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1 06:34:59
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
2010-06-02 17:52:14
要想了解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有几个标志性的企业家值得研究：
如柳传志。柳传志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的战略选择是一种基于PC的多元化战略；第二，他用30年的时间，终于从国有企业的盘子中拿到了一点股份，并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关于后者我是支持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应该像柳传志那样去改制，去想办法让自己的企业产权清晰化。联想一路走来发生的故事太多，很多次柳传志都能化险为夷。当年一起站在台上领奖的那几个人，到今天只剩他一个人，其他人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进了牢狱，如倪润峰、褚时建……只有柳传志还依然光鲜地站在领奖台上，他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愿意跳出简单的公平和效率之争，仅就企业家来讲，他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家。他的优秀之处就在于，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让联想渐渐从政府管制的陈旧状态中走了出来，渐渐成长为一个看上去很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大公司。
如王石。王石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企业有三个维度，一是产权，二是自由竞争，三是品牌。后两者万科具备，但万科到今天为止还是国有企业，王石只有不到1%的股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到今天，万科并不是一家规范的现代企业，意味着到今天为止，王石并不是一个规范的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的王石，他一辈子都没有脱离官商结合的窠臼。
再如田溯宁。田溯宁有很高的知识背景，与他交流，他会条理清晰向你娓娓道来。可是，他有一个很要命的情结，就是官僚主导意识。当年，田溯宁希望他能够使整个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形成一个竞争的框架，然后开放，再引导出我们今天比较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他认为要做好这件事情，唯一的路径是与政府合作。后来，他回国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亚信回国。今天我们所用的宽带通道中有很多是由亚信铺设的，但亚信毕竟是私人企业，无法与庞大的政府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田溯宁判断亚信不可能做大，更不可能改变中国信息通讯产业的垄断现实。所以田溯宁做出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决定，从亚信出来，进入国有企业系统，打造网通。
田溯宁在网通八年，其间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将网通推到香港上市、跟西班牙电信整合成为一个大集团、建立整个宽带基金等。在业内，田溯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宽带之父”。但八年后，网通没有了，归入联通。田溯宁从亚信到网通，再到宽带产业基金的这段历史，这里有大量的故事—— 一个国有企业体制是怎样去牵制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又是如何在官商合作的体制面前，一步步败下阵来。
第四个人，任志强。很多人不太喜欢他。到今天为止，任志强管理的华远，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他有多次机会可以进行管理层收购和改制，但他没有行动。问及原因，他说我父母不同意我干个体户，他们觉得一心一意干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就应该为国家做企业。事实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他还是想围绕国有企业的权力纽带来做事情，这才是任志强真正的软肋。网上一些人骂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他只是一个官员。在中国当代企业家里面，任志强可能是把官商结合这样一个百年传统发挥到极致的人。
接下来，我们说说戴国芳。戴国芳，宏观调控之下著名的“铁本事件”的受害者。需要说明的是，铁本上马，一方面是戴国芳有意为之，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地方政府有意推动。铁本的上马，是常州市政府一手扶持。政府主动给戴土地，银行主动给戴贷款，但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来，首先就把戴国芳断掉了，还把他树立成了全国的一个坏典型。为什么？因为戴国芳没有任何背景，他就是一个农民。同样是做钢铁的，比如浙江的张志祥，他是人大代表，也做钢铁，就没有垮掉；虽然宏观调控的形势一浪高过一浪，但他们全都保下来了，只有戴国芳身陷大牢。所以我要说，在某种意义上，戴国芳其实是官商结合模式下的祭品。这个故事很荒诞，后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叫做《戴国芳的荒诞剧》的文章。许多年后，今天再看戴国芳的悲剧，后人会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不让一个企业家去生产他想生产的产品？这既不是导弹，也不是核武器。这个故事真的很荒谬。
作为一个群体，温州企业家也是要讲讲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温州企业家群体呢？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我认为今天中国有企业家特征的，大概就是温州的这一群人。但是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群体已经出现了变化，很多企业和企业家跟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地建设一种官商关系。我认识一家企业，他就在各地拿地，修建所谓的步行街、商业街。拿地是几个企业家在桌面上可以谈成的吗？他每到一处，都是市委书记、市长、省长、省委书记来接待他。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看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没有政府关系、没有政治背景，他无法成就大气候，他永远只能做鞋、做衬衣，永远只能做一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事情，永远是这种表层的低加工。所以，当年的游牧企业家，这群温州的生意人，今天也已经开始和官员们觥筹交错了。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正在把中国本来就稀少的企业家精神渐渐稀释掉。【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6-2/0MMDAwMDE4MDM0Mw.html
2010-06-02 17:52:14
要想了解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有几个标志性的企业家值得研究：
如柳传志。柳传志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的战略选择是一种基于PC的多元化战略；第二，他用30年的时间，终于从国有企业的盘子中拿到了一点股份，并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关于后者我是支持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应该像柳传志那样去改制，去想办法让自己的企业产权清晰化。联想一路走来发生的故事太多，很多次柳传志都能化险为夷。当年一起站在台上领奖的那几个人，到今天只剩他一个人，其他人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进了牢狱，如倪润峰、褚时建……只有柳传志还依然光鲜地站在领奖台上，他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愿意跳出简单的公平和效率之争，仅就企业家来讲，他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家。他的优秀之处就在于，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让联想渐渐从政府管制的陈旧状态中走了出来，渐渐成长为一个看上去很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大公司。
如王石。王石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企业有三个维度，一是产权，二是自由竞争，三是品牌。后两者万科具备，但万科到今天为止还是国有企业，王石只有不到1%的股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到今天，万科并不是一家规范的现代企业，意味着到今天为止，王石并不是一个规范的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的王石，他一辈子都没有脱离官商结合的窠臼。
再如田溯宁。田溯宁有很高的知识背景，与他交流，他会条理清晰向你娓娓道来。可是，他有一个很要命的情结，就是官僚主导意识。当年，田溯宁希望他能够使整个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形成一个竞争的框架，然后开放，再引导出我们今天比较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他认为要做好这件事情，唯一的路径是与政府合作。后来，他回国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亚信回国。今天我们所用的宽带通道中有很多是由亚信铺设的，但亚信毕竟是私人企业，无法与庞大的政府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田溯宁判断亚信不可能做大，更不可能改变中国信息通讯产业的垄断现实。所以田溯宁做出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决定，从亚信出来，进入国有企业系统，打造网通。
田溯宁在网通八年，其间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将网通推到香港上市、跟西班牙电信整合成为一个大集团、建立整个宽带基金等。在业内，田溯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宽带之父”。但八年后，网通没有了，归入联通。田溯宁从亚信到网通，再到宽带产业基金的这段历史，这里有大量的故事—— 一个国有企业体制是怎样去牵制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又是如何在官商合作的体制面前，一步步败下阵来。
第四个人，任志强。很多人不太喜欢他。到今天为止，任志强管理的华远，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他有多次机会可以进行管理层收购和改制，但他没有行动。问及原因，他说我父母不同意我干个体户，他们觉得一心一意干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就应该为国家做企业。事实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他还是想围绕国有企业的权力纽带来做事情，这才是任志强真正的软肋。网上一些人骂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他只是一个官员。在中国当代企业家里面，任志强可能是把官商结合这样一个百年传统发挥到极致的人。
接下来，我们说说戴国芳。戴国芳，宏观调控之下著名的“铁本事件”的受害者。需要说明的是，铁本上马，一方面是戴国芳有意为之，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地方政府有意推动。铁本的上马，是常州市政府一手扶持。政府主动给戴土地，银行主动给戴贷款，但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来，首先就把戴国芳断掉了，还把他树立成了全国的一个坏典型。为什么？因为戴国芳没有任何背景，他就是一个农民。同样是做钢铁的，比如浙江的张志祥，他是人大代表，也做钢铁，就没有垮掉；虽然宏观调控的形势一浪高过一浪，但他们全都保下来了，只有戴国芳身陷大牢。所以我要说，在某种意义上，戴国芳其实是官商结合模式下的祭品。这个故事很荒诞，后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叫做《戴国芳的荒诞剧》的文章。许多年后，今天再看戴国芳的悲剧，后人会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不让一个企业家去生产他想生产的产品？这既不是导弹，也不是核武器。这个故事真的很荒谬。
作为一个群体，温州企业家也是要讲讲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温州企业家群体呢？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我认为今天中国有企业家特征的，大概就是温州的这一群人。但是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群体已经出现了变化，很多企业和企业家跟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地建设一种官商关系。我认识一家企业，他就在各地拿地，修建所谓的步行街、商业街。拿地是几个企业家在桌面上可以谈成的吗？他每到一处，都是市委书记、市长、省长、省委书记来接待他。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看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没有政府关系、没有政治背景，他无法成就大气候，他永远只能做鞋、做衬衣，永远只能做一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事情，永远是这种表层的低加工。所以，当年的游牧企业家，这群温州的生意人，今天也已经开始和官员们觥筹交错了。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正在把中国本来就稀少的企业家精神渐渐稀释掉。【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6-2/0MMDAwMDE4MDM0M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