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

国光同志主张“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见十分正确。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出路也在创新，中央也号召创新。问题是怎么才能创新，这就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船，我们永远达不到彼岸。
先来看国光同志推荐的方法，能不能创造“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国光同志埋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是教育部的责任，在方针、教材、教师及领导权等等问题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定为“指导”和“主流”。其中国光同志特别强调领导权问题，“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手里。”这样，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变成了一场夺权的政治斗争，起码是组织部门要来一番考察和清洗，不过什么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鉴别的方法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又回到了学术问题。
其次，国光同志指责“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这就要出版界把好关，不能“大量引进”，只能“少量引进”。方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什么数量是“大量”，什么是“少量”？国光同志还不放心，指示“对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名著，我们要组织有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说，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评说。”我又要问，您所要求的这种评说，谁来写？写出来，又由谁来定？
再次，国光同志要在思想理论界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声称“经济学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在政界、经济界、学界、理论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军”。哦，国光同志的口气越来越大、胆量也越来越大，这不是要再来一次*****吗？
干完上述三件事，就在组织上、思想上、学术上清除了异己，自己就是“主导”和“主流”了，剩下就是编写马克思主义教材的问题。他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现在“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说了半天，您大声嚷嚷要当主角，真的让您当了，您说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就让学生们等吧。在编写教材问题上，国光同志还是比较开明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要有多种，不应该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学派的，但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方法问题又绕回来了，您说的“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由谁说了算？在刚刚清洗完“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和思想以后，还有谁胆敢编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居然说还要“多种”？
国光同志就在这篇杀气腾腾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持久斗争”的讲话中，严厉指责报刊媒体不登他的谈话、他的文章。言下之意，我是“创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你们还敢不登？现在我来为他们解释：您对改革大加责疑，提出反右防左，还有存在什么“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还要搞什么组织审查和清洗，这些说法统统不符合中央精神，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这种提法，我们不能刊登，如果您有来头，请出示批件，否则上面怪罪下来，这个政治责任担当不起。而且刘老，我提醒您一句，现在风声很紧，据说又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吃不准上头的精神，您讲话也要小心一些。您说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谁知是“真”的、“假”的，现在“反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尤其是您们经济学界。不好意思，等这股风头过了以后再说吧！这不，您是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在您倡导的方法和氛围中，“创新”得了吗？
国光同志的这套方法实在是“左”的离谱、“左”的出奇，在经历了**的洗礼后，恐怕不会再用政治斗争、思想清洗的方法来“创新马克思主义”了。但意识形态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办法问题，始终没有认真的反思和探讨，要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是生气勃勃的。但在夺取政权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守和管的办法，这是出于巩固政权、稳定局面的政治考虑。我们是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又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意志可转化为法律来治理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应倡导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种自由似乎是给了非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自由，但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创新、发展的前提。但是，我们对意识形态实行管制，表面上似乎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但实际上也禁锢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而西方资产阶级实行思想自由，允许各种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宣扬传播。正是这种办法，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翻新，什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资本主义模式多种多样，什么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手段、统治技巧也不断完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于是就产生了今天的局面，资本主义并没有消亡，反而在世界上咄咄逼人；而社会主义反到处于劣势，阵营已不存在，仅剩的社会主义还怕被资本主义吃掉。这就是辩证法。“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我们花出了严重的代价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怎么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呢？答案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社会主义，问题是怎么创新？我认为，应该政治问题学术化。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社会主义，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个政治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却是个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应该鼓励创新，各种观点都可以提，各种学派都可以讲，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让它们去争、去鸣、去放。这样会逐渐形成几个主要的学派和流派。比如，我认为，我所解释的“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就是对西方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对马思主义的创新、社会主义的创新。当然，也可以对我反驳和质疑，提出他的主张和建议。在批评与争论中，哪些不符合国情的、错误的主张和学派，就成不了气候，但只要形成某种学派，一定有合理的成份，提供可吸收的营养。这样，我们的中央级智囊就可从各种学派中，加以选择和综合，提供中央来决策。也可选拔其中的学者来当国家的政策顾问，形成可供操作的政策、方案。
但是，我们目前的“创新”过程，反其道而行之。马克思主义创新、社会主义创新，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研究，不允许争论和探讨。那由谁来创新呢？只能是政治领导人，形式就是领导人的讲话和会议的文件。这些讲话和文件的起草，先交给一个写作班子，由他们承担创新任务。他们就会根据当时的国情，以及领导人的意图，再参考一些资料，写出初稿。他们要使稿子通过，一定是大量引用已经讲过的、不会引起争议的老口号、老提法，同时也一定会加进一些新东西，既要有新意，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以便领导所接受。经领导本人及领导集体审议后，再征求党内外的意见，然后定稿，在公开发表前，还要根据会议代表的意见再修改一次。一旦发表，就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准绳和标准。社科工作者就发表文章宣传，并以此作为研究写作的依据。如果不保持一致，就不能公开发表。这个创新过程，主要是政治决策、政治平衡的过程。尽管我国的社科工作者不少，从中央到省到市都有社科院和研究窒，党校从中央一直办到省、市、县、区，但他们没有创新资格和创新任务。就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也不承担这种政治性极强的创新。我曾是这种写作班子的成员，知道其中的苦衷和艰辛。这样封闭式的创新，一方面防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创新学说的发展，今天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怎样理解等等重大理论问题仍缺乏研究；另一方面又使创新不连贯、不系统，甚至自相矛盾。我所指出的目前对“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权威解释，就是如此。
现在再讨论，国光同志关心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研究问题。首先对于什么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定义，因此，必须实行开放的自由的研究。如国光同志主张的那样宣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要有多种，不应该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学派的”。最后一句“但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改成“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也欢迎”。于是，就有多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只要有学术含量的，可以发表，也可以开课，让读者和学生评论、批评。这样就可以逐渐形成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经济学。在自由开放的前提下，我就提供一个版本，供国光同志参考。我认为，“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消亡，资本主义的前景是什么？我认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由于资本的社会化---股份制的普遍推行，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满足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生产单位的有计划性与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由于国家干预的强化，一定程度消解了社会经济的盲目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下，资本主义强化了自我调节，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仍然具有生命力。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由是其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激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者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现在看，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生产的过度的畸型的不平衡的发展，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享受的是少数人，受害的则是全人类。资本主义“物本位”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成为不可持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不能以物的极大丰富为标准，而是人对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度，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度。这就是“人本位”的发展观、价值观、世界观。我的这一版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不同，但我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能够解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当然，国光同志如果不同意，我们可以讨论，只要不给我加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来吓我。
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为什么容许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信仰，这是党章的规定，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不信仰，就不要入党。但对于非党人士、民众来说，就有信仰的自由，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我们只能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强制人家信，不能把不信的人，政治上定罪为“反马克思主义”。道理很简单，人家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用党章去约束民众。我们是执政党，可以将党的意志转化成法律，去约束民众。而行为是可以约束的，思想是不能约束的。这就是要区分政治与思想，政治与学术。而在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需要发动人类的全部智慧去认识世界，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排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流派，相反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对于错误部分可以批评，但不能将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学派称之为“反马克思主义”加以排斥、敌对。更重要的是，这样做，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创新不了、发展不了。禁锢了别人，也禁锢了自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动不动，就会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谁敢创新马克思主义呢？即使真的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也会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或者不符合马克思主而遭排斥。最后容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是不是就会如国光同志声称的那样，改变颜色、共产党下台？这取决于我党的意识形态能不能“与时俱进”，为民众所接受。还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智慧，处理好思想自由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我认为，先开放思想自由，改革我党的意识形态，锻造好我党的理论武器，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要逐步推进，但不能过快、过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论述人在走过对“人的依赖”的时代和对“物的依赖”的时代，之后是“自由个性”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发展”、“个人全面发展”以及“自由个性”，无疑都包含着人的思想自由。这就是党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指出的，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一个错误观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思想自由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不允许思想自由，一讲思想自由就是鼓吹资本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误解和冤案。今天，该是打破精神领域误区的时候了，思想自由决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理想，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
当然我们倡导思想自由，与西方是有区别的，分裂国家、颠复政权、弘扬暴力、渲染色情属禁止之列。实行思想自由，在操作层面上也可一步步放开，党内管制严一点，党外松一点；实际工作系统严一点，思想文化系统松一点；政治领域严一点，其它领域松一点；党刊党报严一点，其它报刊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