紧做好监测工作，监测余震，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华国锋的话就这个意思。
曾子墨：当时在座的还有谁？
黄相宁：在座的地震局就是我们三个，刘英勇局长、梅世蓉副主任，还有我。国家领导人呢就是华国锋，有江青、纪登奎、吴德。
旁白：这是一份鲜为人知的简报（画面：文件标题《唐山地震漏报在科技方面的原因》），时间在1977年1月20日，简报一共只有450份，主要报送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简报中，国家地震局第一次分析了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国家地震局认为，一、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错；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这三个认识不清看得人不胜唏嘘，造成那么多人伤残和罹难，难道原因就是这样的简单吗？群测点的预报，专家的意见，都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如果震前预报意见得到重视，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曾子墨（外景）：这里就是唐山大地震所遗留下来的废墟和遗址。在那场灾难当中，整个唐山都被夷为了一片平地，然而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虽然距离这里只有115公里的距离，整个县在大地震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死亡。唐山大地震20周年的前夕，也就是1996年的4月，青龙被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评选成为了“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范”。实际上，早在1976年的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就曾经发出过一份简报，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青龙成功地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是，简报很快地被收回了。直到1995年，联合国的科尔博士来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才第一次得知了有关青龙的消息。第二年在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之后，这位联合国的女官员亲自带队，在青龙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此，青龙的奇迹才逐渐地被外人所知道。
旁白：说到青龙奇迹，有两个人不能忘记，一个是王春青，一个是冉广岐。王春青当时在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是他把大地震的信息第一个带回了青龙。
曾子墨：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青龙能做到，唐山没做到？
张庆洲：（长叹一声）唉，确实一言难尽。为什么这么讲呢？青龙啊，当时参加，1976年7月14号吧，参加群测群防交流会的。主管地办的是王春青，这是青龙县科委的主管地办的。派的他开这个会。开这个会呢，当时是国家地震局汪成民来了，他就要求作大会发言，跟局长查志远讲，查志远没同意，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他（汪成民）想做震情发言，他（查志远）不同意。
曾子墨：有任何理由吗？
张庆洲：什么理由啊？人家是副局长，他是小组长。于是乎汪成民就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召开了两个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王春青就参加了。王春青对这个会议是原原本本都参加完了，汪成民就通报了一些单位的震情意见，就是他收到的震情意见，他又听唐山二中田金武老师那么讲，就是说地震预报，按照地震三要素，7月底8月初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这本身就给他打了很深的印象。王春青这会散了以后，丝毫也不敢耽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家乡青龙，因为他家在青龙。
（画面：冉广岐 1938年10月当兵 1974年任青龙县委书记 1978年任保定市委副书记 1988年退休）
旁白：冉广岐，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在接到王春青的汇报后，冉广岐当即主持召开了县常委会讨论地震震情问题。在当时上级政府都没有进行地震预报发布的时候，是他冒着丢官的危险，于7月25日做出决定，必须在7月26日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青龙县从那一刻开始，上上下下都处于临震状态。
曾子墨：听到了这信息之后，冉广岐他作为县委书记、县长，当时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张庆洲：这个板就得咱们拍，狼来了，谁家的孩子谁抱着，是不是？47万人的生命，大不了丢个官什么的。无所谓，这是一。第二个呢，说“批邓”，说“批邓”啊咱们可以这么讲，“批邓”这个大方向我们可不敢转，因为这是上面的号召啊，上头号召咱“批邓”，咱就“批邓”。但是呢，咱们跟老百姓讲，在屋子里批跟在院子里批没什么区别，咱们为了防震出来了，照样“批邓”啊。上头追查，（就说）咱们在外头“批邓”。第三个呢就是说真报出来一次大震，如果是没有震，大不了老百姓被蚊子叮几个疙瘩，再回去，是吧，老百姓再骂咱们几句，再不行咱们鞠个大躬下台。但是如果是地震预报不发，真震了，咱们愧对一方的父老乡亲！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你过不去。冉广岐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果断发布地震预报，跟谁也没打招呼，跟省里面根本没备案，我就发布，不震拉到，大不了官丢了，别人拿这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个尿憋子，这原话。
旁白：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画面：文件标题《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简报中说，唐山地震使青龙县房屋损坏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
创造奇迹的还有开滦矿务局，唐山大地震中开滦矿务局万名矿工成功脱险的奇迹，为人类防灾备灾提供了又一个典型范例，开滦比青龙也许更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地震科学家难以确定临震日期的情况下，人类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防灾备灾。
曾子墨：在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开滦井下能够作到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七呢？
张庆洲：我曾经下过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矿工，如果真的发生地震了，如果人不能迅速地撤上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呢？作为一个矿井啊，断电，断电就停风，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瓦斯、地下涌水会迅速地威胁人的生命，就是断电停水40分钟以上，所以一切事情都要抢在这一时段里面完成，不然的话，人就很难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旁白：开滦矿务局在唐山大地震前曾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井下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成立了防震领导小组，层层成立一个组织，要害部门的职工怎么办、要害部门的领导怎么办，它这文件上，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真正大震来临，就不慌，就能够很安全地把人撤上来。所以说才死了仅仅7个人。
旁白：开滦矿务局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原则，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工作摆在首位，而且他们没有把防震措施停留在文字上，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加固维修。
张庆洲：作为开滦矿务局来讲，他并没有说寄希望于发布地震预报，而是寄希望于，我不管你那天发生，我都不怕，有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意思吧。你每天发生地震，我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从成立地震办公室那天起，就开始抓地震预报了，（不管）你什么时间震，我开滦矿务局井下职工不能撤不上来，人撤不上来不行。
旁白：唐山大地震爆发，开滦矿务局地处极震区，8个矿和一个建设中的矿均处在9-11度烈度区，70%以上的建筑倒塌或严重破坏，输供电系统、运输系统以及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等关键设施破坏严重，当时开滦矿工滞留井下的有1万人左右。
曾子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当时他们是怎么撤退的？
张庆洲：当时有几处很典型的，你比方说吕家坨矿吧，它是竖井的梯子间，当时滞留井下的有一千多人，男女老少都有，当时好像是一个副矿长贾邦友，这时候很镇定地指挥着一千多人，首先是不要乱，每一级你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他都有明确的分工。一千多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色的组织，踩也得踩死几个，我这么想啊。当时贾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志先上”，女同志上完以后，新工人上，有规定的，文件里边都写着呢，新工人上完以后老工人上，共产党员最后上，贾邦友当时就这么讲的。
旁白：在井口，先上井的人都没有走，他们在余震中一直耐心等待，一直等到早上八点多钟，贾邦友最后安全返回地面。吕家坨矿井下工作人员无一伤亡，一千多人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死里逃生，他们创造的井下奇迹让人感动，也绝非偶然。
张庆洲：我真钦佩1976年吕家坨矿的这班共产党员们，他们最后上。最后上完了以后，人们在井口谁也没有走，为什么？他们的老矿长贾邦友还没上来，男女老少在井口谁也不走。贾邦友上来了，一看大伙都在那静静地等着自己，当时也很激动，他说走吧，你们都回家吧，去看看自己的亲人死了没有，投入抗震救灾吧。
（画面字幕：唐山大地震爆发时，开滦矿工滞留井下1万人左右 共震亡7人 占井下工作人员的万分之七
唐山极震区 唐山矿零伤亡
10度烈度区 马家沟矿震亡4人 赵庄矿震亡2人
9度烈度区 唐家庄矿震亡一人）
旁白：青龙县成功发布临震预报（画面：文件标题《青龙县委重视群众测报 在唐山大地震前作了预报 收到良好效果》河北省革委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全县47万人逢凶化吉，开滦矿务局井下工人震亡仅万分之七，创造了防灾抗灾的奇迹，而他们的成功，归根结底就体现在他们对地震的重视。
曾子墨;或者我们这么来说,如果事前地震曾经被预测出来的消息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的话，伤亡还会这么惨吗？
张庆洲：一个是重视，它不会这么惨重，上下沟通，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尽管你没有确定日期，不可能确定在7月28日3点42分，这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个大致的时段，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打这样一个招呼是应该做得到的。
曾子墨：那恰恰没有做到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张庆洲：恰恰没有做到的原因、因素应该说是很多的，但是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当时重视不够，尽管唐山地震监测网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各省市有这么多的告急，你看天津、北京、河北都告急，他们都有地震预报意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曾子墨：经过了您的调查，在您发现按照当时中国的水平，是可以预测出来这场地震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张庆洲：怎么说这个事呢？地震预报啊，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我至今也不认为，就是说国家地震局你应该测出这次地震，而在于国家地震局某些官员的态度，你比方说，你重视了，你来了，下边的人强烈要求会商，你会商了，你做了，你判断不出来是你的水平问题，咱们有的官员不是。
曾子墨：这是一个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群众的群测点可以测出来异常的数据，但是专业的专家们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张庆洲：这我只能说是唐山24万冤魂的悲哀。真的，家乡的人们都测出来了。我这本书，在我的扉页上我写了，我给唐山地震监测网写了，我谨代表24万的死者，我代表死者，不代表活人，我谨代表唐山超过24万的死者，对昔年的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说，你们曾经预报出唐山大地震，你们告急了，也尽力了，你们是家乡父老乡亲的骄傲，我们爱你们，并为你们祈祷。
曾子墨：在您看来，是这个首都周边地区的社会稳定重要呢，还是可能会发生的大地震会导致那么多人的生命的伤亡重要？
张庆洲：在我看来当然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我的书的“我的呼吁”这一小节里边，生命高于一切。不管你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人的尊严、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旁白：唐山大地震临震预报功亏一篑，一直是许多中国地震专家心中永远的痛。唐山大地震前，中国有中长期预报、有年度预报、有临震预报，但最后却造成超过24万人罹难的严重后果，这其中的教训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曾子墨：为什么您会认为有关的领导需要为此来负责，也许他们只是一个无心的失误，或者是忽略。
耿庆国：我是觉得他们应当开一个会商会减轻损失，所以唐山地震，我还是讲，我们没有水平在时间上预报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但是我们有水平说7月底8月初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讲得出去的。我们没有水平报唐山市或唐山丰南这么一个小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报京津唐张地区，这个我们已经很明确在讲了。我们报不准7.8级这个震级，但我们可以报5级以上，甚至于6级以上，甚至还不排除7级地震，这个是可以讲的。
曾子墨：看了《唐山警示录》，很多人会有一种印象，说唐山大地震可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天灾，它还有很多人祸的成份，您怎么看？
耿庆国：这就是你问我，我也回答不清楚的问题就在这，就是说，确确实实，除了天灾，还有人祸，那就是包括当时的在政治上的那个“四人帮”的一些活动，也是有一定的作用，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些身负震情决策的人，他们没有尽职尽责。
旁白：唐山大地震以超过24万鲜活生命的悲逝为代价，永远地载入了史册，人类在这场大劫难中应该得到什么启示，唐山大地震的悲剧能否不再重演，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位曾经对唐山地震作出准确震前预报、做了一辈子地震科学研究的中国地震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地震预报水平不进反退。
曾子墨：如果事情再一次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今天的中国，您认为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吗？
黄相宁：现在不可避免，现在中国没有这种能力，就是作为中国来说，没有这种能力。今天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的水平，我认为比唐山地震之前，大幅度地下降、下滑。
耿庆国：如果再继续坚持周总理生前的“地震工作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那么地震预报还会走得很好的。现在是两条腿缺了一条腿，专群结合、群测群防都削弱了，那就很麻烦了。
曾子墨：那从唐山大地震来看，群测群防和地应力的监测，都已经被证明了应该是有效的，怎么就得不到重视呢？
黄相宁：但是这个就是不被地震局系统所承认。在8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在泉州开了一次会，就把群测群防的我们叫做“三土”，就土地电、土应力、土地磁全部否定了，就是唐山地震之前群测用的、而且作出预测的这些方法，还有海城地震之前群测预测地震的方法，在那次会议上全部给否掉了。就是今后在地震系统一律不开展这种方法的观测。
耿庆国：地震前有些手段，像土地电都给拿掉了，有些方法，地应力方法也给（拿掉）...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处理的。最后证明他们的逻辑----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所以唐山地震后，在中国地震界形成这样的局面，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是科学家，说地震能够预报的是骗子。科研课题一定要远远的是聪明人，结合地震预报搞科研课题的是傻瓜，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局面。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曾子墨：那如果您当时所从事的这种地应力的监测方法证明了是有效的，为什么在今天不被普遍的采用呢？
黄相宁：这个可能也是由于学术之争造成的吧，这是我的猜想。如果是一个重视，按照哲学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基础，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看，那么地应力应该受到大量的支持和保护才对。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恰恰是相反的。
曾子墨：让地震最终发生，让很多人的生命来作为这场学术之争的代价，您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吗？
黄相宁：我觉得这是一件犯罪的事，不仅悲哀，而且是犯罪。不仅对中国人民犯罪，而且对世界人民都是犯罪的。去年12月26号的印尼的9级地震，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28年之后发生的，如果唐山地震的预测不被否定，我想能够把唐山地震之前中国的地震预测方法、做法、体制，能够向世界上推广，那么很有可能，这次9级地震会得到一定的减灾效果的。
旁白：除此之外，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各国现在基本都采取的是封闭型的地震预测预报，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三者之间没有信息沟通，他们之间出现了三堵墙。
曾子墨：事隔二十几年，为什么要去调查当年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揭开当年的真相呢？
张庆洲：通过我这么大范围地调查，我发现地震预报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事，不仅仅是地震部门的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比如说地震科学家测出来了，说咱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可能要有地震，都是要有“可能”两个字。政府部门一接到地震预报，这地震预报我发不发呀？反过来问科学家你有多大把握，科学家往往哑口无言，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于是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很难发布地震预报，所以说政府有政府的难处，政府有政府的习惯。如果是真的发生地震了，老百姓又怨声载道，你看这么大地震，连动物都知道跑，咱们人为什么不知道跑呢，为什么？就责问政府，政府无言以对。地震科学家有的时候，他们也有苦难言，就说在社会公众、政府、地震科学家当中形成了三堵墙。如何打破这三堵墙，怎么办，人类应该找一条出路。
旁白：现在，人类面临第5个地震高发期，可是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很好的地震预报途径，最近有不少科学家提出了对于地震预防应该采取开放型的防灾备灾，所谓开放型的防灾备灾，就是要打破政府、科学家、公众之间的三堵墙，青龙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科学家、政府、群众充分交流信息，成功预警，从而使青龙避免了一场大劫难。
1976年，丙辰年，龙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度。回首当年，对于唐山大地震实在有着太多的遗憾。假如能够重视唐山民间监测网和地震专家的意见，假如能够认真收集地震前的宏观异常，假如能够贯彻“地震预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假如能够采取开放型的地震预报措施，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曾子墨（外景）：这里是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在唐山大地震中所遗留下来的废墟。您可以看到原本是两层高的厂房，现在留下的只是一排一排钢筋水泥的柱子。它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在29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地震，并且夺走了超过24万人的生命。回顾唐山大地震，正像张庆州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正视自己的弱点，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一个人如果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那这个人就还能够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或者过失，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庆幸的是，虽然等待了29年，像《唐山警示录》这样的书终于还是面世了，它意味着中国人终于有了勇气去面对过去，面对所有的历史和真相。而我们也相信，人类终究会一点一点变得聪明起来，因为生命的尊严毕竟高于一切。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