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的快乐--居里夫人传（天使在人间）

　　奉献的快乐--居里夫人传

　　作者:艾芙·居里

　　居里夫人(mariecurie，1867-1934)法国籍波兰科学家，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镭和钋两种放射性元素，一生两度获诺贝尔奖。

　　在世界科学史上，玛丽·居里是一个永远不朽的名字。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以自己的勤奋和天赋，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因此成为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的著名科学家。主要著作有《同位素及其组成》、《论放射性》、《放射性物质及其辐射的研究》。

　　爱因斯坦这样评价她: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居里夫人是一位影响过世界进程、伟大无私而又谦逊质朴的女性，也是在科学探索中坚毅刻苦、锲而不舍并取得卓越非凡功绩的人。同时，她也是第一位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子能时代的开创者之一。

　　天才玛妮亚

　　玛丽·居里的父母，都是有见识的人。父亲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学祖父的榜样，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母亲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把一所收寄宿女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这一家人，在弗瑞达路她办的学校里住了8年，他们住在二楼，住房向着院子。每天早晨当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迈出卧室的时候，前面的屋子里已经有女孩子闲谈的声音，她们在等着上第一堂课。

　　到了1868年，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中学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管她的5个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离开弗瑞达路那所房子。在离开前几个月的1867年11月7日，玛丽·居里就出生了，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妮亚。

　　在玛妮亚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斯可罗夫斯卡夫人喜欢用她手指抚摸她最小的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亚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那时候，玛妮亚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从母亲的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觉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她还不了解，母亲为什么与孩子们那么冷漠?其实，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亚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发展了。然而，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儿女。孩子们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玛妮亚学习读书速度太快，以至于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姐姐布罗妮亚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亚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亚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亚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她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她以为，因为她学会了读书，别人永远不肯原谅她。

　　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由于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这才使她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书本的时候，就想法支开她，叫她作别的事。

　　玛妮亚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也喜欢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中，从父母身边走开，不去理会他们低声的亲密谈话。她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

　　那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这位教师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离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父亲去教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是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玛妮亚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物-理-仪-器。

　　多古怪的名字!她记下了这个名字，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玛妮亚上学后，她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坐在邻近的桌子前面。穿整齐的制服，梳简朴的发型，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的私立学校的规矩。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教师，安多尼娜·杜巴尔斯卡小姐，服饰也并不浮华，她那黑绸上衣和鲸须领子，从来不是流行的式样。杜巴尔斯卡小姐--人们平常叫她杜普希雅，是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压制小斯可罗多夫斯基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然而她看着玛妮亚的时候，眼神仍是含着很深的慈爱。她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

　　这一天，杜普希雅老师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她和那些很听话的儿童，都带着共同参加阴谋的神秘态度。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这显然是冒险的行为。当讲到死去多年的波兰国王斯塔明斯拉斯的时候，玛妮亚带着特殊的热情肯定地说: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突然，轻轻的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子，急忙收拾起散乱的书籍。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5个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跑出去。接着，是几声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5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前厅的门也慢慢地开开了。

　　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的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的钮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身材粗壮，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这个政府督学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站在他旁边，表面上故作镇静。现在的教室里，25个小女孩都在低头做针线。杜普希雅老师惊魂未定，脸色有些涨红。

　　校长从容地用俄语说: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

　　霍恩堡却向杜普希雅老师教师走过去: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读的是什么?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杜普希雅十分镇静地回答，脸色也慢慢恢复了常态。

　　霍恩堡像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附近一张课桌的盖子掀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波兰语笔记，没有一本波兰语书。等学生们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霍恩堡说:请你叫起一个年轻人来。

　　玛丽雅·斯可罗夫多斯基在第三排上，本能地把她那恐慌地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我的上帝，叫别人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但是她准知道一定要叫她。她知道，过去几乎总是要她回答政府督学的问话，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

　　听见叫她的名字，她站起来了。她似乎觉得热--不对，她觉得冷。一种不让讲波兰语的可怕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霍恩堡突然说:背诵祈祷文。他的态度显得冷漠与厌烦。

　　玛妮亚用毫无表情的声音，正确地背出祈祷文。

　　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波兰孩子们尊重的东西。

　　又完全寂静了。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像是生在圣彼得堡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微笑了。

　　沙皇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陛下。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阁下。

　　这个视察员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认为这些比数学或文法还重要，却仅仅为了取乐，他又问:谁统治我们?

　　校长和学监为了掩饰她们眼中的怒火，都注视着面前的花名册。因为答案来得不快，霍恩堡生了气，用更大一点的声音再问一遍:谁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亚很痛苦地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对玛妮亚说:到这儿来，我的孩子

　　玛妮亚离开座位，走到教师面前，这位教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在这个复活了的教室里，这个波兰小女孩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点，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然而，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霍恩堡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

　　厄运来临

　　在1873年秋的一个戏剧性的日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开课。这时他在他的桌子上看见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新俸减低，他的副督学头衔，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消。这是降职了，不肯奴颜婢膝的老师，就得了这样的报复。

　　几度迁居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处的一所房子里定居下来。因为环境所迫，他们的生活逐渐发生了改变。起初这个教师收了两三个寄宿学生，后来增加到五个、八个、十个。这些都是从他的学生里选出来的年青小伙子，他供给他们食宿和个别辅导。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生活的亲密感完全消失了。斯可罗多夫斯基懊悔不已，焦虑将来，十分悲苦:因为他过度地内疚于心。他时时刻刻为自己无力改善家境，更使女儿们没有嫁资而自责。

　　玛妮亚第一次突然认识厄运，还是在整整两年以前，1876年1月，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传染了布罗妮亚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伯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尽力要压住她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发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

　　在一个星期三，父亲找到约瑟夫、海拉、玛妮亚，带他们到大姐跟前去。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亚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而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亚，在病床上哭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棺木沿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

　　亲爱的孩子们，我们要绕一段路，我必须在大冷天来到以前买些苹果。美丽、善良的卢希雅姑母又来了，她喜欢领着她的侄女们，用轻快的步子走过萨克斯花园。她总是找各种借口让这些小女孩去呼吸新鲜空气，使她们离开那患肺痨病的母亲苟延性命的狭小住房:假如传染了她们，可怎么办哪!海拉的气色很好，可是玛妮亚是如此苍白，如此闷闷不乐……

　　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也想到了自己即将辞别人世。她希望在变故发生的时候她已做好准备，不致因此扰乱这一家的生活。1878年5月9日，经她请求，医生离开了她，换了牧师来。只有牧师知道这个基督徒的痛苦，知道她在留下四个孩子要她深爱的丈夫照管的时候的悲哀，还有对她所有孩子前途的忧虑。

　　在她家人的面前，她的脸色显得很平和。到临终的时候，她的样子极端优雅。她的死正如她所希望的:不昏迷，也不错乱，她的丈夫儿女都在那间整洁的屋子里环绕着病榻。她还有精力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来慢慢地越发软弱了，剩下的一点生气，只许她再作一个手势，再说一句话。

　　这个手势是画一个十字，她的手可怕地颤抖着，画了这个记号给他们全体祝福。

　　这句话--最后的一句话--是她一口气低声说出来的，凝视着她的丈夫和儿女，向他们告别:我爱你们。

　　玛妮亚又穿上了黑色丧服，在加美利特路住房里悲痛地游荡着。现在布罗妮亚住死者的屋子，只有海拉和她还睡在漆布椅上。教师匆忙地雇了一个管家，每天来指挥仆人，分配寄宿生的食物，并且漫不经心地照料一下这些孩子的穿着。玛妮亚对于这些事都觉得不习惯。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些孤儿身上，但是他的照料很笨拙，令人伤心--只是男人的照料。

　　玛妮亚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这个小孩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她是骄傲的，决不肯听天由命。当她跪在以前陪她母亲去的天主教堂里的时候，她觉得心里暗暗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她不再怀着从前那样的敢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存。

　　巴黎穷女孩

　　玛妮亚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消失了，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亚还是头一次。玛妮亚住进了布罗妮亚的家。

　　因为她很兴奋，所以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为宇宙的缩影，路德说过: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亚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来到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这座知识殿堂，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亚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亚，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美丽的头发!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发型。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布罗妮亚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了玛丽将要搬到拉丁区去住，那儿更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玛丽和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的感情像是兄妹，这种感情终身不变。玛丽和布罗妮亚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

　　布罗妮亚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40卢布。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甚至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了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特生活。

　　为了得到安静，她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

　　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其实，琐碎的家务事当她并不擅长，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只要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这种饮食，使这个健壮的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到床前躺下就已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会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她也从不向德卢斯基夫妇说起这种生活。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然后，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亚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小孩。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她的住所，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他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20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亚亲自给她妹妹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喝风过日子。

　　寒窗苦读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

　　但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在索尔本，外国女子是很吃香的。这些贫苦女子差不多都有天才，她们由很远的地方到龚古尔兄弟称作学问的奶娘的大学来，很引起法国青年的同情。这个波兰女子被包围了。玛丽一定很美，因为她的朋友迪金斯卡小姐有一天甚至于威胁着要用她的伞，打开那些围着这个女学生的过于殷勤的爱慕者!迪金斯卡小姐是一个很可爱的热情女子，自告奋勇充当了玛丽的护卫。

　　玛丽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追求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她在一堂物理课和一次实验中间，同那已经是教授的保罗·潘勒维闲谈，同让·佩韩和查理·谋汉--法国科学界的两个未来领袖谈话。这种交情是疏远的，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她的头脑很精确，智力惊人地清晰，没有任何斯拉夫式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求完善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她自己的目标;1893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没有人猜想得到她的激动。她从同伴的贺喜声中脱了身，从人群中逃脱，跑远了。现在假期已经开始，回波兰的时候到了，回家的时候到了。

　　贫寒的波兰人回家，是有固定的规矩的，玛丽都一一遵行了。她把床、火炉、用具都存放在一个夏天还有钱在巴黎留着住屋的同胞那里。她退掉自己住的顶楼，在永远离开它之前，她把它完全打扫干净，向她不会再见到的守门妇告别，买了一些预备在路上吃的食物。然后，计算一下她还剩多少钱，走进一家大商店去买一点小摆设和一条围巾。在波兰的风俗中，出国的人带钱回家是可耻的!要用完所有的钱给家里的人购买礼物，然后一文不带在巴黎北车站上车。2000公里之外，在铁轨的那一端，有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一个家，有饿了可以任意吃饱的食物，还有一个女裁缝，只要花几个罗齐就可以剪裁并且缝制衬衣和厚毛料衣服:这些衣服是玛丽11月回索尔本的时候要带去穿的!

　　但是，回家之后到哪里去筹钱回巴黎呢?40卢布接着40卢布，她的积蓄已经用完了。而且她一想到她的父亲为了要帮助她，连很多人生的享受都放弃了，就觉得十分惭愧。到1893年，情形似乎是全无希望，这个青年女子差不多要放弃这次旅行了，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迹。

　　那个曾经用伞保护她、使她不受爱慕者包围的迪金斯卡小姐，现在又给她一次更适当的保护。她确信玛丽的前途不可限量，在华沙用尽一切办法，替玛丽请求亚历山大奖学金，这种奖金是供给成绩好的学生在国外继续深造用的。

　　600卢布!够用15个月了!玛丽虽然很知道如何替别人求助，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求这种补助，尤其没有勇气去办必需的手续。现在，亚历山大奖学金来得正好!玛丽刻意节省，试着使那600卢布能多维持一些日子，以便在教室和实验室那种天堂里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进行一项技术研究，她又同样刻意节省，从这第一次收入中省出600卢布来，送交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这个秘书大吃一惊，因为委员会的纪录中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的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来用。在她那坚毅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女学生的救生圈。

　　这英勇奋斗的大学四年，并不是玛丽·居里最快乐的日子，但是在她的眼里是最完美的日子，离她仰望的人类使命的极峰最近。一个人若是年轻而且孤独，完全专心于学问，虽然不能自给，却过着最充实的生活。一种极大的热情使这个26岁的波兰女子能够无视她所忍受的贫困，能够安于她的贫贱生活。到后来，恋爱，生男育女，作妻子和作母亲的忧虑，一种繁重的工作的复杂性，将把这个幻想者重新送进实际生活。但是在此刻这个有魔力支配的时期中，她虽然比以后任何时期都穷苦得多，却像一个婴儿那样无忧无虑。她轻松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翱翔，永远认为那是唯一的纯洁世界，唯一的真实世界!

　　在这样困苦的冒险中，决不可能每天都是极好的日子，常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扰乱了一切安排，几乎无法补救。如不能克制的疲乏，需要治疗的短期疾病，此外还有别的不幸，而且是很可怕的不幸:仅有的一双底子有几个破洞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得不买新鞋。这就使好几个星期的预算被打乱，这一大笔开销她不得不用尽方法去弥补，在食物上节省，在灯油上节省。

　　尤其在漫长的冬天长，七层顶楼上冷得像冰，冷得玛丽不能入睡。她颤抖着，煤没有了但是这算什么?一个华沙女子会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么?玛丽再点上灯，四周看看，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能穿多少就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衣裳都堆在被上。可是天气还是太冷，玛丽伸出手臂，拉过那唯一的一张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一动不动地等待进入梦乡。这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遇见彼艾尔·居里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很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女性规范，都是轻视的。

　　玛丽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稀奇。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太令人惊异了。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彼艾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做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几年过去了，彼艾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我走进去的时候，彼艾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蜜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彼艾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一个法国物理学家和一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彼艾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彼艾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彼艾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玛丽尊敬地问彼艾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他着迷，而她的毫不做作使她更加动人。他想起了主人对这个女子的介绍: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于是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彼艾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因为他本人，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他是一个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他1859年5月15日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彼艾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彼艾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雅克也是一个学士，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彼艾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不过，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学者会说出那句决定性的话。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是6月，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彼艾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彼艾尔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他的请求没有得到许可。对玛丽来说，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让他的失望中，她上了火车。

　　但他的心跟着她走了，他愿意到瑞士去见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见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彼艾尔·居里在等她。

　　10月了，彼艾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因为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亚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亚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房子里，彼艾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玛丽对布罗妮亚谈到她的迟疑，谈到彼艾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彼艾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亚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亚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亚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最后答应，还须再过十个月才能和他结婚。这时，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亚已改姓了。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彼艾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他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