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白夜和他笔下的记者

  
 
 
记者白夜和他笔下的记者陈坚一、 白夜写了《丁玲的微笑》，其实他本人也是爱微笑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是和蔼可亲的，讲话总是轻言慢语，虽然五十多年过去，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还总是在我的脑际中浮现。我和白夜是1949年在苏北日报社相识的。那时他已到而立之年，参加革命工作已有多年，而我那时只有17岁，是刚分配到苏北日报资料室工作的。白夜爱看书，常到资料室借书，因而也就和我们熟识起来。他读书读得快，而且所读的书档次也比较高。记得有一次他来还书，其中有一本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而这本书当时借的人是很少的。白夜的爱读书，读得多，是有口皆碑的。他的爱人沈颖曾介绍过他的读书生活。她说，白夜最爱逛书店，遇到合意的书就买，回来后就抓紧时间认真阅读，手拿红铅笔，看到精彩处就打上红杠杠并写下赞语。例如《大卫·科波菲尔》一书，他读了两遍，书上就画上了许多红杠杠。《史记》、《资治通鉴》、《汉书》等史书，杜甫诗集，他都认真读过。他最喜爱六朝文，《六朝文笺注》里的《春赋》他背得烂熟。白夜虽然原来只是个高中未毕业的学生，没有上过大学，但他自学英文一直没有停过。他说：“如果我不懂英文，我就无法采访路易·艾黎，也就不能写出《和路易·艾黎对话》。而我的文章中有些新的技巧，也是从英文书中学的。”白夜的勤奋学习，不仅表现在读书上，而且是随时随地都注意学习。他在采访中，或是在和人交往中，听到群众创造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就随手记在纸条上，然后再抄到本子上。他每天都记日记，从未间断过，单是“文革”期间在干校劳动时就记了２０多本，有些日记中还有诗。白夜之所以成为著名的记者，是和他刻苦学习、锲而不舍分不开的。他在写作中刻意求新、求美。《人民日报》记者段存章在评论白夜的作品《黄花集》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新闻作品是‘短命的’，不能传之永久，然而老记者白夜在长期的记者生活中，追求美的主题、美的内容、美的形式、美的语言，曾写过不少有特色的通讯、特写，现在读着他的这些生活素描，真有隔日黄花分外香之感。”  二、 白夜是在淮海大地上成长的，是从淮海报社走出来的。１９４９年春，白夜从淮海报社调到苏北日报社，最初担任采访部主任，后来升任副总编辑。１９５２年调到人民日报社，从而在更广阔的天地展示他的才华。《黄花集》是１９８４年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记者丛书第一辑”（作者自选集）中的一种。当时入选的记者只有１０人。收在《黄花集》里的新闻作品大部分是白夜到人民日报社任记者后采写的。到人民日报社之后，白夜采访活动的范围更广，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更加成熟。最能代表白夜写作风格的是他的“四影”——《侧影》、《剪影》、《掠影》和《留影》。（据沈颖同志撰写的《白夜小传》介绍，还有一本《心影》。——作者补注）“四影”中共收入了人物特写５６篇、书信６封、回忆录１篇。人物特写所写对象主要是国内外著名的文化界人士，计５２人，而其中新闻界人士以及曾经做过新闻工作的就有２６人，占到以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里有国内新闻界的泰山北斗，如邹韬奋、范长江、邓拓、王芸生、张恨水、严庆澍，也有著名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路易·艾黎。白夜笔下的记者形象、特点都有十分鲜明、生动，以下的“掠影”可作明证：邹韬奋——“‘题残稿纸十万张，写秃毛锥十万管。’这是韬奋的两句话。韬奋风度英武，眼光敏捷，思路开阔，运笔如飞，是时代的猛士。稿纸是他征战旧时代的檄文，毛锥就是他开拓新时代的投枪。……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韬虎奋鹰扬、气吞山河态势了。一个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不正是应该如此吗？”（《写秃毛锥十万管》）范长江——“长江骑了骆驼，迎着风沙前进。白天酷热，只穿单衣，而夜晚奇冷，要用羊皮裹身。他曾从骆驼上摔下，跌得不省人事。行程万里，风雪劳顿。他回来以后，熟人不认识他了。长江也走过原始森林，与虎豹和野猪周旋，饥不择食，‘荒’不择路，随处投宿。他爬到山顶，呼吸困难，气喘不止，遥念红军经历之艰辛。‘干记者是苦事情’，长江写道，‘但是如果有理想，有事业心，对自己的职业有浓厚的兴趣，也就不觉苦了。’”（《长江夫人忆长江》）邓拓——“邓拓的字是下过苦功夫的，做学问也是下过苦功夫的。下苦功夫并不在于冥搜穷索，而在于开动机器，多看多想，一面看一面想，这样的苦功夫就活了，而不是死功夫。他常到基层去，会见工农群众，甚至还访问过和尚道士。他同他们谈话，天南海北，中外古今，无所不谈。然而他绝不是信口漫谈，而是做有心人，往往他同人谈话完了，一篇文章的题目也就出来了。……在新闻界写文章的人中，韬奋以叙议交替取胜，长江以文笔纵横擅长，各有千秋，而邓拓却以思想风华领袖报界。”（《笔走龙蛇的人》）王芸生——“王芸生夫人把新近裱好的一首挽诗指给我看，那是赵朴初写的。‘少年苦学历荆榛，终作浮天击水鲲。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技轮。朝宗百折溪流急，报国千端老病身。十载论文风雨共，泪挥遗著勉重温。’”（《王芸生轶事》）张恨水和《金陵春梦》的作者严庆澍，既是小说家又是做过多年新闻工作的老报人。这两位的特点是写得快、写得多。“张恨水一生中，写了１００多部小说，大约２０００万字。这是一个绝大的数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最高记录，他每天可以写５０００字，一直到１９６７年才放下笔。”（《张恨水旧事》）严庆澍一天可写一万多字，平均每小时约写２０００字到３０００字，一直写了十来年。自从大诗人李白夸了海口说，‘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以来，日试万言试了十来年的人还没有听说过。严庆澍比张恨水写得更快。（《他在稿纸上爬格子》）对混迹于新闻界的痞子，白夜深恶痛绝。在《夏鼐诗话》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社有一位草包总编，是个“白字先生”。一次参加一个欢迎国际友人的宴会，正好同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坐在一起。他看到桌上的名单就主动地打了个招呼，叫了声“夏鼎同志”，原来他不认识“鼐”字，误把“鼐”字读成了“鼎”。 三、 白夜是中国“三Ｓ”研究会理事。所谓“三Ｓ”，是指以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三位为代表的最早把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向世界报道的美国记者。除“三Ｓ”外，在“四影”中，在白夜的笔下，许多国际新闻界的友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身影。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0-1950）是和宋庆龄、鲁迅过往较密的美国进步的作家和记者。白夜称史沫特莱为“喜爱红颜色的女记者”。他从史沫特莱的穿着打扮喜爱红颜色写起，写史沫特莱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愤世嫉俗，同时也有一点爱使小性子的性格，记述了她到延安对红色将领朱德的采访，留下了传世之作《伟大的道路》的经过。斯特朗（Annalouis Strong 1885-1970）是最早把“纸老虎”的概念传播开来的美国女记者。在白夜的特写中记述了一则有趣的轶事。斯特朗向毛泽东采访时，毛泽东提出“纸老虎”的概念，而翻译却把它错译为“稻草人”（scarecrow）.当时毛泽东虽然懂得的英语不多，却明确地指出“纸老虎”正确的英译应是“papertiger”。毛泽东的“纸老虎”的概念令斯特朗激动不已，斯特朗的报道把“纸老虎”概念传遍全世界。１９３６年，斯诺（Edgar  Parks  Snow  1905-1972）来到陕北的保安，在一个朴素的窑洞里采访了毛泽东。斯诺递给毛泽东一张纸，上面列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求答复。毛泽东一共同他谈了十多个晚上。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斯诺采访的报告文学集《红星照耀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该书被胡愈之等人翻译成中文后改名为《西行漫记》。“三Ｓ”都已相继过世，有关他们的事迹，白夜都是通过他们的亲友采得的。白夜和斯诺的前夫人海伦（全名为海伦·福斯特·斯诺）友谊颇深。他们之间保持着很长时间的通信联系。海伦爱写长信，常在万言以上。海伦是一位多产作家，共有作品数十部。报道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情况的作品有《在红色中国内部》（又名《续西行漫记》）、《延安采访记》等。海伦并将《延安采访记》交给白夜，请白夜帮助她翻译成中文。（白夜致海伦的１８封信和海伦致白夜的１８封信以及白夜采访国际友人的２７篇特写和报告文学已辑入《永恒的友谊》一书，１９９９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沈颖、申春编。）路易·艾黎是史沫特莱、斯特朗的朋友。白夜向他采访时他已是８４岁老人。白夜请他谈谈自己的生平和著作，他就交给白夜一本用英文写作的名叫《有办法》的书。记者、作家兼诗人的艾黎出生于新西兰，１９２７年到中国后一直在中国生活、采访、写作，白夜称他为“中国现代史的目击者、公正的见证人”。他同情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的遭遇，憎恶国民党反动派，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是上海第一个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的成员。他访问过江西苏区，访问过延安，足迹遍及全中国。他一辈子没有结过婚，收养了６个中国孤儿，现已儿孙满堂。艾黎有５５部著作，在１０００万字以上，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白夜还写了一位已经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那就是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是犹太人，原籍波兰，１９１７年移居中国，１９５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接受宋庆龄的邀请，１９５１年从美国返回中国，参加英文《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办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中国建设》的总编辑。白夜采访了爱泼斯坦和他的夫人邱茉莉。“窗前一盆绿色的吊兰，仿佛疏帘弄影。几盆粉红色的花朵，送上盈盈笑意，爱泼斯坦和邱茉莉也随着花朵笑起来。”文章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入了一种宁静、安谧的境界，让读者倾听有关爱泼斯坦和邱茉莉革命身世娓娓道来的话语。此外，白夜还写了写了１８本书、到过新中国２１次的有着中国血统的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写了新闻记录电影创始人、“飞翔的荷兰人”伊文思，写了路易·艾黎的好友、同龄人、英文进步杂志《中国呼声》创始人、美国记者格兰尼齐，写了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写了美国新闻学教授、《国民保卫》创办人阿伦森和美国社论撰写人访华团的１７位代表，写了发行３０００万册的美国《读者文摘》创办人华莱士和深受美国家庭主妇欢迎的刊物《好管家》的主编约翰·卜特，写了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记者、９２岁的罗斯·史密斯，法国《世界报》创始人贝尔·伯夫·梅里……白夜把众多的外国新闻界朋友介绍给我们中国读者，他为国际文化交流，以他采写人物特写的独特形式作出了贡献。而他则从这些众多的国际友人们的业绩、经验中汲取了营养，提高了自己作品的文化品位。 四、 白夜最推崇丁玲。《丁玲的微笑》是他的人物特写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堪称他的代表作。这和他对丁玲的崇敬是分不开的。在“四影”中，他写丁玲的作品共有4篇，除《丁玲的微笑》外，还有《当过记者的丁玲》、《丁玲的思索》、《丁玲的晚间来客》，并收辑了丁玲给他的信和他给丁玲的回信。丁玲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而白夜之所以对她“感兴趣”，我认为主要的还不在于她的“显著性”，不在于她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而是在于她的崇高的人格力量。我们知道，早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时，丁玲就因为《三八节有感》一文被批判过；全国解放后，又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头头，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过她的“一本书主义”；“文革”中又被打成“叛徒”，被开除了党籍，过了长达２０年的流放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丁玲问题得到平反后到美国讲学，有个美国记者问她：“在那漫长遭受折磨的岁月里，是什么力量使你活到现在？”“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丁玲自豪地说，“然后才是个作家。”白夜从丁玲的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革命文学殉道者的美丽的灵魂”。白夜写了《当过记者的丁玲》，记述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之后一段时间内，深入工农群众采访，写了一些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作品的情况，以及丁玲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编副刊的情况。丁玲写的通讯《田保霖》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毛泽东主席看了很高兴，特地请了她和另一位作家欧阳山去吃晚饭，并在干部会上表扬了她。丁玲采访了１２９师师长刘伯承，长谈了好几天，并访问了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写了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鲁豫边区》。对于这篇报告文学，丁玲说“我始终对它有感情”，文中写的如汤恩伯、阎锡山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人物形象都十分鲜明生动。文章写好后，丁玲送给刘伯承审查，有些生动的材料都给删掉了。刘伯承说：“这些材料是生动的，但是对友军有刺激性。我们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友军，就不要刺激他们了。”丁玲虽然舍不得删除这些材料，可是她得到了新的收获：新闻作品描述的根据，不应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党的政策原则。白夜称丁玲为“大姐”，非常尊敬她，听她的话。他向她请教，获得了教益。研究白夜，我认为要充分注意丁玲对他的鼓励和影响，这一点已经明显地表现在白夜的写作实践中了。 五、 读“四影”，有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白夜的虚心好学。白夜几乎向所有的被采访的文化名人——不管他是不是新闻圈子以内的，还是新闻圈子以外的——都虚心、诚恳地求教，请他谈采访、写作、办报、办刊以及其他与办报办刊有关的事。他向冰心求教。冰心说：“最近报上有一个标题，叫做‘梨花开花访梨乡’。六个平声字，一个仄声字，平平平平仄平平，念起来很不好听。本来旧体诗是讲究音韵美的，平仄声要调。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念起来就琅琅上口了。“白夜说：”由此可见，要使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多几分诗意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向老舍请教（通过向老舍的夫人胡絜青采访）。老舍的写作经验是：“资料充实，取材就可以左右逢源；语言丰富，落笔才能够行云流水。”他向朱光潜请教：“说理文（比如报纸上的社论、短评等）是不是就要板起面孔呢？“朱光潜笑道：“翻开《古文观止》来看，那里面好多说理文，不是很讲文采吗？不是写得很美吗？”他向王力请教。王力认为，一个作家、一个记者，无疑就该掌握丰富的词汇。写一般文章用３０００个词就够了。然而，密尔顿用了８０００个词，莎士比亚用了１５０００个词。我国古典作品《江赋》、《海赋》、《三都赋》，就有点像“词海”，那里面的词可多得真可以，杜甫的上千首诗中很少看到重复的词句。而我们记者写的两篇通讯中，就会看到许多完全相同的词汇和句子。这难道不是词汇贫乏的缘故吗？他向杨献珍请教。杨献珍讲了个做报纸工作的人一定要认真的故事。杨献珍说：太行《新华日报》有一个人，一天收到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电报译稿，其中有“哗众取宠”几个字，电码不清，勉强译出，不好懂，这个人提起笔来就把它改成了“雾中取宝”，并且还写了一篇社论，叫做《雾中焉能取宝》。后来杨献珍弄清楚了，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陈克寒，才把这四个字更正过来。他向美国记者斯蒂尔请教。斯蒂尔说：在采访中，记者当然并不故意去寻求冒险，但是不冒险是不可能的。深山险谷，丛莽大泽，人迹罕到之处，才有非常之景物。有非常之景物，才会写出非常的作品。自然世界是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一个记者怕困难，怕危险，那是不能做一个好记者的。”他向英国记者史密斯请教。史密斯问“当记者有时跑来跑去，跑不出新闻来怎么办？”白夜说：“我只好还是跑。”而史密斯却说：“我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跑了，就坐下来读各种报纸，读来读去，字里行间，你就会发现新闻线索，然后再去跑，就能跑出新闻来。比如说，当你看到一条股市消息说，钢铁和羊毛价格上涨，你就会看到这消息的背后隐藏的事实，就要打仗了。”他向戈扬求教。戈扬正在写一本《新闻的采访与写作》的书。书中提出一个观点：采访不仅是记者的工作，而且是记者的生活。戈扬说：“鲁迅先生对青年说过：‘要随时随地留心各种的事情。’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也应该记住这句话。你要随时随地地发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就会随时随地发现新闻材料和线索。即使这些材料和线索现在用不着，将来总会有用处。”白夜和作家罗峰、白朗夫妇讨论报告文学。白朗认为报告文学以及特写最重要之点就是要“如实反映”。罗峰补充并发挥白朗的思想说：“报告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必须符合实际情况，不能添枝加叶，但是在艺术加工上，作者是大有可为的。不然，就只存报告，而无文学了。报告文学宜具文学色彩，文学不改事物的面貌，这就是报告文学。”白夜写了《爱泼斯坦与邱茉莉》，文章写好后就把校样送给爱泼斯坦看。爱泼斯坦看后给白夜写了一封回信，对他早期家庭根源部分以及他和邱茉莉如何加入中国革命的情况，都作了补充。白夜把信中的主要之点吸收到自己的文章里，并把爱泼斯坦的信附在文后一并发表。白夜向赵元任请教“对报纸的语言有什么看法”；向索尔兹伯里请教他是如何获得普利策新闻奖金的；向阿伦森请教他创办《国民保卫》的有关情况；向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络埃·费希尔请教如何当好一个记者；向彼德·门尼尔请教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受到哪些方面的训练；向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的成员请教如何写好社论；向伯夫·梅里请教“怎样能使被采访的人说出要说的话来”；向约翰·卡特请教《好管家》杂志是如何走进美国人的家庭、受到家庭主妇青睐的；向韦克非了解《读者文摘》创始人华莱士及其夫人丽拉的经历，探寻《读者文摘》发行量从３００万册到３０００万册的奥秘……白夜向每一位被采访者学习，不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白夜在《留影》的前言中说：“我欢喜登泰山，也欢喜看人们登泰山。我从旅伴的勇敢行为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我看了看他们的留影，它们似乎向我说：“登泰山去。看看那光明的大纛吧，看看那壮丽的美吧！”（此篇为纪念老战友的文章，原发表在淮阴日报社的内部刊物《新闻之友》１９９７年的第１期和第２期上。此次发表删节了一部分，同时附上了白夜同志夫人、原《中国妇女》杂志记者沈颖同志所写的《白夜小传》）[附]白夜小传沈颖 白夜，原名费启，曾用笔名艾北、费艺。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日生，江苏省沭阳县东乡费庄人，江苏省盐城县亭湖中学肄业。白夜早在中学读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他主要写诗歌散文。１９３２年，他在沭阳县《沭报》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寒鸦》，后又在该报发表诗歌１０余首。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淮阴、盐城报纸上继续发表诗歌。１９４１年，淮阴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他在《淮海报》上先后发表诗歌２０多首以及小说、散文等作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新华日报》（华中版）、山东《大众日报》以及抗日根据地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２０多首、短篇小说１０余篇，一些作品还被选作大中小学语文教材。新中国成立后，白夜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雨花》等报刊上发表通讯、诗歌、小说２００多篇，其中有些作品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有些作品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白夜已出版的作品有诗集《十里风光》，短篇小说集《黑牡丹》、中篇小说《四季青》、传记文学《竺可桢》；散文特写集《剪影》、《侧影》、《留影》、《掠影》、《心影》，还有自选集《黄花集》，长篇报告文学《天桥》（与沈颖合作）、《杨家将全传》（与沈颖合作）、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新编》（与沈颖合作）。白夜的代表作品：《黑牡丹》（小说）、《王梅香》（诗歌）、《望郎姑出阁》（通讯）、《丁玲的微笑》（散文）。这些作品在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已故著名作家丁玲生前曾写信称赞白夜：“你写得多好啊！我们已经承认你是一个高明的报人，现在更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会写文章的作家了。”白夜同志于１９４１年投身抗日斗争，曾任江苏省灌云县抗日青年救国会会长，１９４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加奋力为党工作，并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他先后任《淮海报》记者、通讯部副主任，《苏北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任记者、编辑、高级记者、作家，中国“三Ｓ”研究会理事，《经济日报》、《现代家庭报》特约记者。１９８２年离休后，他充分发挥余热，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笔耕不已，出版了多部文学作品，约３００余万字。白夜同志的一生，是勤奋执著为党的新闻事业和文学事业作贡献的一生。早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他曾深入采访对敌斗争荣立过一等功。在４０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勤奋工作，写了大量有特色的诗歌、通讯、散文、小说等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许多普通劳动者、知名作家、学者和国际友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感人的精神面貌。白夜同志终因长期劳累成疾，不幸于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７日过早地在北京逝世，时年６９岁。１９９９年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