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古式文人——记科学史家、翻译家戈革先生

现代学者，古式文人
——记科学史家、翻译家戈革先生
田松
2001年6月5日，戈革先生接受了丹麦女王马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这是戈革先生倾二十年之力独自翻译十一卷《尼耳斯•玻尔集》所应得的回报，是丹麦对于一位传播本国优秀知识分子思想的外国人的真诚感谢。在此之前，曾有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因为翻译安徒生而获得了同样的褒奖。
安徒生和玻尔，是丹麦这样一个小国为人类奉献出的两位文化巨匠；叶君健和戈革，是向中国介绍人类优秀思想的两位翻译大家。当然，就全世界来说，了解安徒生的人要远远多于知道玻尔的人；就中国而言，叶君健也远远比戈革有更高的知名度。这是他们各自所处的文化领域使然。相比之下，戈革先生的工作更为艰难，因为能够翻译玻尔的人同样要远远少于能够翻译安徒生的人。当然，无论安徒生还是玻尔，无论叶君健还是戈革，他们对人类和中国的贡献，是不可以妄论高下的。
然而，论高下排座次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这个传统至少从曹操青梅煮酒的时候就开始了。回顾二十世纪的科学文化巨人，顶尖的二位非爱因斯坦与玻尔莫属。这二位的高下也一直在议论之中。显然，爱因斯坦在公众心中的名望要远远高于玻尔，因为爱因斯坦是位媒体上的英雄，家喻户晓。但是在很多物理学家及科学哲学家心中，玻尔的影响绝不逊色，甚至要高出爱因斯坦。戈革先生认为，如果二十世纪没有相对论，我们现在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而如果没有量子理论，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将完全改观，至少电视和计算机都不会出现。关于爱因斯坦有很多神话，比如原子弹，在大众传媒的宣传中，是来自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公式E=MC2，甚至有说爱因斯坦后悔发现了这个公式。但实际上，爱因斯坦之推动原子弹不在于他科学上的工作，而在于他应西拉德之约在致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的信上签了名。原子弹涉及到一系列物理和化学上的发现，在这个发现者名单中可以没有爱因斯坦，而玻尔因其提出的原子核液滴模型不能不列入其中。至于E=MC2，如果不是爱因斯坦给出这个原理性的公式，别人也会从原子核物理和化学实验中总结出类似的经验公式。
戈革先生的这些议论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典型的说法是“研究谁就说谁伟大”，潜台词是借着抬高研究对象而抬高自己。无庸讳言，这种说法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其潜台词却是从道德动机的角度进行批评。这种道德批评常常遮蔽了事实本身。实际上，一个学者热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不奇怪，因为他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了解得更深。即使有些过誉的评价也在情理之中。关键在于，这个评价是以什么做支撑的：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是来自踏踏实实的学术工作，还是来自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
一两个具体的案例不足以说明两位科学文化巨人谁更伟大，一定要让他们分个高下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还是愿意倾听戈革先生的高论。因为戈革先生首先是位科学史家。他的评价是建立在结结实实科学史研究之上的。他的研究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为了排座次而有了先行的主题，相反，他的论高下是他学术之余的议论和感慨。
戈革先生是位严谨的学者。戈革先生斥责国内许多妄论玻尔的人，从来没有读过玻尔的原著（包括中译），就敢于夸夸其谈。这使我对从前某些自以为是的言论感到汗颜。戈革先生自称是全世界读玻尔文章最多的人。因为玻尔集是许多专家编辑的，而玻尔的全部著作和文章的中文译者却只有他一位。并且，迄今为止，玻尔集只有中文译本。所以戈革先生的自称不是吹牛，只是事实的陈述。所有能读到中文玻尔文章的人，都应该感谢戈革先生的工作。当然，戈革先生的翻译不只限于玻尔。二十几年来，戈革先生出版的译著总字数已经达到1500万，涉及到了二十世纪物理学发展史的方方面面。所以戈革先生完全有资格为二十世纪的物理英雄排座次论高下。
戈革先生是位古味十足的人。我与戈革先生交往已有三年，经常感到他应该生活在几百年前。他以古时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但是，在人心不古的今天，他的要求常使被要求的人觉得不近人情。而戈革先生之不肯随意通融，不肯轻易从权，这使得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据说戈革先生在名片上自称：“被孤立的科学史工作者”。其我行我素可见一斑。
戈革先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学者，这是他率真性情的自然表现。我在认识戈革先生之前对他的好骂人早有耳闻，又听说他发文章常要求不得更改一字，而他的文章又过于有杀伤力，甚至在学术论文中，也常常要捎带着嘲讽、斥责那些在他看来妄论学术的人。戈革先生之臧否人物，向来不留情面，很少有人能入得他的法眼。“不学无术”“无稽之谈”“不入流的”等尖刻词语不时现于笔端。我读戈革先生之自选集《史情室文帚》，常常会为老先生的火气而暗自发笑。能把科学史做出个性，实在令人惊叹。当然，许多刊物都不能遵从戈革先生的要求，有时不仅要删去火气过大的词语，甚至要删去阐释学术观点的段落。这常常使戈革先生气愤不已。
作为一位古风十足的文人，戈革先生爱惜自己的文字，一字之立，旬日踌躇，岂容他人染指，尤其不能容忍那些国文、物理和科学史水平均远不及己的编辑胡乱删改。戈革先生一直有一个心愿，出版一部自选集，把被删掉的文字再恢复过来。同时也是对自己一生学术的一个总结。1999年，戈革先生终于自费出版了《史情室文帚》，可是这心愿完成得很不圆满。戈革先生再三要求校对包括图片在内的全部文稿，但是出版社却始终没有交付图片的清样，自行开印并装订成书，图片次序严重错乱。这在要求不高的人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错误。但是对于一个一生追求完美的人，则如梗在喉，如刺在背，羞于赠人。无奈，戈革先生在香港一家出版社把这部书重新出了一遍，并增添了几篇文章。这次出版的费用来自他兄嫂的遗赠。可惜，港版的印刷又不够清晰，我甚至怀疑出版商没有出激光片，用硫酸纸制的版，这未免太不严肃了。曾有位老师对我说：学者以学问说话，文人以文章说话。信然。出自选集不啻为中国文人学者在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之外的第三件人生大事。然而戈革先生穷半生心血的文字竟然要兄嫂的遗赠才能这样勉强出版，真是令人心酸。戈革先生命里多难，已经出版的十卷玻尔集先后换了几家出版社，第十一卷至今还没有落实，他一直盼望的能够同时出齐全部十一卷玻尔集的出版社，更是渺无踪影。至于他自己的文集，怕已经不能再出了吧？
戈革先生恪守君子的道德，在坚持自己的权利上不肯让步。曾有电视台准备请戈革先生出镜。戈革先生认为：你占用了我的时间，利用了我的智慧，所以应该向我付费。这使得到处被宠的电视台编导大感意外，觉得遇到了外星人。戈革先生也同样尊重他人的权益，不管那人是谁。他曾专门给我打电话，问港版《史情室文帚》是否可以将我的一篇被他称赞的文章收入作为附录。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荣幸之致。戈革先生做翻译，不但要求出版社购买书的版权，还要求出版社按照国际惯例逐一购买书中图片的使用权。为此也与某些出版社有过纠纷。
说戈革先生古味十足，不只是因为他的性情，也因为他的才气。戈革先生对于诗、书、画、印等中国古文人曲不离口的技艺都有很深的功力。在《史情室文帚》中，有戈革先生赠送玻尔家夏屋的一幅画，可见其诗、书、画。戈革先生也曾认真地请我看一首诗，手抄，A4纸复印。可惜我不懂诗，不敢说不好，也不敢说好——言不由衷，是为阿谀，小人也，必为戈革先生所鄙夷。只将那页诗稿好好收藏。同样爱好古文人基本功的江晓原曾亲口对我说，今人所写的旧体诗，他最欣赏的是戈革先生。如今，戈革先生的旧体诗稿正在江晓原主持的网站“上海交大科学•历史•文化频道”上逐渐刊出。
戈革先生酷爱治印，自称平生刻石上万。这又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许多人都知道戈革先生曾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但其实我与戈革先生最早的往来是因为他的篆刻。当时我在一家行业报主持副刊，做文摘版时转载了于光远先生的文章《佛眼通》，佛眼通是某些大师给于老封的尊号，戈革先生便专为于老治了一方闲章“佛眼通”，也被我一同转载了。我辗转打听到了戈革先生的地址，寄去了样报和稿费，并附了一封表示仰慕的短信，只是信末署的是我做责任编辑用的笔名。戈革先生当然不知那人便是田松。后来也曾经见过于光远先生在香港出版的一个短文集，百十个字的短文，每一篇都配有戈革先生特制的篆刻。
戈革先生最让我震惊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印谱”。金庸小说中的全部人物，几乎所有人都有至少一方印，加上题名在内，共计一千五百余印。不但有“潭婆”，竟还有“小娟”，不但有“虚竹”“天山飘渺峰灵鹫宫主”，竟还有“梦郎”。一章一章地刻下来，历时一年有余方大功告成，而此时老先生已年跨古稀。其印谱同样令人惊叹。戈革先生一共制作了三部原印印谱，用白卡纸逐一打好线格，将宣纸上的印章剪下，粘贴在格子里，下面用钢笔写上印文，有的还附有小注。比如，《天龙八部》中“慧净”印旁注有一行小字：“他捉到一只‘冰蚕’”。有趣！整部印谱包括目录在内，近四百页。其工作量之大，非酷爱金庸者不得为。我与戈革先生初识之时，曾有心求印一二，但又不忍劳烦老先生，终究没有开口。戈革先生去年因为工作过度，视网膜脱落，如今已经封刀。戈革之印不复加增矣！
最近，看到戈革先生自述治印逸事，方知钱锺书先生的常用的几枚名章，亦出自戈革之手。
作为一位北京及清华的物理专业毕业生，而有如此深厚的国学功底，不要说今天已经绝无仅有，就是在他的同辈中，也是凤毛麟角。一个现代学者，骨子里是位古典文人。
在港版《史情室文帚》新增的几篇文章中，便有《神童不一定像老头——致田松先生的公开信》。时为1998年，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传媒上流行的关于量子思想源自中国古代思想的遐想进行了驳斥。文章引起了戈革先生的共鸣，他提出了一些补充例证，同时对我的几句不恰当的话提出了批评。当时我在东北，有朋友看到了《中华读书报》，特地打电话给我。我连忙找个网吧，拜读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公开信，受宠若惊。当时我因为这篇文章受到了一点压力，戈革先生的声援让我感到温暖。按照中国古训，礼尚往来，我应该以一封公开信回复先生。但若我们一老一少如此一唱一和，未免有互相吹捧之嫌，必为戈革先生所不喜。我连忙写（不是敲）了一封回信，对老先生的信表示感谢，并承认我文中的随意之语出自心中尚存的民族虚荣心，出自媚俗的心态。同时，对戈革先生指出的学术与爱国之关系，表示了进一步的赞同。
戈革先生在信中说：“不加分析地无限夸大和捏造中国古文化的‘伟大性’及其对西方文化的所谓‘影响’，这绝不能说是什么‘爱国主义’。因为这种荒谬作法只能引起国际正派学者和其他有识之士的鄙视和耻笑。那其实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是一种‘害国主义’，哪里有什么‘爱国’之可言！只有当你艰苦不懈作出比他们更坚实的工作时，人家才会承认你，敬重你，那才真正能够为国争光，才是真正的爱国。”
戈革先生以他自己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高尚的爱国者。
以戈革先生之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外语能力和中文能力，做科学文化之翻译正得其所。戈革先生国文功底厚，既有精雕细刻之炼字，又有得心应手之挥洒，时有惊人之笔。这使得他的译文也弥漫着浓郁的个性，呈现出独特的文风。比如他翻译某人对玻尔互补思想的评价，不是简单地用“前所未有”，“史无前例”，而是用“未之前闻”。非以中文自傲者，不敢如此下笔；其不屑流俗亦可见一斑。
戈革先生因自信而固执。比如就Nielsbohr之译法，戈革先生再三强调，非“尼耳斯•玻尔”不可。前一个用“耳”，后一个用“尔”。而以时下的翻译体例，大多取“尔”舍“耳”。因为“耳”字出现在人名中，确实也有些奇怪。戈革先生坚持耳尔并用，估计也要和出版社费很多口舌。戈革先生曾专文说明：这是王竹溪等物理界前辈当年编写“物理学名词”时制订的体例，凡外文中的l，对应“耳”，外文中的r，对应“尔”。我虽然觉得这种坚持并不必要，但是为了表示对戈革先生及王竹溪等前辈的敬意，在我的博士论文中一律遵从了他们的体例。
今戈革先生年已八十，依然笔耕不辍，继续着他所热爱的事业。他不用电脑，所有的文稿都是一笔一画地写出来的。尤其让我敬佩的是他还做以中文排序的索引。一个词一个词地逐页翻检，一本译著，单是做索引便要用一个星期。翻译之外，戈革先生还常常写一些耐看的小文，谈古论今，讲一讲中外逸事。当然，其中的火气是免不了的。
2001年6月28日
北京 稻香园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