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的联合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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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联合国情结 日期：2010-10-15 作者：吴晓芳 来源：世界知识 《联合国宪章》第一个签字国
1945年6月26日,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现场。以顾维钧为首的八名中国代表,按照签字顺序在桌后站立成一个半圆形,依次使用专门从唐人街订购的文房四宝郑重地在宪章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按照四个发起国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美国作为东道主最后签字,整个签字仪式历时八个小时。
“联合国”一词诞生于1942年元旦,当天中、美、苏、英等26个同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首次使用“联合国家”这一概念。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与美、英、苏并列为领衔签字国。罗斯福总统还特地向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被列为“四强”之一。翌年,蒋介石远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世界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一起的照片,在当时极大鼓舞了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军民,现在也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
1945年4月25日,国际关系史上规模空前的盛会——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大歌剧院隆重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制定《联合国宪章》。四个月后的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凯旋声中宣告了联合国的成立。
自1840年以来,在西方主导的近现代国家体系中,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和被动的位置上,吃尽了苦头,可谓是铭心刻骨。中国一直希望在这个体系中争取取得平等地位,依靠这个体系实现公正和正义。为此,在1919年,中国寄希望于巴黎和会;1931年,中国求助于国际联盟。但是现实给予中国的只是一个个新的教训。于是1937年后中国决意拼死抗争。正是这一抗争使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中国跻身世界四强之列,又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怎能不使中国人寄予无限希望和想象。
然而就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困于内战,无力顾及国际事务。曾坚决反对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不无讥讽地说:“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有助于管好全世界的事呢?”一语道破旧中国有名无实的大国地位。
新中国的联合国处女秀
1950年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此时正在辽东省担任省委书记,突然在广播中听到自己已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消息。原来这是毛泽东的决定。张闻天立即返回北京。经过两个多月,用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的何方的话来说,组成了一个“可能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团”,成员包括李一氓、耿飚、孟用潜、冀朝鼎等三四十人,准备去联合国赴任。国民党政权垮台后,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当然应该由新中国继承。这个代表团充分说明了新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视和希望。
对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国已不陌生。在1945年出席宪章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产党人董必武就已经耀眼亮相。在两个多月的制宪会议期间,作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董必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国民党口中的“危险人物”,竟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起敬的长者。
而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就曾向联合国交涉要求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接纳新中国代表,并将中国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张闻天、驻其他重要机构和出席第五届联大的代表名单陆续通知联合国。但是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仍然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使中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被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占据着。
张闻天一行的行程终于落了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便高调参战,而后美国又悍然命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8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接连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控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在苏联的支持下,新中国派出以伍修权为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九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抗议美国的行径。
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纽约总部,安理会会议厅鸦雀无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发言者慷慨激昂的劲头所震撼。此人正是时任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伍修权。
“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13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这番铿锵有力的抗议,就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首次亮相。
然而,意料之中,受到美国控制的联合国让中国人失望了。在联合国的决议中,中国成了“侵略者”,所有成员国要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问题被“延期讨论”,并延期十年之久。
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愿望当然无法实现。张闻天改去苏联当了大使。
它认得我,我不认得它
“我要控告!向联合国控告!”
“联合国?新鲜。它认得我,我还不认得它呢!”
这是经典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伪装成记者但被抓获的美国特务与解放军战士的经典对话。两句广泛流传的台词,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对联合国的看法:它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我们对它充满批评与不屑。“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这是毛泽东的表态。中国还提出“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与那个被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因而只可能做坏事不可能做好事的所谓联合国唱对台戏”的主张。
1971年7月,秘密访华的基辛格主动告诉周恩来,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下去,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在这种情况下,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众对联合国要么完全陌生,要么毫无好感。现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记得,他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上中学时第一次知道有一个联合国。当时的宣传材料说,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是“美国的雇佣军”。他回忆说,当时认为联合国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工具,中国应该与它对抗,不应该对它有什么期待。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他依然感觉很困惑:既然是美国操纵的工具,我们为什么还要加入呢?他当然根本不会想到,30年后,他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
事情是悄悄变化的——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65年联合国内支持中国的票数第一次与追随美国的票数持平。
漫漫回归路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大会先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而后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23个国家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
半个月后的11月9日上午,北京首都机场,一架航班即将起飞。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将途经上海和巴黎,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中国席位并参加第26届联大——为了这一刻,中国人整整等了22年。周恩来率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送行,几千名群众也敲锣打鼓、手舞鲜花前来欢送。
11月15日,刚刚抵达纽约没几天的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从驻地前往联合国大厦参加欢迎大会。在当天的大会上,乔冠华做了长达45分钟的发言,代表团带去的300份翻译稿被一抢而空。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代表席、甚至走廊上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楼上旁听席也坐满了华侨。演讲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排着长队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把乔冠华的手都握红了,而他那天独特的仰面大笑则被称为“乔的笑”,至今还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联合国的中国足迹
1974年4月10日,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的注视下,邓小平健步走上第六届特别联大的讲台,从容不迫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的演讲博得满场喝彩,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
不过,中国的真正“回归”还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最初,由于对联合国事务缺乏了解,加之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中国对多边外交还未形成明确认识,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并不活跃,对有些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对联合国了解的增多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越来越重视多边外交,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日趋积极和深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关于30多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陈旭做了这样的总结: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同其他安理会成员一道,大力倡导并推动通过对话和谈判等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为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妥善解决一系列重大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自1990年以来共向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人员、警察和民事官员共14000余人次;
中国全面、深入地参与了多边军控事务,已加入几乎所有多边军控条约并严格履行条约义务,还积极参与安理会关于军控和防扩散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一贯大力支持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积极参与这方面的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在联合国社会和人权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有关社会发展、跨国有组织犯罪、艾滋病、难民、移民、妇女、残疾人等社会领域问题的活动,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同联合国有关人权机构开展合作,还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领域的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10月21日,正值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到纽约,成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首位中国国家元首。他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世纪宝鼎”——高达2.1米、象征人们对21世纪美好期盼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青铜鼎。
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令美国人很吃惊”的讲话。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因克林顿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危机四伏,中国还因此召回驻美大使。在这个中国元首首次联合国演讲中,江泽民直言不讳地批评“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
五年之后,江泽民再次造访联合国。在这次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江泽民邀请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元首来到自己下榻的酒店,并留下了一张“五常”元首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中,江泽民正好位于中间。正如57年前那张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合影引人猜测一样,据《江泽民传》一书披露,也有人因此向江泽民暗示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不过江泽民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玩笑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
中国民众的联合国情结
中国民众是有一种强烈的联合国情结吗?对这个问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的陈健,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在国内各地向公众介绍联合国的时候,普遍感到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学生,对联合国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把联合国的地位看得很重要。这一点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就做不到。这就表明了中国的广大国民,希望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很强烈,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陈健也指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民众对联合国普遍存在神秘感,并不充分了解联合国的演变、联合国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联合国在各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对联合国秘书长,就感到更加神秘了。
陈健指出,中国民众对联合国有一定程度的“神圣化”。可以说,这种“神秘感”和“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状况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意识到联合国是我们手中可以用的一张牌、一个可用的工具。这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对联合国的认识,与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是有一定同步性的。按照我们的理念,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但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按照利益来开展行动。这是个两方面并存的世界,虽然合作是主流,但摩擦和竞争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们看世界、看联合国,应该秉持从现实出发的态度。
与陈健一样,沈国放也感到,中国的大学生和其他民众对联合国有一个很高的期望。他说,这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希望中国能派出更多的维和人员,二是增加中国的会费,三是希望中国尽量多派人员,包括高级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进入联合国工作,四是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就重大国际问题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但是他们也认为联合国的作用发挥得还不是太到位,比如为什么联合国阻止不了战争和冲突,在阿以冲突上联合国为什么发挥不了作用。最理解不了的是为什么联合国在南斯拉夫、伊拉克问题上毫无能力,而一切由美国和北约说了算。沈国放指出,实际上,在主要大国相互不能妥协、达不成一致的时候,联合国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
沈国放认为,中国民众普遍希望联合国能够体现正义、公平。比如日本企图“入常”一事,在我国民间有很强的反应,这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老百姓觉得,你对自己的侵略行为没有明确的认识,怎么能在联合国这样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机构里担任重要角色呢?这也反映了联合国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1945年6月26日,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现场。以顾维钧为首的八名中国代表,按照签字顺序在桌后站立成一个半圆形,依次使用专门从唐人街订购的文房四宝郑重地在宪章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按照四个发起国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美国作为东道主最后签字,整个签字仪式历时八个小时。
“联合国”一词诞生于1942年元旦,当天中、美、苏、英等26个同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首次使用“联合国家”这一概念。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与美、英、苏并列为领衔签字国。罗斯福总统还特地向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被列为“四强”之一。翌年,蒋介石远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世界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一起的照片,在当时极大鼓舞了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军民,现在也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
1945年4月25日,国际关系史上规模空前的盛会——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大歌剧院隆重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制定《联合国宪章》。四个月后的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凯旋声中宣告了联合国的成立。
自1840年以来,在西方主导的近现代国家体系中,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和被动的位置上,吃尽了苦头,可谓是铭心刻骨。中国一直希望在这个体系中争取取得平等地位,依靠这个体系实现公正和正义。为此,在1919年,中国寄希望于巴黎和会;1931年,中国求助于国际联盟。但是现实给予中国的只是一个个新的教训。于是1937年后中国决意拼死抗争。正是这一抗争使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中国跻身世界四强之列,又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怎能不使中国人寄予无限希望和想象。
然而就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困于内战,无力顾及国际事务。曾坚决反对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不无讥讽地说:“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有助于管好全世界的事呢?”一语道破旧中国有名无实的大国地位。
新中国的联合国处女秀
1950年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此时正在辽东省担任省委书记,突然在广播中听到自己已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消息。原来这是毛泽东的决定。张闻天立即返回北京。经过两个多月,用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的何方的话来说,组成了一个“可能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团”,成员包括李一氓、耿飚、孟用潜、冀朝鼎等三四十人,准备去联合国赴任。国民党政权垮台后,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当然应该由新中国继承。这个代表团充分说明了新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视和希望。
对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国已不陌生。在1945年出席宪章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产党人董必武就已经耀眼亮相。在两个多月的制宪会议期间,作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董必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国民党口中的“危险人物”,竟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起敬的长者。
而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就曾向联合国交涉要求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接纳新中国代表,并将中国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张闻天、驻其他重要机构和出席第五届联大的代表名单陆续通知联合国。但是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仍然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使中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被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占据着。
张闻天一行的行程终于落了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便高调参战,而后美国又悍然命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8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接连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控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在苏联的支持下,新中国派出以伍修权为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九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抗议美国的行径。
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纽约总部,安理会会议厅鸦雀无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发言者慷慨激昂的劲头所震撼。此人正是时任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伍修权。
“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13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这番铿锵有力的抗议,就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首次亮相。
然而,意料之中,受到美国控制的联合国让中国人失望了。在联合国的决议中,中国成了“侵略者”,所有成员国要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问题被“延期讨论”,并延期十年之久。
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愿望当然无法实现。张闻天改去苏联当了大使。
它认得我,我不认得它
“我要控告!向联合国控告!”
“联合国?新鲜。它认得我,我还不认得它呢!”
这是经典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伪装成记者但被抓获的美国特务与解放军战士的经典对话。两句广泛流传的台词,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对联合国的看法:它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我们对它充满批评与不屑。“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这是毛泽东的表态。中国还提出“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与那个被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因而只可能做坏事不可能做好事的所谓联合国唱对台戏”的主张。
1971年7月,秘密访华的基辛格主动告诉周恩来,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下去,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在这种情况下,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众对联合国要么完全陌生,要么毫无好感。现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记得,他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上中学时第一次知道有一个联合国。当时的宣传材料说,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是“美国的雇佣军”。他回忆说,当时认为联合国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工具,中国应该与它对抗,不应该对它有什么期待。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他依然感觉很困惑:既然是美国操纵的工具,我们为什么还要加入呢?他当然根本不会想到,30年后,他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
事情是悄悄变化的——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65年联合国内支持中国的票数第一次与追随美国的票数持平。
漫漫回归路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大会先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而后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23个国家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
半个月后的11月9日上午,北京首都机场,一架航班即将起飞。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将途经上海和巴黎,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中国席位并参加第26届联大——为了这一刻,中国人整整等了22年。周恩来率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送行,几千名群众也敲锣打鼓、手舞鲜花前来欢送。
11月15日,刚刚抵达纽约没几天的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从驻地前往联合国大厦参加欢迎大会。在当天的大会上,乔冠华做了长达45分钟的发言,代表团带去的300份翻译稿被一抢而空。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代表席、甚至走廊上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楼上旁听席也坐满了华侨。演讲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排着长队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把乔冠华的手都握红了,而他那天独特的仰面大笑则被称为“乔的笑”,至今还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联合国的中国足迹
1974年4月10日,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的注视下,邓小平健步走上第六届特别联大的讲台,从容不迫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的演讲博得满场喝彩,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
不过,中国的真正“回归”还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最初,由于对联合国事务缺乏了解,加之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中国对多边外交还未形成明确认识,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并不活跃,对有些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对联合国了解的增多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越来越重视多边外交,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日趋积极和深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关于30多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陈旭做了这样的总结: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同其他安理会成员一道,大力倡导并推动通过对话和谈判等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为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妥善解决一系列重大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自1990年以来共向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人员、警察和民事官员共14000余人次;
中国全面、深入地参与了多边军控事务,已加入几乎所有多边军控条约并严格履行条约义务,还积极参与安理会关于军控和防扩散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一贯大力支持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积极参与这方面的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在联合国社会和人权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有关社会发展、跨国有组织犯罪、艾滋病、难民、移民、妇女、残疾人等社会领域问题的活动,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同联合国有关人权机构开展合作,还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领域的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10月21日,正值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到纽约,成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首位中国国家元首。他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世纪宝鼎”——高达2.1米、象征人们对21世纪美好期盼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青铜鼎。
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令美国人很吃惊”的讲话。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因克林顿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危机四伏,中国还因此召回驻美大使。在这个中国元首首次联合国演讲中,江泽民直言不讳地批评“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
五年之后,江泽民再次造访联合国。在这次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江泽民邀请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元首来到自己下榻的酒店,并留下了一张“五常”元首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中,江泽民正好位于中间。正如57年前那张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合影引人猜测一样,据《江泽民传》一书披露,也有人因此向江泽民暗示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不过江泽民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玩笑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
中国民众的联合国情结
中国民众是有一种强烈的联合国情结吗?对这个问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的陈健,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在国内各地向公众介绍联合国的时候,普遍感到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学生,对联合国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把联合国的地位看得很重要。这一点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就做不到。这就表明了中国的广大国民,希望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很强烈,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陈健也指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民众对联合国普遍存在神秘感,并不充分了解联合国的演变、联合国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联合国在各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对联合国秘书长,就感到更加神秘了。
陈健指出,中国民众对联合国有一定程度的“神圣化”。可以说,这种“神秘感”和“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状况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意识到联合国是我们手中可以用的一张牌、一个可用的工具。这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对联合国的认识,与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是有一定同步性的。按照我们的理念,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但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按照利益来开展行动。这是个两方面并存的世界,虽然合作是主流,但摩擦和竞争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们看世界、看联合国,应该秉持从现实出发的态度。
与陈健一样,沈国放也感到,中国的大学生和其他民众对联合国有一个很高的期望。他说,这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希望中国能派出更多的维和人员,二是增加中国的会费,三是希望中国尽量多派人员,包括高级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进入联合国工作,四是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就重大国际问题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但是他们也认为联合国的作用发挥得还不是太到位,比如为什么联合国阻止不了战争和冲突,在阿以冲突上联合国为什么发挥不了作用。最理解不了的是为什么联合国在南斯拉夫、伊拉克问题上毫无能力,而一切由美国和北约说了算。沈国放指出,实际上,在主要大国相互不能妥协、达不成一致的时候,联合国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
沈国放认为,中国民众普遍希望联合国能够体现正义、公平。比如日本企图“入常”一事,在我国民间有很强的反应,这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老百姓觉得,你对自己的侵略行为没有明确的认识,怎么能在联合国这样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机构里担任重要角色呢?这也反映了联合国在民众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