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策划

2006-08-06 23:19
一、策划是被策划主体自身的变革动机 　　就群体的人或一个组织而言，学校或教育机构什么时候才会产生“策划”的需要呢？是不是必须像有些理论说的那样要去寻求专门或中介机构来为我们作策划呢？这是两个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当事人的问题。例如，某一所学校要对“校本课程”的事业作一番策划。
首先要看学校有没有这个必要，或者说它会不会产生策划的动机。显然，以往学校没有这个动机，今天，它往往会有这个动机。因为，若干年之前，我们只有一种课程，即国家颁定的课程，我们基本上是采用高度集权的行政方式，大多数校长不会去另外开什么特色课程；而今天，我国教育行政已经趋于“三级课程、三级管理”的均权态势，很多有积极性的学校就会产生“策划课程”（或“决策课程”）的意愿。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普遍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决策机制（或某种科学的程序与技术）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各国由于其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策制定原则、方法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决策机制。”
因此，策划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某种社会制度下主动变革的要求，学校是这样，教育局也是这样，而不是被动地为执行一项任务而设立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为是工作日程或计划。换句话说，策划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没有民主条件下的策划也可以是为了追求民主）。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策划一定是动机者自身的事，而我们雇佣一些专业组织、人员为我们策划，只是为了使我们的策划更具有“文本的秩序”，只是做一些辅助的工作，而绝不是将思想的动力与权力托付给他人，进而失去了自身主体的地位。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很多大城市的中小学都在做示范校式的《×年学校发展规划》，每每找了一些专业人士代写文本，然而效果不好，味同嚼蜡，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而一些乡村小学校的策划文字，尽管有时并没有带上“策划”的帽子，倒是很好的策划，因为它们仍然是策划的主体。
二、策划是对利益的洞察因而带有风险性
如果说策划行为的发生来自于当事人自身，那就自然带来策划的第二个特征，即策划的主观性。勿庸赘述，策划是愿景的蓝图，是潜在的可能性，尽管我们在其制定程序上可以采用“科学性”、“检验知识经验的基础”、“预测”甚至是先行的“计量控制实验”等手段，但是，策划总是观念的、预先的存在物。一些科学主义者强调策划是理性的产物，往往指的是文本制作的程序和事先的调查，但是，事实证明，一些坏的策划及不能兑现的策划，其制作过程也可以是“科学”的。例如，上个世纪末，一些城市盲目追求“示范性寄宿制学校”的策划，认为可以用经济领域中“拳头产品”、“城市窗口”或“规模效应”的方式，集中（极其有限的）财力，以高水准的寄宿制学校样板来拉动一个地区的基础教育，结果，却带来了不少负面效果，并且一直影响着今天城市中的“均衡教育”问题。且不论该策划“坏”到怎么样，我们看到当时的策划报告中是运用了所谓的城市经济结构分析、人口预测、成本效益核算等科学方法的。
这是一个反例，正面的例子也是这样。策划总带有主观性，因为策划总是学校或教育机关等“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愿望而制作的，是趋利性的（这里指的利益不只是经济意义的，也是政治利益的）。“主观性”，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动力，也是风险。风险落到学生身上是要避免的，但是只要是策划必有风险，它的两重性是：一方面敢于冒险才会有教育事业的质的变革，举例来说，我国在农村税收减免的前提下，提出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转移支付”的政策，即乡、县财政困难，其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支付。概括地说，现在农村税收少了，政府还要保证支付，显然带有风险性。这项“策划”的好坏，尽管还要由时间来证明，但是有迹象表明它对提高教育在地方诸多事业中的地位是有效的。
风险、蓝图、价值追求等主观意愿，在教育（人的事业）中总是表现得格外谨慎。因此，教育策划往往比经济及其他公共事物上的策划更具有洞察力，即更需要策划者对教育改革的社会学背景、政治因素、经济能力甚至是老百姓的某些心理习惯做出敏锐而深刻的判断。而这种洞察力来自于实践，就策划的主体性特征而言，如果策划涉及“被策划者”自身的利益，那么这些人格化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就必然在其亲身实践中产生独特的、具有生命力的策划。当年，在教育经费还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浙江的一些民间资金悄悄地投入公共领域，不少地方民办学校兴起，现在看来就是具有洞察力的很好的策划。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三、策划的文本：理性“目标”实现的程序
我所说的策划主体性，并不是说策划是先知式的灵感，恰恰是因为“主体的谨慎的利益”才使策划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我们知道，当策划从思想变为实际措施的时候，它是依赖文本而固定下来的；或者说，文本是将策划的思想凝固成为行为准则的“理性过程”。我认为，现在一些策划的“理性”论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来论述策划的非主体性或客观性的。尤其在现代社会理论和行政理论中，马克斯·韦伯的“文本秩序”具有被广泛认同的意义，于是，制定这个“文本”就产生了科学程序。具体来说，当我们要把策划中的动机转化为明确的目标时，就要对实行该目标的背景事实进行调查，比如上文所讲，要发展民办教育，就要对市场进行调查，如果没有市民的投资热情，任何办民办学校的策划都是空话；接着，要对义务教育阶段开办民办学校这一事件，进行各种意见、各种政策法规、各种投资或消费者主体代表的听政会议，搜集决策信息；然后，要对一些地方的有效或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甚至要对一些已有政策和暂行条例进行再分析；最后形成文本。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就可以看成是一项重大策划后的文本产物，在它之前的若干研究报告、草案等策划文本，大致也经历了这样的“理性”程序。
本文想强调的是，“文本秩序”的理性一定是实践与被策划者真实情景的产物，而不是纯粹的、可以照搬的程序与技术。例如上海GQ中学曾约我去评估该校今年一月份委托某中外合资的著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所作的《建设现代化国际外语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其文本包括现状分析、发展目标、项目确定、资源保障、实施方案、评估体系6个方面，其实也就是该策划的6个程序步骤。其中就“项目确定”一项来看，一是“建立高效管理与运作体系”，二是“建立完善学校管理制度、学校运作文本和师生准则规范”（这如同在企业建立车间、供销部门的规章制度，而学校的日常制度往往更具有“隐性课程”的心理文化属性）；三是“专门设立直接由校长领导的教学改革部，系统制定教改计划、立项和实施，包括示范性和试验性项目（这如同一个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的计划，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却注重“没有广泛的、自愿的教师参与是注定要失败的）；其四是建立系统的教育和学习质量评估标准（实际上学校学科质量评估的标准已经由中考、高考的标准所规定了）。显而易见，这个著名的策划公司的作品是“科学的”，但是缺乏实践性。GQ中学是一所努力进步着的普通初级中学，近年来，他们招收了一些外籍或华裔学生，他们可能在课程环境中营造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国际化氛围，比如增加孩子们使用外语进行交流的机会，但是并不会改变其普通教育的属性而变成经营“外语教育”的另一类学校。因此，这个策划文本只能是摆着看看罢了。
四、策划最终遵循着经验积累与变更的逻辑
概括地说，策划发生于被策划者的强烈动机，策划的程序又是理性的。两者统一的逻辑在于：策划是经验者的需求，即策划总是在亲身经历中而产生的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是空穴来风；另一方面，策划的理性前瞻也是随着经验的变更而变更的，这是一种建构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策划是伴随着历史的经历或经验分析而逐渐形成并完善的。我并不相信有“一次性的”、“固定程序的”甚至是“定量计算出来的”科学策划，所有的策划都会受到以往类似的参照物的影响，例如上述GQ中学示范校模式的策划就是不恰当地受了企业模式经验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GQ中学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遵循那个“理性策划”的做法，而是“非理性”地依据现在可能的政策要求、师生教学活动实际、学生的现实来源和少量的外籍学生的市场（可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生源市场）等条件去实践；学校可能部分地采用了那个科学策划的诸如“企业效能”、“项目设计”等概念的精神意义，但因为当前的也是变化着的现实存在，抛弃了更多的所谓科学策划的一般原则、程序与技术。
强调存在的即时变化，怀疑甚至反对普遍使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推断，并强调经验和通过经验进行检验；同时，在时间的考虑中，重视发展的阶段性、重视历史辩证法，这是现代建构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这些年来，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教育经费筹措政策变革、学校管理制度改造（如校长负责、校本管理等）、课程改革（如在高中课程体系中设立综合实践性的“研究性学习”课程）、重点示范校等方面的策划，都是这种实践的、灵活机变的、历史发展阶段论的策划思想。我们且不去证明“建构主义”本身是否也是最科学的，但是，我认为这种思想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策划或学校策划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在以上论述背景下，我敢说策划是主观的，不要做越俎代庖的事，也不要做“委于他人”的事，而主观的东西是在实践的过去与可预见的未来的“事实连续体”上推导出来的，因而它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性只是技术的侧面，策划在本质上是对经验的把握与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