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从半米开始——笑蜀访谈录

社会进步从半米开始
——笑蜀访谈录
民主跟饭碗有关系
记者：您对民生与民主的关系怎么看？
笑蜀：在我看来，民生是一种普遍的均等的福利，是对公民基本生存的最起码的保障。这种福利不是政府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公民应该拥有的一种基本权利。
国民给政府交了税，政府就有给国民提供基本保障的义务。政府会不会尽这个义务？这一点需要质疑。政府是普通人组成的团体，也具有自利的本能，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压力，能少尽的义务肯定会少尽，能偷懒的肯定会尽量偷懒，能留给自己的利益肯定会尽量留给自己。如果民生出自政府恩赐，它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想多给就多给，想少给就少给，全取决于政府高兴不高兴，那么，民生就没有保障，社会公正就没有保障。
为什么要民主？民主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只要你要求的东西是合理的，合法的，就肯定都能得到，甚至不用你去要，它本身的机制保证会自动地提供给你。民主制度应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这个机制，我们早先是没有的。“民生政策”出台之前，政府的基本运作就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拿着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去整人，当然谁都不是它的对手。第二个阶段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变成了收费站连锁公司，或者说收费站大联盟，收费站俱乐部，所有部门变成了一个一个具体的收费站。老百姓要办任何事，想赚任何一分钱，都要从它眼皮底下经过，都要给它交买路费。老百姓的税交给他，除了用于维持基本的治安、基本的秩序之外，剩下来的钱本来应该作为社会福利均等地返还给每个纳税人，但他没有，反而拿着那些钱去扩建收费站，纳税人从收费站过还要再交钱！这时是没有民生政策的，谈不上基本福利的。政府一天到晚都在着急，纳税人腰包里的钱怎么想办法掏出来？教育产业化等等措施就这样出台了。
现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因为利益分配过于偏向特殊利益集团，社会冲突越来越多。在矛盾和冲突的压力下，政府在慢慢转向。虽然还没有完全转过来，但是主观上有了这个意识，开始做一点雪中送炭的工作。政府想多提供一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愿望是好的，但要有整套严格的制度来保证。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提高社会福利会变成一种分肥游戏。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一百块钱，可能有九十五块都被他们分掉，只有五块钱象征性地落在纳税人头上。这可能不会比政府以赚钱为主好到哪里去。好的愿望可能会落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民权缺乏保障。
市场经济的优势就是强调消费者主权，产品好不好，我需要不需要，怎么提供，不是提供者说了算，而是消费者说了算。提供者可以有十个、百个，只要这里面能挣到钱，所有人都想挤进来成为提供者，大家都要讨好消费者，消费者就变得很从容。一般性的市场供求是这样，公共品的供求也应该是这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当它是可以监测、可以比较、可以选择的时候，它的性价比才有提升空间。根本没得选，就没有提升空间。
怎样让老百姓有选择？这就需要民主。你提供得好，你上台，你提供得不好，你下台；而且最好是同一种产品不仅有政府提供的，还有NGO提供的，竞争才会最大化，公共品的性价比才会最高。这就是说，民权跟民生是不可分的。如果说市场经济讲究私人品的消费者主权，民主则讲究公共品的消费者主权。中国现在的任务，就是从第三个阶段，从强调民生，强调公共服务这样的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过渡，即不仅要强调民生，不仅要提供公共服务，更要讲究公共品的消费者主权，要什么样的公共品，要什么样的社会福利，最终都要让纳税人说了算。
有人说，中国老百姓不需要民主，因为民主跟老百姓的饭碗没关系，而中国老百姓只关心自己的饭碗。其实民主不是空洞的，不只是精神或价值上的追求。民主的价值首先在于形而下的功能，它会保障你的基本权利，保障你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社会福利就是一种基本保障：当你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时候，国家来保障你的基本生存；当你有能力供养自己的时候，你的基本素养、基本能力的培养，比方说教育，也应该由国家来满足。
几亿人抱成团，一点一点往前推
记者：现在政府在往民生政府的方向转变，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笑蜀：原来政府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全部资源在他手上，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情况。任何人一旦拥有这个机器，都会产生一个幻觉，把整个国家机器的能量看做自己个人的能量，坚信他的能力是无边的，他不是人，而是神。每个公民跟他都不对等，他想整谁就可以整谁，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这就把每个人都置于恐惧之中，
现在不是这样了，社会压力每天都在增长。今年“两会”吵得很厉害，主要是针对公共政策的批评。这种吵，就是对政府的压力。这在过去是没有的。那么社会压力为什么越来越大呢？答案很简单，社会压力来自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公民运动逐渐增长的趋势。
什么叫公民运动？公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就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一个公共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定向地改变一项一项公共政策，通过改变具体的公共政策，最终影响到整个公共政策的形成机制，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的公共政策机制。这样的时代，我叫做公民运动时代。
孙中山对中国宪政有个规划，就是军政、训政、宪政。其实中国社会早进入了训政时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个训政不是一个中心规划出来的，而是由无数个体无意识的、自发地或者自觉地投入所形成的。压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就是对执政者训政的过程，让他学会怎么跟公民打交道，怎么制定公共政策。没有压力就没有进步；有一点点压力，它就有一点点进步。我认为政府这些年在进步，根本原因就是一系列公共事件所形成的压力增长了。
2007年年终，我在《南方周末》写了一篇社论，把这一年称为“公共事件元年”。这之前，中国公民运动很少产生积极结果，总是失败，对民间信心打击很大，维权的人自己都很沮丧。但是到了2007年，公共事件此起彼伏，而且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钉子户”事件赢了；厦门PX事件赢了；其他小的公共事件，像重庆彭水诗案等等，结果也都非常好。这对民间信心的提升是前所未见的。
现在，公众普遍意识到，第一，公共政策跟个人的福利是相关的；第二，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改变它，并不都是政府说了算。现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出台，都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个过程就是施加压力改变公共政策走向的过程。所以，通过社会压力改变公共政策、改变政府执政方式的时代，在中国已经到来了。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停滞了。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讲，全社会其实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准备，这就是观念的改变。原来把“以人为本”当作和平演变的工具，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总之都是洪水猛兽，在公共领域不能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公共领域，报纸、杂志，网络、电台、电视台，以人为本，自由、民主、人权成了天经地义，在观念层面上已经颠倒过来了。哪个媒体敢说中国就是不能搞民主，就是不能搞宪政，就是不能搞以人为本，就是不能讲公民权利，就是不能讲权力制衡，哪个媒体就会被公众抛弃，就肯定没有市场。
常常听到左派抱怨说，你们讲自由，讲多元，我们也是一元，但你们老是不发我们的东西，不给我们空间，可见你们也很专制。其实他们说错了，不是媒体搞专制，是老百姓在选择，是读者在选择。比方说某个教授否定民主，发表一篇他这方面的文章，不知道多少人会骂你；持续发这样的文章，你的报纸就完蛋了，你的杂志就完蛋了。老百姓不看你的了，因为你说的不是人话。
现在媒体进入了一个市场时代，大家要竞争。你硬要把他反感的东西塞给他，他没法阻止你发表，但至少可以决定不买你的。都不买媒体就没有市场了。为什么现在媒体到处讲人权、讲自由？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人话。老百姓只看说人话的东西。中国的观念普及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上亿的读者都需要这些东西，对它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中国媒体什么人最牛？不谦虚地说，就是做评论的。为什么做评论的人牛？中国真正优秀的评论家其实很少，很多评论家都很幼稚，水平很有限。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很火。为什么？需求太大，供给太少，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只要你的文字通顺一点，道理讲得透一点，你就不愁没有发表空间。因为老百姓都想读这种东西。各个时政媒体之间的竞争，主要就表现于时评竞争，大家都在抢时评。这就是一种观念的普及，就是我们所说的启蒙。我们往往把自己当启蒙者，其实是老百姓自己启蒙自己，他通过对媒体的选择，对作者的选择，完成了这个启蒙过程。广州最牛的报纸是《南方都市报》，而《南方都市报》牛就主要因为它的评论牛。为什么《南方都市报》评论牛？就因为他讲民主，讲自由，讲宪政，总之是讲人话，从这个角度来关心公共政策、评论公共政策，进而影响公共政策。1980年代也讲民主和宪政，但那只是精神美学意义上的民主和宪政，停留在形而上的层次。大家都觉得那个东西好，人家有，我们也要。至于为什么要？要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宪政？谁都说不上来。现在要的民主不是形而上的，不是抽象的，它就是公共生活当中一些日常的问题，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不用公共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肯定会吃亏。不想吃亏，就必须换一个思路来解决。什么思路？当然是跟发达国家宪政体制更接近的思路。这种情况下，跟老百姓切身利害相关的民主和宪政的意识，就开始普及了。
执政者的压力从哪儿来？就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从每个人的心中，自发地生出来。数以亿计的公民普遍觉醒，从方方面面给政府施压，但是这种施压也没有到撕破脸皮的程度。我给政府留点余地，政府也给我一点让步。因为大家要求不过分，都是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政府除了让步，也没有别的选择。
我认为，老百姓的观念这几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变化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还在延续，还在升级。这种进步不得了，它是最可靠、最稳健的进步。几亿人抱成团，一点一点往前推，八年推了这么远。我觉得中国社会进步需要的是时间。如果再来一个八年、两个八年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政府没有成为牺牲品，他实现了自我转化，知道宪政政府应该怎么做；老百姓也没有成为牺牲品。大家都是赢家。
中国社会现在开始形成合力
记者：我看您有一篇文章《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写到雪灾期间广州火车站的春运问题，政府对大批滞留人群没能及时实施救助，很多人感到失望。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怎样才能提高？
笑蜀：原来的政府是个整人的政府，不是提供服务的政府；后来的政府是个赚钱的政府，也不是提供服务的政府。你就是我的统治对象，我为什么要讨好你？他没有这个意识。任何专业都是要有经验的，他没搞过服务，当然就没有服务经验。到了需要服务的时候，他不会做，或者做得很笨拙。发达国家对付水灾、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有固定程序，政府知道怎么应对。作为一个公共政府，这是一种本能。我们的政府没有这个本能，所以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不知如何措手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时有几十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最初实际上没什么救援可言，政府很少提供救援物资。为什么？不是救援物资没有到位，而是他没有提供服务的能力。比方说，他没法判断哪些人是需要救助的，哪些人是真正的旅客，哪些不是旅客。几十万人等着救助，不可能一个一个去鉴别。所以，他就不鉴别，不提供救援，宁愿物资堆在那里。后来媒体批评太厉害，压力太大，他不得不发救助物资，干脆不鉴别了，人手一份，你来十次、二十次我都给你，救援效率很差。
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力量投入救援的，尤其是NGO。NGO是什么？它不是跟政府对着干的，它实际上是社会服务的专业组织，每个NGO都有它最擅长的、最专业的领域。比方说，怎么缓解旅客的心态？怎么把相关的信息传递到旅客当中，让他们安定下来？怎么跟他们沟通、谈判？这方面，政府比不上专业性的NGO。
我到美国走了一趟，感觉最大的特点在于美国的民间力量非常强大。几乎任何一种社会需求都有NGO去满足。比如说，有一批老人太孤独了，想找人聊天，这种需求被发现之后，就有热心人愿意做这个事情。老人的基本生存可以由政府负责，但是陪着聊天，难以由政府完成，就产生了一个特定的NGO。它就一个功能，找人陪老人聊天。但这属于纯粹公益，只陪老人不上班挣钱，自己的生活怎么办？那就向企业募捐。企业也愿意出这笔钱，因为这笔钱要么作为税收交给政府，要么捐给NGO可以少交税，它的利益没有损失。有了资金保障，可以专门陪老人聊天，老人高兴，社工高兴，政府也满意，皆大欢喜。从此我天天陪老人聊天，在老人心理安慰方面我是最专业的，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你们找我好了。
专业NGO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它以市场供给的形式来提供某种公共品，满足个性化的小众需求。政府只能满足普遍的需求。他要满足个性化的小众需求，成本太高。如果有专业NGO来提供这种公共品，那就是举重若轻。如果NGO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就会出现无数个专业NGO，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需要，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NGO，马上派用场。
但是我们这里，由于管制过于严格，NGO发展不起来。当某种紧急需求出现，政府没有能力满足时，民间往往也无能为力，就是政府愿意让NGO来做，这时也来不及了。
记者：你从学校到媒体，心态有什么的转变？
笑蜀：我原来在大学教书，社会上的东西知道得很少。那时我非常理想，觉得只要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人，肯定都是最优秀的人，最可信任的人。2002年我离开书斋，到了北京，才发现某些民主口号喊得非常响的人，他们的个人品质未必像我想象的那样好。有些人跟独裁者没什么区别，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形式，以及他们跟人打交道的逻辑，几乎就是独裁者的投影。这是我的第一个转变，就是对江湖的认识有所改变。
庙堂方面，情况也不完全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糟糕。坏人为了利益固然是进去了，但相当一部分优秀的人也进去了。我觉得，优秀的人之间有一种心理暗示，有一种默契，谁在做什么，大家都去帮他做，同时帮他控制风险。所以，我们每跨出一步，尽管进步可能都不大，一步可能只跨了半米，但这半米是扎扎实实的半米，跨出就收不回去了，而且几乎没有代价，没有风险。中国社会现在开始形成一种合力，民间与民间、庙堂跟江湖之间开始形成合力了，朝着一个方向用劲。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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