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会死无葬身之地吗？----- 写在清明节前

“我死了以后埋在哪里？”
清明节就要到了,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想到了这个话题，我知道这想法不大吉利，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不然非憋死我不可！
这个问题很重要。于我而言是一个很重大的哲学问题，就像丹麦王子的那个“生存还是死亡”问题一样值得探讨。因为我发现自己过去对未来的看法太过于乐观，完全没有考虑自己还有死亡这回事，尽管我还年轻。我这样说，不是讲我这个人活得不耐烦了想一死了之，而是当我看了那么多的新闻后发现自己已经死不起了！
报上说，在广州、东莞及珠三角地区，墓地价格每平方米的价格动辄上万元，个别天价墓地堪比豪宅，均价竟高达每平方米1—— 3万元！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豪华墓地都在5万元以上，特殊工艺墓碑区价格都在8万元以上，宝塔多人墓价格10万元，9米高的全石凉亭则要十几万元。墓地贵不说，连小小的骨灰盒的价格也是令人瞠目结舌，望而生畏。南京殡仪馆一个骨灰盒最高卖到7.8万元，远远高于出厂价几十倍。一家骨灰盒生产厂家的经理透露，“红木11型的，10个以上批发零售价为每只550元，而在南京最后至少可以卖到每只1200元，到北京可以卖到2400元！”高昂的骨灰盒和墓穴地已经让人有“怎么死得起”的感叹了！
当一个人活得难受，死又死不起的时候，那就不单单是个人的生存出了问题，而可能是这个社会的某个环节上肯定出了问题。古人说“老有所养”说的不仅是让老人有一个幸福无忧的晚年，更重要的是死后还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三尺之地。
而现在，这个美丽的心愿怕是难以实现了，看看传媒上的报道，无不让我感到后脑勺上不断地刮凉风，就像汽车前面那个雨刮子一样，悠来晃去的扰得我心乱如麻晚上睡觉老做恶梦。
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想起了我那死去的幸运的大伯。我的大伯一生未娶，孤家寡人地过了一生。七十三岁的某一天他突然被查出患了肝腹水，临死前几个月就那么一直靠打吊瓶输液维持生命，身边只有我的小姑和小姑父陪伴着。
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的精神便十分振奋，说起后事，他总是很大度地拿周总理来作比，说周总理那么伟大的人物，死了后连个骨灰都没有留下来，全都撒到大海里去了，那种做法很是让人佩服。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他死后不要大张旗鼓地办后事，说现在过日子都艰难，能省就省几个钱。我大伯一生很英雄的，从不求人，是种菜的高手，种西瓜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也从来不对人放一句“软话”，到了临死的时候，他突然就害怕起来了。怕什么呢？怕火化。
他再三地强调说他死了可不能用火烧，他一生怕火。他有个老朋友原来在火葬场里做事，那人告诉他说有的人弄到火葬场时根本就没有死（可能是晕死过去了），稀里糊涂地被家里人送来活活地烧死了。有的人很幸运到了火葬场居然醒过来捡了一条命。所以大伯就说他要挨到冬天死，死后放个五到七天，说不定还会还阳,活过来再多挨些日子，如果马上送去烧，进了铁炉子，醒过来想跑都跑不出去非被烧死不可！我们都觉得这话很可笑，但大伯说话的神情却是那样的严肃，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后来，大概是他觉得自己每回见我们都说这话有点扫人的兴，以后便渐渐地就说得少了。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在靠椅上，对我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他怕活不过这个冬天了，老天爷总是喜欢在冬天多收点人走的。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心善。”所以，他嘱咐我在他死后就用芦席一卷，用板车把他拉到山上挖个坑随便埋了,再不然就把他系在一块大石头沉到河里去。他这一辈子打鱼摸虾的，吃了不少鱼虾，现在也该还给它们，让鱼虾吃他的肉。那口气似很大度，可那语调却是透着悲观。
大伯死后，我们没有将他火化，而是用一口棺材将他埋在了东门山上，让他陪伴着我的祖父和祖母还有我的父亲。那时，我们那个山区也没有什么公墓之类的东西，也就没有那么复杂的入园手续。如果是现在，一个人死了，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不花上个以万计的数目，死者怕是无法入土为安的。所以，我常常想，大伯那时真是死得其时啊！
人迟早会踏上去天国的路途，一副臭皮囊也没有什么好瞻仰的。我悄悄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种潇洒的心态是活着的人应该具备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活着时担忧死后没有一块葬身之地，死后亲人还要为其三尺地烦恼，那么，我想那逝去的亲人即使是走在天国的路上，那步履也不会很从容镇定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别人是怎么感受,或许是我这人想得太多了吧,但我的心情是很难平静的。人,迟早都是要走那一步路,谁愿意生前就如此地为将来的归宿担惊受怕呢?
尤其是像我以及像我这样多愁善感又一贫如洗的平民，赶上了这么个追金逐银的倒霉年代，死之前还要操心死后在哪里“落户”，那才真叫死不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