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知识分子——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与争鸣-

中国战略知识分子——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与争鸣
来源：人民网
2010年09月15日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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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时代的兴盛，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一个文明大国的雄起，同样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战略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人数甚少，但作用甚大。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孟子，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士大夫都是战略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当代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称强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一批像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一批青梅煮酒、纵论天下的学者，他们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也是实现中华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问题异常突出和重要。我们更加需要一批胸怀宽广、志趣高远，有着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大学者，为国家民族兴旺付出大智慧。
首次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陶文昭教授，他发表在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8月(上)的文章——《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提出“我们社会正需要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这篇短文及提出的战略知识分子概念激起了我们强烈的共鸣。
在我们组织实施并推出《中国战略知识分子》特别策划过程中，这一问题引起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并形成赞同与否定正反两方面的激烈交锋，这是近几年来人民论坛一系列选题策划中少有的现象。
一个概念和相关问卷调查的推出，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与分歧，为什么?它至少说明以下几点：一是概念本身的重要价值，二是这一问题对现实状况的深刻揭示，三是这一概念及其所揭示的问题亟待解决……自然，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会错过。
除对战略知识分子概念进行深入的论证与研讨外，我们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地分析与挖掘。所有这些，既不是对某一概念进行炒作、吸引眼球，更不是为了鼓噪、引人关注，而是出于一个媒体人的职业精神与理想追求。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信息社会、知识时代和知识分子本身，让我们在埋头苦干的同时，进一步登高望远，仰望星空，期待那些思想巨星的出现，为知识分子立标杆，为思想发展作引领。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我不赞同“少数知识分子思考战略性的问题，或曰战略知识分子”的分类。战略寓于战术之中，战术必有战略导向
《人民论坛》要讨论“谁是战略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有长于战略思考的专家认为：“毫无疑问，社会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致力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但也要有少数知识分子思考战略性的问题，或曰战略知识分子。”
但我对此论却有疑问。因为，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其战略战术如何，其实都强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总有一股“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这是传统。
“天下”何在?古人的观察是“天圆地方”。君子立于天地之间，就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战略。
这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理念，因而中华文明也一度成为率先崛起的先进文明。可惜，这个战略没有与时俱进。由于认识的局限，“天圆”的理念一度局限于“地方”的眼界，只看到了看得见的黄土，只看到了自己的大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其基础一度是以“陆权”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作为欧亚大陆之间联系纽带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种历史辉煌的写照。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惟一不曾中断的文明。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外来者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才能在中国立足，与“天朝上国”一起，分享“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荣光。但曾几何时，这种惯性成了不可救药的惰性。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只能挨打。中国在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却愚昧地实行“海禁”，从此走向衰败。1840至清朝灭亡的70多年间，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攫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如果算上由外国势力策动至清亡后外蒙古独立而丧失的领土，共有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郑观应，只能长歌当哭，以诗言愤：“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
而近代西方则发现，不仅“天圆”，地球也是圆的，地球70%是水，是大洋，顺着大洋走出去，走下去，从而也就发现了整个世界，从此也就步入辉煌。
中国在这种先进的文化观之前战败了、沉沦了。既是战略的失败，也是战术的失败。既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失败。
但中华文明毕竟有“天下情怀”的文化基因。既是战略的基因，也是战术的基因。天时、地利、人和，则有众缘合和。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卫星通讯、数字传输、卫星定位、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生活，当数字化、信息化使地球成为“智慧地球”、中国成为“感知中国”、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时候，人们又需要重新认识“天圆”了。整个人类的“天下意识”逐渐强烈起来，中国文化的“天下情怀”可以充实更新，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为此，我不赞同“少数知识分子思考战略性的问题，或曰战略知识分子”的分类。战略寓于战术之中，战术必有战略导向。心怀天下，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时代要求，是每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责任和义务。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要“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声音
没有必要再搞一个新概念了
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根据你们所给出的概念，我觉得有些像是“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一个概念。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再搞一个新概念了，而且很多人更喜欢“公共”的叫法，也算国际通用，叫“战略”或许让他们觉得太功利，或者是对自己专业的一种曲解(尤其是搞思想史、文化或哲学的，他们基本不用战略这个词)。
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大话题，如果是这个主题，或许做起来也不会那么觉得不习惯，毕竟是一个大家接受的概念。如果非要坚持所谓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那就集中在财经、政治等实务领域吧。不过，如果在这个领域，那些当官的算不算?比如发改委主任之类的?他们可谓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如果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公共权力部门之外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可能会在客观上推动知识界的浮躁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有一些保留，原因有三。第一，战略与战术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很难截然分开。第二，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有些浮躁，许多人热衷于做轰轰烈烈的大事，而甘于寂寞，潜心研究的人却较少。我担心将知识分子分为战略知识分子和战术知识分子可能会在客观上推动知识界的浮躁。第三，我国已经有了许多正确的战略，大的如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小的如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平抑大城市过高的房价等。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倒是切实可行的，能将这些战略付诸实现的战术安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宜以战略研究和战术研究来分高低。
提出重视和加强战略性思考和研究来得现实，少争议
马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从分工的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个概念提出意义不大，倒不如提出重视和加强战略性思考和研究来得现实，少争议。因为一方面分工已经定位了知识分子，再冠以某种新概念不过是“一碗豆腐”和“豆腐一碗”;另一方面，战略和战术问题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离开战略思维纯粹的战术，战术研究也不会走得太远(除非工匠意义上的战术)，离开战术的把握，战略研究也会空泛无力。
在当下犬儒主义、工匠主义流行的情况下，提倡、重视、加强战略性研究与思考很重要，但没必要进一步对知识分子划分，内容总是比单纯追求形式重要。 知识分子概念需要现代化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那时社会上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劳动者并不多。
然而，随着知识经济带来的潮流改变了整个经济结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占有、使用、创造变得不可同日而语。21世纪被称为是知识化的世纪，知识的普及和占有呈现出整体社会化的态势。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依照过去受过良好教育、从事脑力劳动的标准，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够得上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不仅阶层化了，而且知识阶层队伍也扩大化了，内部分工更为细化了。这时再以知识分子等比较少数的概念内涵来包括社会化的大众群体，显然体现出与历史发展车轮的滞后和脱节。从这个意义上看，是需要重新来反思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及其内涵的时候了。
战略知识分子概念传递出了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意涵
正如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是差异化和多元化的，而且，社会结构往往会呈现出一种顽固的金字塔层级，精英毕竟是少数，精英和大众的分布也往往会出现二八分配定律。知识分子一直作为一种社会精英的代表，他们在传统社会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知识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变成了社会大众，或者说至少变成了占社会中数甚至中数以上的社会阶层，以传统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说，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的比例是不相符的。有人为此提出了另外的标准，以保持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精英地位，如国内外曾一度热议的“公共知识分子”等概念，就是一种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中区分精英的做法。当然，这种概念的提出也凸显了社会对于社会精英的一种期望和要求。
笔者认为， 在知识化背景下，对知识分子传统意涵进行现代改造是有必要的。知识分子精神之一就是科学的精神，那么，对知识化的阶层进行区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精细化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如何区分知识分子群体? 有人从分工的角度进行区分，如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与人文社会的知识分子，主要指专业的区别;有的从社会影响程度的角度进行区分，如公共性知识分子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有人从功能的区别，如一般性知识分子与战略性知识分子。这样的区分逐渐地凸显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标准，从中也传递出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意涵。
大家普遍会关注战略知识分子
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是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与推动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一种彰显。显然，战略知识分子相对于其他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说，更具有推动发展、影响历史、影响未来的重要作用，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一般知识分子致力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战略知识分子则关注和思考战略性的问题，虽然在数量上经常是属于少数。
基于战略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特殊作用， 大家普遍会关注战略知识分子。一般而言，战略知识分子都具有远大的抱负，以关注公共事业、公共福利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其次，战略性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专业功底深厚，又能超越专业局限，融会贯通，探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拥有超常智慧;最后，战略知识分子关心发展，具有战略思维，具有长远发展、宏观发展眼光，能够理性看待现实不足，更注重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样的话，战略知识分子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
战略知识分子无疑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更是社会的精英。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精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社会的发展。知识化的社会往往也是更多风险的社会，社会需要更多的战略知识分子来关注社会本身的发展，毕竟社会发展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社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社会。关注现实，着眼未来，批判落后，建设社会，将是知识分子的新时代使命，更是战略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和精神追求。(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博士)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要有仰望星空的人，不局限于思考小问题，我们国家就是缺少一批具有战略眼光的战略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超越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民论坛杂志这个选题好，是谁想出来的，这才是你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必将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和关注，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徐平(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你们提出的战略知识分子讨论，确实是值得深思的热点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引导当今知识分子走出小我，只有追求“意义”的文人才能算是知识分子。看了你们提供的标准，我很认可，而且有些激动。
邹东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你们的“战略知识分子”提法非常好，提出了我思考了很多年而没有写出来的话题。
要说清“战略知识分子”，首先要指出“什么不是战略知识分子”。
“战略知识分子”是从事专业性、知识性工作，自觉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建设性地为国家和社会提出影响全局的战略性思维、思想和建树的人员。
必须是专业工作人员。党政官员(公务员)不是，这些人可能给国家贡献了很多“战略”，但那是本职职务行为。
必须是站在国家和社会立场上，为了国家、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稳定和人民的利益。那些虽有“知识、观点、看法”，但总是站在国家、社会、人民对立面，煽动社会矛盾，整天乱说和骂娘的知识分子不是。 决定推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选题策划后，人民论坛杂志社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学者及知识界的意见与看法，同时在一些知名网站及高校推出、发放“中国是否需要战略知识分子”调查问卷。从7月20日开始，截至8月20日，调查具体分为三部分：
一为专家意见调查、征集和采访。先后有212位专家学者表明态度、回复意见或发表观点;二为网络问卷。与人民论坛网、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等网站联合推出调查问卷，受到网友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参与调查的网友达5709位;三为书面问卷。问卷对象主要是针对各大院校学生、学员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回收有效问卷636份。本次调查总人数达6557位，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分析数据为整体数据。
71.3%的受调查者对“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表示认同
您是否认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71.3%的受调查者选择“认同”;14.6%的受调查者选择“不认同”;14.1%的受调查者选择“不好说”。
71.3%的受调查者选择“认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表明这一问题不仅值得关注，而且切中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害。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知识型社会的到来，公众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按照传统标准，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够得上知识分子。在知识阶层队伍不断扩大、内部分工更为细化的当前趋势下，需要重新来思考知识分子概念及其内涵，而战略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不仅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细分，也从中传递出新的价值取向，凸显了一些新的内涵和新的标准，切中时代需求与大众心理期待，得到了广泛支持。
针对这一选项的调查与讨论，受调查者不仅踊跃参与，而且正反交锋相当激烈。支持者们强调，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是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与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彰显;不支持者认为这样区分意义不大，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担心将知识分子分为战略知识分子和战术知识分子可能会在客观上推动知识界的浮躁”。
与总体数据相比，对212位专家学者的调查数据为：支持的占56%;不支持的占26%;未表明态度的占18%。这一群体对“战略知识分子”称呼支持率虽低于整体的支持率，但仍超过半数，远远高于其他两个选项，说明大部分专家学者支持这一提法。
强烈支持与强烈反对的态度在专家学者群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如强烈反对者希望“不要鼓噪这类概念”，而强烈支持者认为对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话题“很认可，而且有些激动”，“必将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和关注，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受调查者的强烈态度表明了他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群体，专家学者对“战略知识分子”问题更有深切感受，因此态度也更加鲜明。
针对该选项未表明态度的受调查者的理由有“第一次听到关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词，感觉很新鲜，不好过多评判”，“战略与战术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很难截然分开”等。
虽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总体来看，高达71.3%的受调查者选择“认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表明了人民论坛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认清未来发展方向，制定出好的战略，就能少走弯路，这需要战略知识分子发挥重要作用。
战略知识分子应有怎样的特征
从知识分子到战略知识分子绝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替换。战略知识分子相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说，更具有推动发展、影响历史、影响未来的重要作用，因此应有其鲜明的特征。
“您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选项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具有战略思维，擅长基础性、前瞻性、趋势性研究(占22.2%);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占17.9%);专业功底深厚，又能超越专业局限，融汇中西(占15.6%)。
在调查与讨论过程中，不少受访者对“战略知识分子”特征描述虽然各有侧重，但大多数人都谈到了“战略思维”这一词汇。“具有战略思维，擅长基础性、前瞻性、趋势性研究(占22.2%)”列战略知识分子特征选项第一位，这表明“具有战略思维”应为战略知识分子的首要特征。战略知识分子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致力于解决问题的战略思路，并从全局、动态、操作层面设计相应的方案”。受调查者普遍认为，战略问题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有更多的战略知识分子的崛起，进而更好更快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占17.9%)”列战略知识分子特征选项第二位，表明了公众的另一种期待。自古以来，相对于其它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与操守有着天然而本能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冯颜利研究员指出，一个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的标准应该由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也应该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践行者、捍卫者。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宋圭武强调，社会需要良心，知识分子需要良心，战略知识分子更需要良心。良心是战略知识分子的深层约束，是战略知识分子的“根”。而只有自觉抵制种种不良行为，战略知识分子才能“根”繁叶茂，荫泽社会。
“专业功底深厚，又能超越专业局限，融汇中西(占15.6%)”，从学识方面表明了公众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期待。战略知识分子要“站得高、看得远”，这就要求战略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系统的知识储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许正中指出，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节奏加快，这就要求战略知识分子必须不断提升专业知识水平，夯实学术背景，提高理论指导实践能力;要求战略知识分子不断深化、拓展知识层面，提高知识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注重总结、归纳新的理论知识和命题，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用于更好地指导实践、促进科学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服务社会大众。
树立战略分子形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一群体应该对学界的不良之风坚决摒弃。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伴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在沦落，个别知识分子甚至丧失道德底线。近年的学术抄袭事件、学历造假事件，师生潜规则、学者为利益集团喊话等等事件不断掀起波澜，给知识分子的整体声誉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成为社会质疑和垢病的对象。那么，知识界哪一种不良行为公众最看不惯?
选择“为金钱或利益集团代言，没有独立性”的受调查者人数占28.2%，列“最看不惯的知识分子行为”第一位，“官本位，热衷于权力”(占22.2%)、“剽窃严重，缺乏基本操守”(占14.9%)分列“最看不惯的知识分子行为”第二、第三位。
结果表明，少数知识分子对资本的屈从，成为金钱的附庸，已成当今知识分子最严重也是最危险的“病症”之一。在资本和权力威逼利诱下，部分知识分子不堪一击，失去“自我”，丧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有的成为富翁们的传声筒或吹鼓手，附着在富人权贵的羽翼下，成为资本和权力的附庸。表明当前部分知识分子浮躁功利、精神沦落，随波逐流，败坏了学界风气，严重冲击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底线。因此，战略知识分子形象的确立有利于引导知识分子摒弃那些“为金钱或利益集团代言”等种种不良行为。
战略知识分子为决策提供多种参考，使中国崛起少走弯路，列第一位
“您认为战略知识分子出现有怎样的意义”，调查结果显示，32.9%的受调查者认为战略知识分子的出现为决策提供多种参考，使中国崛起少走弯路，列第一位。这表明，中国能不能真正崛起，能不能快速崛起，尽量少走弯路，需要有一批致力于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的战略知识分子，肩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经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这就要求战略知识分子应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乐于参与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改革过程，并勇于在变革中承担责任。
24.7%的受调查者认为“促使知识分子反思自身，改善知识界风气”列第二位。这就要求，战略知识分子不仅注重自我修养，强化内心戒律，不断克服自身缺点，使自己进入到一个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崭新的思想境界，然后又能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实践力量来引导社会其他成员清除精神垃圾，净化心灵，明确真善美和假丑恶，塑造优良的道德品格，促进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0.2%的受调查者认为战略知识分子的出现有利于“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准”，列第三位。这一结果表明了公众对当前学术水平提高的期待。当前的知识界，部分人研究问题着眼于细枝末节，掉入自己的“精细”专业中拔不出来，一味地从故纸堆中寻找炫耀的资本，学术研究“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应有的创新，而战略知识分子的崛起将冲击这一不良倾向，有利于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准。
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体制的不断改革创新，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和学术环境都得到了不断地改善和提高。虽然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受调查者认为，战略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特别宝贵的财富。期待战略知识分子出现，树立道德标杆，引领社会风尚，推动中华复兴。
当前，“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重大问题已经提出，接下来我们将对战略知识分子的特征与标准进行深入归纳、研讨，明确标准，搜寻人选，并在人民论坛杂志、各大网站对战略知识分子提名人选进行公开投票，推选出引领时代风尚、创新时代文明的战略知识分子典型人物。欢迎读者朋友及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发表意见。(执笔：人民论坛记者周晓燕) 新形势下，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党和国家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要更好地治国理政，就必须进一步重视战略问题，组织更多的力量开展战略研究，把对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的研究、制定和运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人民论坛》对知识分子有无战略型和战术型之分进行讨论，很有意思。无论看法如何、结论怎样，倡导知识分子思考战略问题，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知识分子有无战略型和战术型之分
战略，作为全局性的谋划、部署和博弈，其使用范围以及研究主体，有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大小、层次不一的战略。不仅最高层思考战略问题，对领导干部也提出了“培养战略思维”的要求。战略概念广泛普及，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知识分子来说，总体上是比较善于思考战略问题的。党和国家研究制定各种战略，知识分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要制定和实施任何战略，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知识分子有没有战略型(性)和战术型(性)之分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地以“yes”或“no”来回答。
知识分子是一个集合性的大概念。其中包含着从事不同专业、学科，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教学，在不同岗位以不同时间量承担不同任务的多种类型的人士。他们与战略谋划或研究的关系，大致有四种情形：
第一种，某些知识分子，离开了自己的专业，发生岗位变换，直接或间接从事领导、管理等治国理政的有关工作，或者本系统、本领域带有全局指导性的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们要经常思考和谋划治国理政中的战略问题。这种人，称之为战略型知识分子、或专门的战略谋划人才，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种，仍然直接从事某个特定专业，但比较关注和着重研究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如跨学科跨专业的全局性课题，或者本学科本专业前沿性课题。研究的成果和发表的见解有较大影响。将这些人称之为战略型知识分子，也还是可以的。
第三种，更多的知识分子，大都从事本学科本领域比较专门的工作。比如，专门研究一种生物、一种基因、一种机械、一种天气、一种社会现象……。穷其一生，孜孜以求，除此之外，别无所好。他们也许并不对党和国家全局性的问题发表见解，甚至并不关心这些问题。这种知识分子，战略型称不上，但能否统统称之为战术型呢?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们直接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微观的、甚至是很小很小的。但他们所选择的课题或方向，在该领域内应该都有一定的前沿性。他们在确定这一课题时，必须认真分析学科发展现状，总揽学科发展全局，从中选择走在学科前列、一旦突破会有较大意义的方向和课题。这种思考的过程，就是一定意义上战略思维的过程。也许他们钻研的是常人不屑一顾的“牛角尖”问题，但一旦成功，说不定就能对学科、专业、国家、社会、甚至人类带来影响和变化。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结果，谁能说他们仅仅是战术型的知识分子、作的是战术性的贡献呢?
第四种，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主要不是从事研究，而是教学、医疗、媒体、工程等带操作性、服务性的工作。他们对战略问题的思考和关心也许更少一点。但如果说他们完全与战略无关，好像也并非如此。比如铁路工程的建设者，从事的是一件件非常具体、细致的工作，但某种意义上是在实施着某种大的战略，是为这种战略发挥着作用。对这些人，该如何划分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主要精力是从事战略性还是战术性问题来划分。但是，工作、选题与最后的影响、结果并不一定都是一致的。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战略研究，也可能一事无成。终身从事极其微观的工作，甚至本人都不指望产生什么影响，但也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举产生轰动效应。科学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提倡一些知识分子主要从事战略性的谋划。这些人也不妨称之为战略型的知识分子，或战略谋划人才。但如果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分成战略性和战术性两种类型，恐怕比较困难和牵强。硬要分类，不仅免不了会生拉硬扯，划线站队，而且可能会有意无意贬低一些知识分子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学者对此做些讨论无妨，但党和国家似乎不必这么做。
知识分子应该有人专事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
战略，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战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和博弈性的特点。一个正确的战略，能够最恰当地调度和配置社会资源，动员和组织千千万万的人们，按照最适当、最有利的路径，更好更快地实现一定的奋斗目标，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战略问题，并已逐步形成了大小、宽窄、层次有别的战略体系。但是，在战略问题上，我们的不足和弱点还很多。我们的很多战略并不都是十分完美的。党和国家发展的很多长远问题、根本问题、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我们制定战略的水平和质量也不能说都已经很高。新形势下，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党和国家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要更好地治国理政，就必须进一步重视战略问题，组织更多的力量开展战略研究，把对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的研究、制定和运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要提高战略谋划的水平，就需要有一批人专门从事战略思考和研究，能从全局上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运用战略，解决战略性的问题。知识分子，是掌握科学文化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教育文化工作的基本力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继承者、创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承担着重大的社会历史责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分子由于其基本的素质、能力和视野，比较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因此，能够在很多战略的谋划和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虽然并不需要都来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但知识分子中还是应该有一部分人，能够专门或侧重于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他们占知识分子的比例不可能很高，但绝对数也不能太少。
善于和专事谋划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各个领域、行业的拔尖人才。他们除了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研究水准外，还应该熟悉国情、党情、世情，熟悉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发展动向，有比较开阔的眼界和深刻的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思考和研究问题，能够抓住关系国家发展的关键，找到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最佳方案。这些人，应该有较多的独到见解，甚至可以有一点奇思异想，所考虑和预见的应该比常人更远一点、更深一点，还应该有较多的点子，能够提出对党和国家事业有重要价值又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人，应主要分布在党和国家中上层面，但也不可能都在一个层面和一类岗位上工作。大多数还是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研究和谋划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战略。有些，可以是全局性、长远性的;有些，可以是专业性、单一性的。这些人，可以是通才，也可以是专才。一般来说，都不能仅限于谋划单纯的专业问题、技术问题，而是要能够跨越学科、时空的藩篱进行多维思考。特别是参与制定国家层面重大战略的人，一般都应该是通才。作为战略组合的研究机构或组织，其中既要有通才，也要有很多专才。专才与通才相结合，发挥最佳的整体效应。
如果有一批或一大批这样的人，那党和国家研究、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水平将会大大提高，党和国家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更加顺畅、更加快捷。
当然，战略问题要处理好少数人谋划与更多人参与的关系。在某些特定环境中，战略问题只能由少数人谋划，有的为了保守秘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甚至连知道内情的人都很少。但在现代条件下，多数战略问题，是可以组织较多的人参与研究的，甚至是可以发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研究制定的。所以，除了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专门从事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和制定外，其他知识分子，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发表对于战略问题的意见。集思广益，更多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开拓性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
战略问题不同于技术问题、专业问题。它是一种长远性的谋划，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计划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的高度有机的结合。无论是制定战略，还是实施战略，一般都是有组织的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特别是涉及党和国家重大现实和长远发展的问题，都需要由较高甚至最高层面来拍板决定、组织实施。因此，知识分子，除非已经成为掌握重要权力的领导者，其他人员，他们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能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能不能被接受，都需要由掌握权力的领导者们来决定，由一定的制度体制给予保障。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的问题。
首先，要着力发现和扶持战略研究人才。我们通常说的培养干部、培养人才，多多少少是把干部、人才当作了外力“培养”作用的结果。但其实，人才的出现，内因才是根本，而外因则是条件。特别是战略谋划人才、善于从事战略思考和研究的知识分子，主要并不是“被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领导者和干部人事部门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去“培养”，而是去发现。要广开眼界，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搜寻具有战略眼界和战略思维，能够从事战略研究、并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士，给他们以适当的岗位、适当的任务，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果说“培养”，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培养。
第二，要广辟选用战略研究人才的渠道。能够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才，可能在领导身边，但多数肯定不在领导身边。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战略人才，也可能不是战略人才，而仅仅是事务工作者。所以，搜寻战略人才，不能仅仅盯着领导身边的几个人，更不能单纯依靠领导身边的几个人。而要打开思路，到更广阔的领域寻找。除了看政治外，着重看素质、看能力、看已经取得的业绩。还要打破实际上存在的干部和人才的部门所有制。不能光从自己下属和分管的部门里选拔干部、任用人才，形成实际上自我循环的小圈子。而要以广阔的胸襟，跳出这样那样的小圈子，真正从党和国家的战略需要识才、爱才、用才。
第三，要统筹和组织战略研究人才。战略性人才，或善于从事战略谋划的知识分子，不可能都集中到最高层的组织和机构里。大多数，还是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和各种岗位上。怎样更好地调动他们研究战略问题的积极性?怎样为他们从事战略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或者怎样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适当地组织起来?都是领导者和领导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各方面的战略人才，应该统筹协调，分工合作，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上，共同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研究贡献智慧和才华。
第四，要鼓励创造性的战略研究。战略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它不是简单地执行上级指示，而是要对客观存在的形势、问题、环境、条件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量，对准备采取的措施方案进行利弊得失的比较和权衡。在战略研究中，领导当然掌握着拍板决断的权力，所以，领导的倾向和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战略谋划的过程中，决不能仅仅看领导的脸色说话，顺着领导的倾向思考。在决策尚未作出之前，特别是在内部场合，应该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见，为此，就要创造良好的战略研究的气氛。参与谋划的人员，要有敢于说话的勇气;谋划的团队和场合，要有鼓励说话的氛围;主持谋划和拍板的领导，要有让人说话的雅量。只有让大家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战略谋划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对于当今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知识分子而言，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首先应该学习的
有志于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激活古人的智慧
鲁迅先生在论及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时曾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这是极为中肯的见解。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或“别求新声于异邦”大都无异议，而对接续前人之“血脉”则或有保留，其实如何激活古人智慧，使传统文化成为今日中国文化建设之宝贵资源，同样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大问题。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失去的“固有之血脉”呢?
中国文化像延绵不绝的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日夜奔流。在中国文化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从商周的贵族到秦汉之后的文人士大夫，或可称古代战略知识分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殚精竭虑，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化丰碑，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受到世界各民族的尊重与敬仰，至今依然发出熠熠光辉。
在前辈的辉煌面前，当今有志于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今日来自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应该有大气魄，有大志向，有大作为，而为了有所作为，应汲取前辈的经验、激活古人的智慧，使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获得现代价值。
继承“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对于当今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知识分子而言，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首先应该学习的。面对“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动荡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们开出了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诸子百家之学于是乎勃然而兴。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诸子之学本身正是新兴士人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体现。无论是老子的“小国寡民”还是孔子的“克己复礼”，无论是墨子的“兼爱”、“尚同”还是孟子的“王道”、“仁政”;无论是倡导“富国强兵”的法家，还是主张与民“并耕而食”的农家，诸子百家之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都是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产生的。
尤其值得赞扬的是，诸子百家之学都不是为了一家一姓、一个诸侯国服务的，而是为整个“天下”服务的，所要解决的乃是所有诸侯国的问题，这便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之体现。后代士大夫阶层继承了先秦士人的这一伟大精神，总是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承担起拯世救民的伟大历史责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说、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林则徐“苟利社稷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之志，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之体现。
清末民初，在列强环伺之中，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冲击裹挟之下，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那些刚刚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变成或正在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的读书人再一次激发起“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呕心沥血、肝脑涂地。正如先秦诸子为了救世开出许多药方一样，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保守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是革命还是改良，是西化的还是国粹的，它们有的有效，有的无效，有的适应历史发展，有的有悖于世界潮流，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救世的药方，骨子里都是八个字：“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这八个字背后蕴含的灵魂正是那延绵了千百年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当然 ，随着时代的变迁，“天下”概念的外延也应该逐渐变化，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全球意识、人类观念，应该有志于为人类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顺时达变与中庸精神
在策略层面上，顺时达变与中庸精神乃是古代士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变化思想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一部《周易》本质上就是讲变化的书。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在古人眼中，天下万物，大至宇宙苍穹，小至蝼蚁纤尘，无物不变，无时不变。因此有能力“赞天地之化育”的人就应该顺时达变——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行为策略与方式。
顺时达变达到极致便是“中庸”的境界了。以往人们常常误解“中庸”的意思，以为就是“调和”、“不走极端”之意，实则不然，“中庸”乃是古代儒家士人追求的最高行为准则，其基本精神是在顺时达变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
万事万物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而儒家士人“仁政”的社会理想、“君子”和“圣人”的人格境界却是不变的价值追求，如何解决这“变”与“不变”的矛盾呢?儒家士人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庸之道”。
何谓“中庸”?其实就是朱熹注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意。但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中庸”却绝非“两边讨好”，“两边不得罪”，“和稀泥”，“中间路线”的意思，而是说，在充分尊重事物和条件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寻求最佳处事方案。所谓“最佳”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标准，即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的角度来衡量的。这就意味着，“中庸”本质上是如何有效地坚持原则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把事情办好的问题，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如何统一的问题。
“中庸”的对立面则是两种极端：一是抱残守缺、胶柱鼓瑟;二是随波逐流，蝇营狗苟。当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小到个人身边的人事关系，大到国家之间的关系，道理可谓一以贯之：我们只有既坚持原则，固守底线，又能顺时达变，方可找到最佳处事之道。
在政治思想上，古代知识阶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此其产生的诸子百家之学成为此后两千余百年间各种学说与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武库”。这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并立的时代，各种学说思想往往从一个角度窥见某种真谛，而整体观之则难免偏颇，所谓“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庄子·天下》)。因此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或许是今日知识分子对待古人智慧的合理态度。
譬如儒、法两家的根本目的都是治国平天下，使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重新建立社会价值规范。但二者采取的路数却是大相径庭：儒家设计的是“仁政”之路，即一个诸侯国通过“制民之产”使人们丰衣足食，幼有所育，老有所养，进而通过统治者们“与民同乐”政策，使上下一心，大家和睦相处，于是该诸侯国大治，人民幸福。其他诸侯国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就会从四面八方纷纷前来归顺，这样一来，不用战争便天下太平。
法家的办法则不同，主张采取“奖励耕战”、“严刑峻法”的办法，让人们“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后再通过战争兼并其他诸侯国，最终达到天下统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治国方略有许多合理之处，在某些特定地区或时期也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总体言之是难以实施的;法家的办法经常能在短期内起到巨大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则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从今天的政治制度建设角度看，则儒法两家均有可取之处：儒家的“仁政”可以为“人性化”政治理念与管理方式提供借鉴。人是情感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政治的或法律的关系也应该是符合人情事理的，而不应该是与人情相悖的。法家思想则可以为我们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总需要制定一些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与关系准则，只有在“有规矩”的社会中人们才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每个学者战略眼光的养成各有特殊的条件，其中学术广度、学术深度以及社会关系、政治敏锐等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20世纪末期国际局势风起云涌，政治上冷战的嘎然而止，昔日对峙的苏美两极，由于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戏剧般地结束;经济上全球化的陡然加速，不仅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密切，甚至出现了地区一体化乃至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科技上信息化的迅猛扩张，在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各种技术百舸争流之中，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借助冷战后的红利一飞冲天，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很显然，这个时代发生了大转折。未来向何处去?如何规制未来的世界?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作为全球经济和技术的主导者，自然需要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应对。政治高层做出的是政策上的调整，而学界翘楚提出更有理论化的战略对策。哈佛大学执美国社会科学之牛耳，在风云变幻之际，一些学者立马麻州、青梅煮酒，纵论天下之大计。
弗朗西斯·福山，一位不到40岁日裔美国学者，其貌不扬、性格内向，却在苏东即将剧变之前发出了“历史终结”的宏论。福山预言了苏联的崩溃，并断言人类历史终结于以美国为范例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福山的右翼立场不敢苟同，宏大叙事也多有漏洞，但他“马前炮”先知般的见解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为虽备受争议却总为关注的战略学者。
萨缪尔·亨廷顿，福山的导师之辈，此时已经作古，在冷眼观察时局突变之后冷静地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理论。亨廷顿看到苏美争霸告一段落之后，过去意识形态的主义之争势必走向式微，而兴起的将是新的以宗教为背景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东亚的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宏论一出，高屋建瓴，再显学界泰山北斗之范。
约瑟夫·奈，软力量理论之父。在冷战后美国一极超强到处挥舞大棒之际，他提醒当局注意时代之变化，应在国际关系中更多地使用软力量。硬力量是威慑力，软力量是吸引力，大棒加上胡萝卜，配合使用更有效。软力量理论成为最近20年影响急剧上升的主流理论之一。
这些冷战结束后全新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内外政策的大局。美国竭力插手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演变，不断制裁和围攻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强行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无不带有“历史终结”的狂妄。在美国“9·11”事件以及美国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上帝与真主相互对垒，文明冲突似乎变成严峻的现实。而美国掌控国际组织，操作国际规制，打着合法的旗帜推行软霸权，软力量也用的很到位。
福山、亨廷顿、约瑟夫·奈等，的确不是等闲的书生。福山是哈佛毕业的博士，亨廷顿是哈佛的资深教授，约瑟夫·奈长期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们都是背靠哈佛大学的学者。的确，学术有传统，学者有山头。美国在长期的学术竞争中，形成了一些顶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单位。学者们要在专业上出人头地，总与这些学界的少林武当渊源密切。美国的战略学者们，多是出自以哈佛、耶鲁为代表的常青藤大学，以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机构。这些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人脉相连，关系密切。由于这些机构的学术声望、研究旨趣以及与政府关系等因素，使得它们沉淀了关怀战略问题的学术传统。美国战略思想的表达也有传统的领地，那就是以《外交》(Foreign Affairs)、《时代》(Times)为代表的刊物，前者偏重于学术气息，后者更直接面对时代问题。尤其是《外交》杂志，刊发多是政要和学者的战略见解，一直被视为美国的战略风标。以上的机构、人员、刊物三位一体，勾勒了美国战略学者的江湖。
当然，每个学者战略眼光的养成各有特殊的条件，其中学术广度、学术深度以及社会关系、政治敏锐等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福山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东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算得上是学二代，求学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结识和跟随过沃尔福威茨等有影响的政界名流，工作于美国国务院以及兰德公司等著名单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就很容易理解当时年纪轻轻的福山敢于提出在许多人看来是眼高于顶的“历史终结”的宏论了。福山成名之后写了许多著作，除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还有《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大分裂：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以及《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等，这些著作褒贬不一，但都带有主题宏大、知识庞杂、直面现实和思考未来的特色。
亨廷顿年少得志，20多岁获哈佛博士并留校执教，20世纪60年代就是成名学者。其同学中不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为官、为学都出色的两栖型人物。不过就为学而言，亨廷顿成就更高，无论是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还有后期的《第三波》，都是政治学中的经典。学政治学的要不知道亨廷顿，恐怕如同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在哈佛的政治学理论中，既有罗尔斯传世的正义论，也有诺齐克最小政府的乌托邦，而亨廷顿老而弥坚写出的更为入世的一篇《文明的冲突》，影响之深远，在冷战后20多年车载斗量的论文中还无出其左右者。
约瑟夫·奈从国防部副部长退职回到哈佛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较之于学术精深，约瑟夫·奈的政治敏锐更胜一筹。他曾在多个领域出版过著作，值得惊奇的是每一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末期美国政府遭遇挑战和危机之时，约瑟夫·奈主持了宏大的研究项目，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下的政府问题。笔者10年前聆听过他的关于全球化、信息化等的论述，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而他关于软力量的高见，影响了一个时代。即使在中国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也能感知到他战略智慧的影子。(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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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的大战略研究以历史路径为主。冷战史名家约翰·加迪斯教授和曾撰写过《大国的兴衰》的名教授保罗·肯尼迪，都非常重视通过研究历史来探究战略。培养战略精英，不了解过去伟大的思想怎么行?不研究战略思想发展史怎么行?他们在耶鲁大学设立的大战略研究项目，大致分为阅读经典、海外旅行和当代重大问题讨论三个板块。学生进入到这个项目后，春季学期被用来大量阅读经典著作，读修昔底德，读孙子，读马基雅维利、伊丽莎白二世、美国的开国元勋、康德、梅特涅、克劳塞维茨、林肯、俾斯麦、威尔逊、丘吉尔、两个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凯南、基辛格等人的著作。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集中搞战略研究的地方，是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该中心的突出特点是重视科技与战略研究的关系，开展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成两大拨儿，一拨儿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包括核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导弹专家等等;另一拨儿人则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这两拨儿人整天在一个屋檐下搞研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如果要提出一项政策，那么该政策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如何，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而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来说，他们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在政策的敏感性等方面可能就稍微欠缺一些。一项政策的历史变迁、在法律上如何操作、如何将技术上的可能性转化成政策，这些问题，他们不太擅长，因此也就需要由一些搞人文社科的来帮助，来协调。两边一搭伙儿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哈佛大学
哈佛的战略研究分好几个单位，一个单位是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曾长期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基辛格出道之前也在这儿。后来在该中心下又成立一个奥林战略研究所。在过去近20年中，奥林国家安全项目通过为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优秀的年轻学者(包括博士待位人、博士后和高等院校的年轻教员，每年10人左右)提供奖学金的方式，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界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圈子。目前来看，在哈佛的战略研究中，更为活跃的是设立较晚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从1960年代起，在政治学家诺伊斯塔特，外交史学家欧内斯特·梅，以及他们的学生、现任肯尼迪政府学院名誉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持续努力下，发展了一条从案例和决策过程入手来研究国际战略的路径。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责任编辑：reny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