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纪念张岱年先生百周年诞辰

周桂钿

一、一张字条

1979年在太原召开第一次中国哲学史的会议。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作为正式代表带论文《王充天论的哲学意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曾到张岱年先生的房间拜访请教。与张先生同住的是年龄更大的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太原会议后，要出论文集。负责编辑的人对我的论文有些误解，不想收入这篇论文。我请张先生指正，过了一周，我到北京大学蔚秀园张先生家，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说，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有人来跟我打招呼，说不要支持这篇文章。我不管人事关系，只看文章本身。张先生说着就坐下来，拿起笔写了一张字条：“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对于两汉天文学和王充的天文学说作了较深的研究，对于王充天文学说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论证详明，文笔流畅。希望作者更前进一步，对两汉天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作出更广泛的研究。张岱年  80年5月22日”

我没有提出请他写这种评语，连那个意思都没有。他写这个评价，使我感到很意外。那时候，我还是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张先生居然不怕得罪熟人来支持我这个小人物。这看似平常，实际上表明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后来，我还多次请张先生审阅过许多文稿，再也没有写什么评语了。这说明，他那次写这张字条，是专门针对那个熟人的“招呼”。这不仅是奖掖后进的模范，而且表现出“直道而行”的风格！由于张先生的肯定，我的论文顺利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论》中。

二、是不是“新儒家”

1991年9月27日，在国子监纪念孔子的会议，有张岱年、赵光贤、钟肇鹏、石峻诸位先生等二十多人参加。当时，我和张岱年先生都站着。我问张先生：“学术界有人想将您也列入当代新儒家。您有什么看法？”张先生大声说：“我不是新儒家！”又指着我说：“你也不是新儒家！”我说：“我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并不是新儒家。也象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信徒那样。”张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只说了一声“是”。那是什么家呢？有人说，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儒学，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新儒学，这个家是否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台湾有的学者认为用西方哲学家的方法研究儒学，称为“新儒家”，如牟宗三用康德与儒学结合研究，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就被称为“新儒家”。而钱穆不与西方哲学结合，纯粹继承中国传统的儒学，他的家属就不承认他是新儒家。新儒家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新儒家”算是其中特殊的一个学派，也未尝不可。

三、关于《周易》

有一次，我到张岱年先生家。张先生告诉我：“刚才陈хх刚走，他要我支持他的观点。他认为《周易·系辞》是道家的著作。我不赞成。”张先生说我与他（张）的思路一致，认为我应该写文章跟陈鼓应辩论，否定《系辞》是道家的著作。后来，我仔细阅读了陈先生的文章，觉得确实有点牵强附会，就写了文章《道家新成员考辨——兼论<易·系辞>不是道家著作》发表在1993年第一期《周易研究》上。以后，陈先生送给我他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1-6册。张岱年先生虽然没有写文章讨论，只是写了“周易经传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几个字刊在《周易研究》的封二上。算是一种表态。学术界有这类争议，是很正常的。张先生《我喜读的十本书》（《张岱年全集》第八卷第44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史记》、《陶渊明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和《哲学笔记》。《易传》是他喜欢读的。他经常讲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出于《易传》。

1992年12月9日，在北京图书馆参加易学讨论会，张政烺、张岱年、朱伯昆、李申等参加，张岱年先生说自己对《易经》内容有95%弄不懂。朱伯昆说自己对《易经》最多只能弄懂5%，并且说，就是开头四个字：“元亨利贞”，就不知道本意究竟是什么，后人有各种猜测，也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张政烺认为卦从数字来，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八卦重卦。意思是说重卦不是周文王所作。王国维根据甲骨文对《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中的“易”作出部落名称的解释，有力地推翻了从汉到清的两千年中学者对此的错误解释。学术界普遍采纳了这一观点。从此可见，《易经》解释的难度之大。就是关于《周易》这个名称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易有六说，易有三义，也只是后人的猜测，未为确解。现在有些人大胆得很，动不动就说自己解开了《周易》的千古之谜；有的人说悟出《周易》的全部真谛；有的说《周易》的作者就是南宫括。那些人对于历代研究成果不太了解，对王国维的考证结果也不清楚，对许多学术界公认的说法，没有涉及，既不采纳，也不反驳，说明没有掌握全面资料，也没有深入研究，只图轻松，自由发挥，没有根基，天马行空，没有实在的东西，却在那里夸夸其谈。我家存有好几十本研究《周易》的专著，只有十几本是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周易》是非常复杂十分神秘的古代典籍，怎么探讨都是可以的，可以讨论，也允许讨论，不要说我的见解就是唯一正确的，前人都理解错了，别人说的都不对。必须有一些根据，讲出自己的道理。我欣赏杨庆中写的《周易经传研究》。

四、自强不息

张先生对我的帮助尤其多。我准备写一篇什么文章时，就到张先生那里谈自己的想法，请他指教，然后才下笔，得到张先生的认可，心里踏实。1985年我获得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研究奖助金的资助，花两年比较完整的时间研究董仲舒哲学思想。书名《董学探微》，1987年写成，1989年一月出版，2008年5月再版。给王安研究院写推荐信的是张先生，给此书写序的也是张先生。

我在1988年出版了《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给张先生送去一本。张先生建议我再写一本《人体奥秘的探索历程》，作为姐妹篇。这个难度，我们估计不足。我买了一些医书，反复阅读，也写过几篇文章发表，20多年过去了，著作至今未能写出。

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张先生写了很多文章，他曾说开放改革以后是学术研究的最好时期。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我的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安定，生活提高，言论比较自由。张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曾经跟我说：“我站在镜子面前，看到镜子中老态龙钟的样子。我问自己，这个老头就是我吗！不敢相信。”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篇》）。他也象孔子那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生奉行的生活准则。

五、厚德载物

我的理解，厚德载物，就是恕道，就是宽以待人。张先生认为中国有唯物主义传统，有学生说没有，他非常生气。但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一直正面阐述中国唯物主义传统，没有指名道姓地批驳别人的观点。在学术界，他看到很多自己不同意的观点，也看到很外行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在书中点名。例如有些人对过去的哲学家批评很多，以为古代哲学家都是批判的对象。张先生先引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然后说出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对于历史上多数重要的哲学家的学说体系都应这样看，应该充分认识哲学家们在理论思维上的贡献。”（第48页）有些人认为唯物主义是代表农民阶级阶利益，农民阶级中产生唯物主义思想，“就都未免是悬空之谈，缺乏事实的根据。”（第43页）对于董仲舒哲学，他希望社会能长治久安，“这不仅是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第40页）这就明确地否定了当时流行的观点：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农民阶级的利益是绝对对立的。关于《论语·微子》载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一句，张先生说：“近年有人认为孔子是以‘鸟兽’指斥长沮、桀溺，把他们看成鸟兽，这完全是随意曲解，可谓厚诬古人。”（第106页）这里批评很严厉，但也没有点出作者与书名。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很多人出版著作，都请张先生写序，或者写书评。张先生的序，汇集起来，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张岱年全集》第八卷就有三百多页。还有不少遗漏。张先生给《董学探微》写的序就没收在里面。他还给《中国传统哲学》题写了书名。1996年以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也有张先生的序，当然不会收在里面。张先生似乎有求必应。因此，我认为，有张先生序的书，封面有张先生题字的书，未必都是高水平的学术精品。有些是张先生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应该理解。

六、朴素何害

1996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召开关于撰写《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座谈会，张岱年先生说：“张载有辩证法，也有唯物主义，而且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能说他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王夫之也是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并且也是有机地结合有一起，就不能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都要加上朴素？”

这是对整个中国哲学界的质问！

在哲学界，似乎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不许别人染指。有人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以前就有的，早由资产阶级哲学家提出来过。哲学界讲到中国古代的哲学，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成了一种套话。到底什么叫“朴素”？如何才不朴素？没有人去搞清楚它。真理是一个过程，哲学思想是连续发展的，过去的哲学都是朴素的，现在就不再朴素了？究竟有没有那样一个界限？如果再过二百年，现在的哲学会不会也被划入“朴素”类？过去几千年都是朴素的，先秦的朴素与汉唐的朴素，以及宋明的朴素是不是有区别？有些文章一讲到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都不忘记在前面加上“朴素”两字。张岱年先生说：“如是真理，朴素何害？如非真理，纵讲得精微，亦不过善于诡辩而已。”（《中国哲学大纲·结论》）爷爷是朴素的，奉献多而享受少。不肖子孙利用前辈的成果讲排场，却嫌起前辈朴素来了。司马迁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张先生在第66页引了这一段话，接着说：“我们研究哲学史，应该抱着‘好学深思’的正确态度。”现在学术界最大的弊病是“浅见寡闻”者加上“急功近利”。有一次张岱年先生提到中国哲学的不足，就是分析的不足，认为应该吸取西方的分析方法，来补中国哲学的不足。

毛泽东以特殊的身份，讲到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子是中国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受到抵制与批判，完全是可以预料的。

七、自评

1993年1月13日，张岱年先生告诉我：哲学家有三种类型：诗歌型、散文型、戏剧型。中国古代的老子，现代的马一浮，西方的康德，都是诗歌型，特点是浪漫、玄妙，让人费解，深不可测。中国的孔子，西方的黑格尔，是散文型，观点通俗，平淡，似乎很简单，做到却不容易。中国的墨子、梁漱溟和西方的费希特都属于戏剧型，这种哲学家有一些戏剧性的经历。我问张岱年先生：“您属于哪一种类型？”他说：“散文型。”

我问张先生：“您的代表作是哪一本书？”他说：“是《天人简论（人与自然）》。”我又问：“那么，《中国哲学大纲》是什么地位？”他回答：“《中国哲学大纲》是我的研究中国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天人简论（人与自然）》收入《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65-279页，首都师大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现在这只是一篇文章，没有写成书。所列的小标题有十个：一、天人本至；二、物统事理；三、物源心流；四、永恒两一；五、大化三极；六、知通内外；七、真知三表；八、群己一体；九、人群三事；十、拟议新德。这应该是张先生的“哲学大纲”。这个大纲可以看出张先生深受中国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他要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综合古代的哲学思想，吸收外来思想，在新时代建构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做的就是综合创新的工作。这个体系就是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利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来建构自己的新体系。以后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在这样观念指导下进行的。

八、最后一次拜访

2004年2月4日立春那一天上午，我拜访张岱年先生。在他九十五高龄的时候，我去拜访他，他已经行动十分艰难。他坐在沙发上，很疲倦的样子。我说：“是否去躺一会儿？”他说：“不，不行。不能躺！”我请教几个问题，时间约半小时。我要告辞。他要站起来送我。我说不要送，他执意要起来，我去扶他，他不让扶。走路时，颤颤危危。我要上去扶，他也不让。小保姆说他从来不让别人扶。他表现出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他已经95岁，仍然是自强不息！陈来主编的《不息集》也很好地反映了张先生的特性。我向张先生问了几个问题，并照了几张照片。一是以前他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新儒家。现在有没有改变看法？他明确回答：“没有改变。”二、我认为杰出的哲学史家必定是哲学家。您对此有何看法？他回答：“我同意这种看法。”三、您的人生体悟是什么？有什么格言？他回答：“前年还能写短文，去年不能写了，还能走出门，今年身体就差了，只能在室内走。九十以后，一年一个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我的生活基本原则，也就是格言。”四、养生的体验是什么？他回答：“任其自然，不勉强。”对于生死，看得很开，既不贪生，也不怕死。五、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您写过著作。您自己是如何研究的？他说：“冯友兰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我研究中国哲学，不是史，是论。”我告诉张岱年先生，今年六十一岁，过两个月就退休了。他很惊奇，接着问我：“你有接班人吗？”我回答：“有。”他高兴地说：“那好！有接班人就好。”我以为这是张先生对我学术的肯定，希望我的治学风格、方法，能够传授下去。我说自己身体很好，虽然退休，还是要研究学术，还是要写点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