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国梦中的中国情结

1947年独立以后的印度历届政府均毫无例外地把实现大国梦作为国家的根本战略。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恩怨，印度的大国梦笼罩着一种浓重的“中国情结”。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和冷战思维给这种情结罩上敌意的色彩——中国是印度大国梦的障碍与威胁。
印度的大国梦
成就大国是一国的基本权利，做大国梦本身没有太多值得诟病的地方。本文中的“印度大国梦”不含贬义，仅指印度对大国地位和大国威望的向往和追求，包括三部分内容：
（1）保持并强化印度在南亚地区的霸权国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对南亚的界定远远超出印度次大陆，即“从西边的波斯湾横跨到东边的马六甲海峡，从北部的中亚各共和国直到南部的赤道”[1]。印度所界定的大南亚恰当地反映出印度人追求大国地位的心情。
（2）印度要得到美俄中等国拥有的世界大国标志，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核国家的合法性、在重要国际组织与国际活动中的存在感。
（3）从印度精英的抱怨中看，印度人还要得到一种被其他大国认可的主观上的满足感。前总理瓦杰帕伊抱怨说：“每一个印度人，不管他是在国内还是在他乡，始终相信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2]
印度的中国情结
《美国传统词典》将“情结”（complex）解释为“一组相关的、通常是压抑的观念和冲动，它们控制人们的思想、感觉和行为特征或习惯”。印度的中国情结就是由印度大国梦催生的针对中国的一种复杂的感觉或感情纠葛。用尼赫鲁的话说，只有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他才格外感到自己是印度人[3] 。这种情结的主要载体是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实力的变化以及中国与印度邻国的关系，依据是中国在印度大国梦中的地位和价值。具体包括：
(1) 中国是印度大国地位的参照底线。中印两国实在太相像，但是，与中国频繁被提及相比，“印度战略家对人们还没有足够重视印度感到既气愤又窘迫”[4]。 连“中国也不把印度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看待，印度人认为在中国人的眼里，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5]。可见，印度希望其国际地位至少不低于中国。
(2) 中国是印度大国地位的竞争者，也是印度要超越的对象。50年代前中期，印度是美苏势力之外区域和不结盟运动毫无争议的领袖。但随后的1962年的对华战争、七八十年代印苏军事同盟和对外战争导致印度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与此相对，70年代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地位却不断上升，“北京的政治家们越来越善于以正在崛起的第三种力量的代表身份出现”[6]。随着中国比印度早20年实行改革开放，两国的综合实力目前差距不小。中国是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待超越的竞争对手。
(3)中国是影响印度能否顺利崛起的关键外部大国之一。从历史上看，印度大国梦能否实现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1950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蓝图遭到重创；1962年边界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国际地位；边界争端目前仍在分散印度决策者的精力；印度高度关注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印度邻国的关系。考虑到印中之间漫长的共同边界以及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地区安全机制中的角色，印度人认为中国是其能否顺利崛起的一个关键外因，不无道理。
印度大国梦中的中国情结：天然盟友到非敌非友
依据中国在印度大国梦中的价值，印度的中国情结在半个世纪里不断变化。
（一）尼赫鲁的大国梦与中国情结的产生（ 1947~1964 年）
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誓言将印度建成“有声有色的大国”，该书多处反映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是比照中国来设计印度的大国梦的，在给女儿英迪拉的信中他也时常把中国与印度相提并论[7]。随着国际体系陷入美苏冷战，通过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印度的国际威望在50年代前中期如日中天。此时的中国是印度“普度”的对象，是借以联合对抗美苏、提升印度威望的天然盟友。印度的确由于中印友好关系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活动中风光无限，比如组织万隆会议、调节印支战争和斡旋朝鲜战争等。
印度对中国的支持一开始就渗透着中国情结。比如，印度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出于以联合国机制来约束中国并凸显印度声音的需要。“中国进入联合国是符合印度的利益的，因为只有这样做，那个国家（中国）才会遵守国际组织中达成的协议”[8]。简言之，印度此时已开始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来加以防范。又如，在1954年两国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议》和《中印关于撤退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武装卫队等问题的换文》两个文件中，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条件是中国接受印度为喜马拉雅以南的首要大国[9]。
随着美苏冷战“渐入佳境”，印度成为拉拢的对象。有利的国际环境使得印度的大国梦迅速发酵，其西藏情结随之膨胀。尼赫鲁并不满足于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西藏成为大印度帝国的一个土邦才是他的心声。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半人半鬼”（毛泽东语）的行动，正反映了“当时的印度对华外交存在着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的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10]。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则进一步摧毁了尼赫鲁的印度大国梦，也造就了印度人观察中国的“1962年透镜”。尼赫鲁及其战略精英的边界政策从属于其大国梦。就边界西段而言，印度声称 “如果放弃在拉达克地区的要求，印度将不再是中亚强国了，因为印度没有陆路通到中亚。”[11] 战争的结局在客观上总能根本改变有关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并催生出后来的印苏结盟；军事失败逐渐演化成一种悲情，并成为印度复仇的动力，中国由印度的“天然盟友”变成了“北方敌人”。
（二）“好战的尼赫鲁主义”和“与印度作对”的中国（ 1964~1988 年）在印度大国梦受挫和尼赫鲁去世后，国际社会恰逢美苏冷战的高峰。英迪拉时代（1966~1984）的印度政坛波诡云谲，印度此间的外交活动基本上服务于南亚的霸权。英迪拉时代的印度大国战略常被称为“好战的尼赫鲁主义”，印度认为外部世界存心“与印度作对”，周边小国乐于成为大国的工具，巴基斯坦极端仇视印度，羞辱印度的中国一直妨碍印度成为亚洲强国，美国也在1970年后开始插手南亚事务[12]。英迪拉及其谋士们反对尼赫鲁对中国采取的 “怀柔”政策。经济上，印度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封锁，结束了传统的藏印关系；政治上则断绝与中国的来往，并在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华和排华运动，穿越喜马拉雅山的贸易和香客往来也停止了，印度和中国的领事馆都被迫关闭。1983年，卷土重来的英迪拉又提出被称为 “印度版门罗主义”的“英迪拉主义”，明确要维护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管理人角色，强调南亚是印度人的南亚。作为曾与印度爆发战争的最大邻国，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印度的“北方敌人”和可能介入南亚的外部大国。
在短暂的人民党德赛政府（1977~1979）和英迪拉卷土重来的前半期，印度的中国情结出现了短暂的春天。1976年印度主动与中国互派大使；1978年德赛总理访美时表示“印度不要求中国归还1957~1962年间中国夺走的领土”[13]。1979年德赛政府外长瓦杰帕伊访华，成为中印关系恶化后20年来第一位来访的印度外长。1980年5月英迪拉在出席铁托葬礼时同华国锋主席会晤，并于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时宣布同意重开中印边界谈判。这些解冻迹象的背景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印度意识到如果继续和苏联走得太近会导致印度在国际上被孤立，此时接近强烈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中国对于修补印度的国际形象有正面价值。由于印度此时接近中国只是一种战术安排，中国依然被视为敌人，加上其国内强有力的亲美院外集团和印苏基轴外交的双重牵制，中印关系乍暖还寒。
拉·甘地上台后，印度的“1962年悲情”开始发酵。尽管在80年代印度各党派都同意继续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确保了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14]，但是，拉·甘地个人对中印关系正常化却并不感兴趣，拒绝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边界问题的一揽子交易，并且在陆军势力的鼓动下重拾尼赫鲁的“前进政策”。经过多年来苏联的支援而实力大增的印度认为，报复1962年失败的时机已到，于是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举行军事演习并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15]。1986年，印度在中印边界的争端地之一达旺地区建立了一个哨所，最终导致了年中的边界对抗和紧张。1987年，为了向中国显示印度的军事实力，拉·甘地政府在印度东北部展开“棋盘演习”，公开向中国军队叫板，以试探中国在边界争端上的反应，但演习在美苏联合施压下不了了之。这种鲁莽的武力外交是印度军事实力膨胀的结果，也受到了印度曾经用军事手段成功征服小邻国的先例的诱惑。军事上的冒进政策不仅使得中印关系倒退和紧张，更破坏了印度的国际形象。
（三）艰难的演变：中国情结回归务实（ 1988 年至今）
从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印度的中国情结在印度大国战略的演变中逐步回归现实。作为结果，两国关系在印度大国梦的受挫与再生、对中国或敌对或友好的交替定位的过程中，逐渐艰难地从对抗与势力均衡转向务实合作与共赢。
（1）拉·甘地访华：中国情结回归现实的先声（1988年）
1988年的拉·甘地访华是整个国际冷战结束的先声，它带动了中印关系的改善并贯穿90年代初期和中期。8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印苏联合对付中国的着力点减少，印度急于对自己的对华政策做出务实的思考。当时印度的决策者们一直四处寻找的是，一种能说明中国愿意本着维护双方的合法利益，解决边界争端和接受印度作为次大陆喜马拉雅山脉南面一个主要国家的地理政治地位的一些可靠的迹象[16]。1988年12月甘地总理克服种种阻力成功访华并在经常牵动印度的中国情结的两个问题（西藏和边界）上迈出新步子，突出地反映了印度主流战略精英对印度大国地位下降的担忧。甘地母子在各自任期内对华政策的前倨后恭，反映了印度对外政策决策者最终只能屈从于印度国内外的严峻现实。
（2）中国情结的发展：“古杰拉尔主义”与“中国遏制印度论”（1988~1998年）
1991年5月，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现实的危机迫使印度人从大国梦中惊醒。为修复在周边邻国的形象，印度提出了被称为“古杰拉尔主义”的睦邻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印度单方提供帮助，不要求对等回报，从而让南亚地区处于良性互信[17]“古杰拉尔主义”与“英迪拉主义”无本质区别，目的都是防止外部势力介入南亚，只是前者的手段比后者更隐蔽，更容易博取邻国的信任。在印度与南亚小邻国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印度的单方面让步或许能使其邻国觉得接受印度的大国地位而不必倚赖外部大国的平衡同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外部大国尤其是中国也就没有什么理由介入南亚事务了。这就是“古杰拉尔主义”暗含的玄机，也渗透着印度决策精英的中国情结。
冷战后印度失去了苏联这一靠山，却得到了崛起的独立空间和追赶中国的契机。印度的经济尤其是软件产业在90年代取得长足进步再次触发了印度人心中压抑已久的世界大国梦。然而，由于中国的表现更加抢眼，困扰印度大国梦的中国情结又浮出水面，其表现就是“中国威胁论”。如果说，90年代以前印度的中国观受到1962年阴影和冷战思维的影响，那么冷战后印度感受到的“中国威胁”似乎更加真实：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二是中国军力加强。中国雄心勃勃地追求其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同时通过加强其海军投送能力和在东南亚、印度洋建立军事存在，使中国成为海上强国[18] 。
“中巴勾结遏制印度”是印度中国情结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印度邻国发展关系并非为了抗衡印度，因为中国从未把印度视为威胁。与其说中国与印度邻国的合作是在南亚不确定性未根除时的一种有限的自保措施，不如说这是中国构筑其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的努力中的一环。况且，中国此时实际上还默认了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比如，在如同石蕊试纸（litmus-test）般有效地测试中国立场的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自90年代初开始逐渐从偏袒巴方转为在印巴冲突上采取中立[19]。 这种转向在印巴实力悬殊的前提下有利于印度。不幸的是，印度过分关注其大国梦而曲解了中国的意图，这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时发展到极致。
（3）印度核试验与中国情结的再发酵：与中国站在“同一水平的竞技台”上（1998年）
1998年5月的印度核试验为的是实现世界大国梦。一些印度战略家声称，拥有核武器会使中印站在“同一水平的竞技台”上，同时向世人展示印度是“一个科技成熟、文化多元、有能力以最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成就的民族”[20]。独立前印度就开始了原子能研究项目，独立后印度国内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展开了至少四次关于核武器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核项目是印度国家地位和身份的象征。1998年印度解释其核试验的原因是“受到一个1962年武装侵略印度的核国家的威胁”。这显然是制造出来的蹩脚的借口。“核试验外交”的表象是印度迁怒于中国，而在深层则揭示了印度人的中国情结：中国是其核武库规模的基准，也是其所追求的大国地位的参照系[21]。
回顾法国和中国都曾坚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历史，就不难体会印度人的心境。或许将心比心，当印度刚进行核试验后，中国的反应并不十分强烈，仅从违背国际核裁军的潮流的角度表示“严重关切”。但当印度把中国作为其核试验的借口、诬称中国1962年“侵略”印度时，中国开始愤怒谴责印度“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禁止核试验的国际努力，企图称霸南亚，挑起南亚核军备竞赛”，“是南亚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
中国的南亚政策并未因为印度核试验而发生大变。中国依然“不把印度视为一个可以比肩的竞争者”[22]。 核试验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也无任何改变。部分印度鹰派学者预估中巴会加速“勾结”进程，但中国在印巴核试验后的卡吉尔冲突中并未支持巴基斯坦，而是与美国一起呼吁双方撤军。
（4）中国情结在21世纪初的现实回归
经过反思，印度的中国观和国家实力观在21世纪初出现了回归现实的迹象。比如，印度前 外长辛哈认为，“21世纪繁荣和经济指标将成为世界舞台上实力的关键决定因素。”[23]=“印度的新一代战略家、政治家和官员们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做事虚张声势反而达不到预期目的。一种新现实主义正向印度外交部渗透。”[24]这种回归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被英迪拉压制的“现实派”的观点。该派认为，印度的实力来自经济实力；美国不是印度的敌人而是潜在的盟友；中国并非印度的主要对手或敌人，但它也不是尼赫鲁所称的“天然盟友”；中国只不过是力图在世界政治新秩序中做出良好表现的国家之一，印度不应受其影响，而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步伐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印度的战略眼光应该高于地缘意义上的中印边界问题[25]。
印度的这种转向虽未放弃“你得我失”的传统安全观，但其超越“1962年悲情”值得关注。前外长辛哈在2003年11月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印度对华关系的“新思维”，主张中印两国超越传统的势力均衡游戏而走向合作与双赢[26]。2003年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费尔南德斯和瓦杰帕伊先后访华，实力派人物阿德瓦尼在瓦杰帕伊访华前表示“中印之间可以先把问题放在一边，重点放在合作领域上”，2004年印度新内阁表示“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印关系，这些都为印度的转向提供了注脚。从本质上讲，印度的中国情结的现实主义回归是印度的国家实力观和中国观调整的结果。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后冷战时期，印度决策精英的中国视角随着国内外形势和印度国家实力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总体趋势是由“你得我失的零和观”转向“共存共赢的合作观”。
印度对中国情结的反思
从半个世纪的中印关系看，印度从未构成对中国安全（指领土完整、政治稳定和经济正常发展不受威胁）的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印度所谓的“中国威胁”也更多是受到“1962年悲情”和冷战思维的影响。两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将不断受到现有国际权力分配格局的“敲打”，这是双方最大的合作基础。换句话说，中印崛起过程中所受的主要压力并非来自对方，两国完全可以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合作的基本面。本节是在假设印度会基本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发展下去、最终可能会实现其魂牵梦萦的世界大国梦的预期中，探讨超越或者更新中国情结的选择。
（一）超越双边关系上的历史恩怨
作为中国情结的关键载体，西藏和边界经常牵动两国国民的感情。印度政府在2003年首次“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西藏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随着“藏独”势力日渐过气，西藏问题在印中关系中的地位将慢慢下降。困扰两国多年的边界问题则需要双方妥协才能最终解决，政治家们都不可能在没有国内大体共识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因此双方需停止恶意宣传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将来最现实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是尊重实际控制现状，各自放弃一部分要求。
（二）超越中印之间的“安全困境”
中印巴的“安全困境”是印度中国情结的重要内容：中国与印度邻国发展关系往往被视为挑战印度的势力范围，印度采取反措施又加深中国的担心。肯·博斯（Ken Booth）曾将 “安全困境”分为“疏忽导致的”和“故意导致的”两种[27]。中印之间的困境属于前者，因为中国南亚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周边的安全和稳定，挑动印度与其邻国的矛盾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印间的“安全困境”惟有通过印度改善与邻国关系来摆脱，而不能以牺牲中巴友谊等为代价。中国与印度邻国的关系需要维持与拓展，这并不是出于抗衡印度的需要，而是中国必须与这些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使然。“安全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沟通的失败。若能建立稳定的中印防务交流机制、增加中巴合作的透明度，或能对缓解困境有所助益。
（三）重视印度，挖掘两国的共同利益
如前所论，得到其他大国的重视是印度大国梦的一部分。与印度格外关注中国相反，中国社会对印度的漠视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轻蔑往往加深了印度人的“1962悲情”。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报道多是列车出轨、导弹试射、热浪死人、种姓冲突等负面消息。印度的军购往往被国内媒体说成“勒紧裤带搞霸权”，是否印度加强军备都是为了霸权？中国的军购与印度的军购有何区别？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的答案可检验国人看世界的心态是否健康。不管印度在经济、军事上的实力是否名至实归，中国都需要更多地了解和重视自己的大邻居。印度的崛起对中国是机会还是威胁，当然主要取决于印度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但中国若能密切跟进印度的局势，并在其成长的不同阶段采取合适对策，仍能将印度崛起的轨道拉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