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业的终结与开始

5月24日，在中国实施大部制改革后，第一个涉及国有企业集团改组的方案正式出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揭开了中国电信运营商企业重组的大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发布《通告》的主管部门中并没有一直站在电信重组风口浪尖的国资委，这使得人们对电信重组的进程不得不加以新的猜想，至少，在近几年电信体制改革中，那双许多人都对之无奈的“闲不住的手”在此次改革中缩了回去。我想，仅此一点，我们就应对已启动的电信重组抱有尽可能多一些的希望。
在重组的始动力中,国资管理部门的主导曾经影响了其它所有的重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最初的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对国有资本的“砌墙”方案，重组的目标被诸多专家指责为是杀富济贫，重组仅仅站在资本拼蛋糕的角度，对电信运营业的产业优化、市场优化、公司体制创新、有效的管制体制建立等，均缺少制度性安排，所以，被广泛称为一个不可能有实质效果且必定失败的方案。而从正式出台的重组方案看，有关部门无疑考虑到了专家们的意见，重组方案和指导性建议已突破了单纯的资本领域重组，加入了大量产业优化和制度创新的内容。
在《通告》中，重组的实施方案采用了以下文字描述：“基于电信业现状，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鼓励”事实上代表着“一定要照办”，但国家文件在用语上的调整，已充分显现出正式出台的电信重组方案，在指导思想、改革目标、发展动力和推进路径上均与此前传说的方案有本质的不同和提高，电信运营商按市场和产业发展要求实施重组的空间前所未有地拓宽。而其中，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无疑是对刚刚发生的四川地震的反省和补救(原方案传卫通并入航天工业总公司)。
旧体制下的难产改革
中国电信运营业第三次重组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浮出水面，这是一个经历了几年讨论，经历了专家学者和运营商一次次口诛笔伐的难产改革。而从产业发展和制度创新层面看，这又是电信运营业一次迟到的变动。
在此前传出的重组方案中,几乎所有研究电信产业的人士都非常清楚，以国资管理部门牵头制定的电信重组,其原始动力和重组的结果肯定难以一致，也是不可能一致的。
在2007年初重组预案被传出后,几乎绝大多数的电信专家都看到重组存在的直接或潜在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专家都刺心痛腹地知道，在现行的体制、市场、决策方式下，更优的重组方案是拿不出来的。
现在，重组的序幕正式拉开，不论电信运营商、设备商，还是资本市场,多多少少都有些叶公好龙的窘迫。不是怕，而是没搞懂真龙是什么？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天，仍有一些人、一些公司、一些领导人抱着旧体制的思维方式来解读重组方案，而对重组方案的一次次推迟，也是用旧体制的样本予以应对。
什么是电信运营市场的旧体制？就是“被不断越权的行政管理禁锢下的一切行动听指挥而不主动进取的运营方式，是对运营商机械性的考核方式掩盖下的利益集团主义，是缺少对产业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基本了解下的对电信运营企业发展经济方式的行政干预，是在行业垄断下完成的二级、三级的行政垄断与产业垄断的组合体”。因此，在旧体制下，电信运营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运营商的事情，而是那些越权管理者自己的事情，甚至是这些越权者谋取政绩的途径和手段。
可以讲，电信重组拖到现在，重组方案如此难产，电信运营商如此地被扔在筐里当煤球摇，海外投资资本一次次被拉入迷魂阵，均是因为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被摆在高速公路的路沿上，不愿意被市场经济所“冷落”。
也正是因为如此，正式出台的电信重组《通告》才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气息和希望，由“鼓励”到“限期完成”的改变，是新机制的蓓蕾，是重组带给中国电信运营商最大的机会。
我想，也正是因为重组方案以如此的方式和时间公布，那么，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衍生物也将不再如从前一样不可抵御，我相信证券市场狂炒电信股票的时代也要终结。
在所有的猜想变为现实后，难产而生的电信重组，将实实在在交给电信运营商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坚战，一个并不浪漫的新生活的开始。
能否改变市场结构失衡
重组方案公布前后，许多人都对重组是否能改变目前的电信市场结构失衡提出疑问。
事实上，寄托于一项电信重组方案就能解决市场结构失衡是极端幼稚的思维。更明确地讲，再好的重组方案也都不可能是解决电信市场失衡的根本手段。
从产业发展的基本演进方式看，在某一产业内部已经存在严重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即便通过存量调整，允许落后者拥有先进者的业务和技术，但由于后进入者处在重复先进入者业务的被动情况，因此，后进入者的进入门槛和成本都会高于先进入者，要解决这种被动局面，后进入者就必须选择新的运营模式和业务组合手段。
由此，在完成此次电信重组的过程中，重组方案只能为解决结构失衡搭建一个平台，比如各家公司均等的全业务牌照，但是，重组启动后，新电信和新联通如果仅仅基于存量业务制定发展战略，在获得全业务牌照后仅仅按照既有的移动运营思路确定业务选择，那么，这一轮重组非但不能解决结构失衡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局面，同时，进一步失衡的结果并不是重组造成的，而是因运营商自身“抱着金饭碗找饭吃”的传统发展手段形成的。
此外，此次重组方案并没有与明确的非对称管制政策同时出台，这也决定了重组不是消除电信结构失衡的核心手段。
从产业优化和创新机制培育看，非对称管制必须有明确的针对性，在弱势公司不能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和增量创新的规划之前，非对称管制很容易演变为一种讨价还价行为，这一方面使非对称管制难以做到目标明确，也很容易导致非对称管制对有效竞争的破坏。
因此，我在以前的研究报告和文章中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即：电信重组后，市场结构的调整必须基于增量市场，而增量市场是指创新业务、融合业务，以及全面围绕信息化建设开展的开放式信息应用平台的服务。作为处在弱势地位的新中国电信、新中国联通，只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资源配置，尽快完成新业务的规划和创新机制的设计，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向主管部门提出相应的非对称管制诉求。
最大赢家是创新者
从2007年底，海内外诸投行和资本市场的人士就在不断地向我咨询：电信重组后，谁是最大的赢家。许多电信经济研究机构和个人也都在动用自己手中的各种工具，试图预见性地回答：谁是重组的最大受益者。各家电信运营商更是紧锣密鼓地勾画重组后可能演进出的市场结构和业务份额。
如果按照已公布的重组方案，不论中国移动，还是新中国电信、新中国联通，依照存量资源，都不是赢家，也都不是必衰者。
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大趋势看，如果中国电信、新中国联通在获得全业务许可情况下，仍抱守存量资源，简单地在固有的语音、宽带、数据、增值服务上做存量发展，我认为，不用三年，重组后的电信、联通就会寿终正寝，而中国移动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和业务规划，在走出移动互联网的初期瓶颈后，会以更强的优势拉大与其它运营商的差距，在产业和市场层面阻止电信、联通在移动领域和融合业务领域的发展，并形成中国移动的彻底垄断。
所以，管理层最初所设想的资本层面的重组是存在巨大缺陷的，重组的实施只有建立在产业层面及业务创新层面，才可能依靠增量市场和增量服务的调整，实现结构优化。
对习惯于向国家要政策、要保护的国有电信运营商而言，近些年对存量的关心远远大于对增量的探索，面对重组后的发展和规划，主要涉及的都是存量资源问题，或者是企业与行政管理部门在存量资源患得患失上的讨价还价。这里涉及到运营商对监管政策的单相思式的调整，对资费的保护与哭诉，对竞争对手的攻击与抱怨，传统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已成为各家电信运营商求生存的法宝。
而事实上，在实施电信重组的过程中，宏观经济层面的发展与改革必然决定“会哭的孩子不但没奶吃，而且还要优先考虑如何断奶的问题”。
所以，仅从存量资源判断谁是电信重组的赢家，只能使已有的光明变得模糊，眼前的光明也变成黑暗。
站在思想创新、体制创新的高度看，重组后的电信商只有真正建立起创新机制，才可能走出围城，在业务、服务、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等方面取得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