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一个人的中国当代史

    我想，人活一世，应该明明白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留下一条真实的生命轨迹。

                                                 ——老鬼

    我的经历，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那种社会氛围，那种生存环境，那种人与人的关系，还有我的内疚，我的忏悔，我都必须原原本本告诉世人，否则，我就没良心。

    他从自身的遭遇动笔，开始其艰难的文字生涯。

    1947年出生的老鬼，父母均是革命干部，父亲马建民官至北师大党委副书记，跻身被“革命”重新划分的富贵阶层。老鬼这个地地道道的红色后代，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个性”，他的一生注定过着云上的生活，衣食无忧，自由自在。

    但是他弄丢了自己的前程。

    弃儿，似乎是他的宿命。性格中那股犟劲，是他全部苦难与不幸的根源。他把一切字面上的东西当真，以官方树立的“英雄”为自我改造的楷模，亦步亦趋模仿之，时刻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一根筋”，一个令社会管理者头疼的麻烦制造者。

    他只会根据字面的东西进行人生游戏，而且非常投入和执着，这一切在别人眼里，是那么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都在按照心照不宣的规则在演戏，而且随时可以退出剧情。他却只有“本真”的表现，他不掩饰不委屈自己的行为举止，会伤害每一个人。他不明白，自己其实是大众的敌人。

    他是抱着自己命运的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既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乐趣。他认准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著名编辑岳建一先生曾经说过，老鬼是一个原始人。这像是赞语，又似乎隐含着批评。他是一个人在战斗，以冷兵器时代的长矛刺向虚无的夜空。他的边缘化存在，是这个相当自负的时代的悲哀吗？我不知道。

    在他的世界里，黑白分明，善恶分明，简单的生活逻辑似乎就可应付一切。他要用一己之善恶好恶区分身边人事，获得道德安宁和心灵平静。泛道德主义情结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时不时跳出来。他有忏悔和后悔，也容易如此。因为他易于认定是非，判定恩怨。

    简单了，世界就干净了，他的心就平静了。

    他的作品隐含着一个深刻的主题：在无信仰的社会里，政府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制造无所适从的孤儿。作为背叛自己阶级的异端，他与亲人决裂，与主流对抗，总是处于精神上的爆炸状态。他以为自己代表正义和真理，才拥有别样的抗争的底气。对接纳他的下层人民而言，他同样是危险的。因为他的人民性非常狭窄，他只代表那个自己在复仇，跟社会上一切邪恶的东西较劲。较劲有时就是目的，他要显示自己的蛮力，以此获得掌声。他太像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拳击手了。所以，他并不担心落魄，他知道会有一个人在托底，革命家庭及其革命关系，在关键时刻总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他真的犯规了，也会被认为是自家人的任性的出轨，甚至还显得别致，增加可爱和顽皮来。他跟底层出身的同伴不同，他知道有捞自己的人在。

    所以，他并不是生活中的弱者。

    作为名作家杨沫的儿子，他跟母亲的方式截然相反。杨沫是以激情的虚构编织一个理想的世界，主人公活在理想中，而且激励读者往前走。老鬼则是执着地记录自己的苦难史，以此换取人们对丑恶的认知与警惕。他在这种记录中获得了肯定，既有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有对记录中国历史的价值的肯定。

因为一般人很少有这种机会，能把一己之经历转变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血色黄昏》，写的是他在内蒙古兵团插队的经历。因为政治陷害，他成为可怜的上访者。要求无非是恢复政治身份，被社会接纳。他用了八年时间，才获得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权利。八年里，他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挣扎：狂喊、怒骂 ，夜复一夜的思想斗争，一纸纸发向兵团各级官员的申诉信 ，倾注全部生命激情的单恋 ，以及时时涌动着的野兽般的性欲……沉重得令人窒息。　　    一位台湾读者读完《血色黄昏》后写道：“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生为人就已经是悲剧了。书中半天使半野兽的主人公林鹄，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以天使的心面对灰茫的大地，以野兽的力澎湃挣扎！老鬼不只是：‘写！写！写！写出我的爱，我的恨，和我的耻辱！’这样一本血淋淋地呈现生而为人的光辉的书，我期望有一天，它能得到它应得到的‘疼爱’。”

    他的“血色三部曲”——《血与铁》《血色黄昏》《血色黎明》，完整地呈现了从一个孩童到胡耀邦去世的漫长历史。对中国当代史而言，在诸多宏大叙事之外，老鬼的自传体作品自然构成了一个文本——真实，当然是老鬼式的真实：他看到，他感受到，他能想到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来自由地书写个人的历史，就可以校正老鬼的记录，平衡因偏狭固执所带来的虚饰与偏离，我们也才有可能描述出中国当代史的真正面目。

2010-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