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百年诞辰：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

来源:老友吧 时间:2010-06-23 10:26168 字体:[大 中 小] 收藏 我要投稿  2010年05月31日  新华网 

 
曹禺 与家人合影 

 
曹禺在京西 煤矿 

“文革”中的曹禺 

——纪念曹禺先生百年诞辰 

特约撰稿 梁秉 堃 

曹禺师曾经对青年学生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笔者有幸在曹禺师身边工作、学习42年之久，耳提面命受益匪浅。这些年经历的许多事情当中，有些是很难忘怀的。 

总是写不好“认罪检查” 

大约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思想 解放军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一起进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理直气壮地声称要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个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文艺黑线桥头堡”。当时有一副写给剧院的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彻底砸烂”。 

很快，在北京人艺院长曹禺师住宅的大门上，也贴了一条大标语—— 

“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要“解放干部”，让曹禺师“认罪检查”以后，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也就是说，他必须写出一个像样的、深刻的、上纲上线的认罪检查，才能获得“解放”。对此，曹禺师被特别批准不参加劳动，埋下头来专门写“认罪检查”报告。万万没有想到，报告竟然被“军宣队”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认识不深刻”和“根本没有上纲上线”为理由打了回来，命令重新再写。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了回来。曹禺师压力很大，苦不堪言，经常坐在小马扎上，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似乎是在望着自己波澜起伏的内心。 

那时，剧院已经全部改为部队编制，我和曹禺师刚好在一个班里，我由于年纪较轻、历史简单当上了班长，所以很快就发现他那忧心如焚的可怜样子。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而且，“军工宣队”还催促得很紧，要求必须尽快交出“认罪检查”报告来。一天中午，曹禺师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再次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走了过去，没有吭声。他突然忍不住轻声对我说：“我就是孙子 ！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我看着这种情况，拍了拍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赶忙悄悄对他说：“干脆，我帮助您写吧。”曹禺师大吃一惊，立即向周围看了看，惟恐被什么人听见。我又向他点点头，表示只好如此。曹禺师胆战心惊地问：“这样能行吗？”我说：“先交出报告过了关再说……反正就是咱们两个人知道。” 

我怎么会有几分把握代写报告呢？因为我已经逐渐揣摩出“军宣队”政委的想法，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狠狠地臭骂一顿，再把“阶级斗争 ”和“路线斗争”的“纲”、“线”上得高高的、满满的，那就可以被叫做“认罪检查”很深刻，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感情，和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否则，你交待和分析得再彻底、再中肯、再有道理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对于代写“认罪检查”报告，曹禺师当然求之不得。但是，也生怕暴露出去惹来更大的麻烦。为此，我们讲好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等我写好以后，他抄一遍再送上去。接下来，我就偷偷地开始动笔了。在代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资料不齐全，很是影响进展。譬如说，“造反派”的人揭发曹禺师过去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极力要求提高文艺作品的稿酬标准，必须深刻检查，狠挖“三名三高”的反动名利思想。据说，这篇发表的文章在抄家时被拿走了，因此“认罪检查”就没有了充分的依据。我赶紧问曹禺师还能不能找到原文或者底稿，他含含糊糊地说不大好找了，只能作罢。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曹禺师几乎每次休假从家里回来，都能背诵出文章的一两段。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后来他背诵得太具体了、太顺畅了，几乎一个字都不错，这就让人产生了怀疑。我问：“您是不是在家里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啊？”他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我是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就藏在方瑞 (曹禺师夫人)的小皮箱子里，可真怕他们再来抄家，要是再给抄走了，我写的是什么就真的说不清楚了。死无对证，死无对证啊！……可怕！真是可怕！什么都可怕！”我想，这是曹禺师胆子本来就小，后来又让抄家、批斗给搞怕了。我面对他那痛苦之极的脸，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暗暗想着：“一个正直、善良又诚恳、纯真的人，怎么可以硬是把灵魂给扭曲成这么一个样子了呢？”下一次休假从家里回来，曹禺师就把文章的完整底稿悄悄交给了我，还一再嘱咐我务必妥为保存，千万不要丢失。我立即连连点头，完全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