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而近代落后？

楼主很有思想，能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学界的难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破解，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给你一片参考文章，那不过是很多答案之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破解李约瑟之谜文章作者： 许平中还可参考http://www.cnweblog.com/chenzhishui/archive/2005/06/24/15401.html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后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他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却少之又少，甚至没有发现逻辑学上的三段论。现在，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被人们称为“李约瑟之谜”。要破解“李约瑟之谜”，首先要探讨技术发明和创新的原理。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下面简单介绍这一过程。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可见，中国生产技术长期未出现突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长期不发展。那么，中国市场为何长期不发展？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被人看作难以破解的“李约瑟之谜”，即中国人何以缺乏理论创新成果，其谜底也可以归结为中国经济生活的状况。首先，理论创新都建立在对基本原理科学归纳的基础上。中国在理论创新上没有多大贡献，是因为没有人去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之所以没有人去进行归纳，是由于长期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生活没有产生出对科学原理进行理论归纳的“需求”。逻辑上的三段论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都是如此。中国人也早已使用这些方法进行推理，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之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是因为这种归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不但终生活动在几公里范围内的农民不需要它们，而且统治国家的军政官僚和文人学者也都不需要它们，所以归纳出来写成书也没有人看，写书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所以没有人进行归纳就是没有人去做对人对己都无用的工作。这一归纳工作之所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完成，是由于英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产生出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需求”，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这一归纳工作也能够使个人获得实际利益。但是，没有归纳不等于说没有“发现”，断言“中国人没有发现三段论”，“中国人没有发现探求因果关系的方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安于现状，另有不少人积极进取。因此，由历史上中国缺乏理论成果而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是不正确的，正象我们不能由清朝皇帝、袁世凯和蒋介石连续实行独裁统治就断言中国人喜欢独裁而不喜欢自由一样。实际上，精神是一种无法确定的东西，我们可以由社会状况的任何一个方面总结出一种对应的民族精神，例如，可以由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具有“勤劳”、“智慧”等民族精神，也可以由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停滞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等。民族精神只在宣传教育方面具有意义，而对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作用。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成果很少，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创造出获利的空间。这就是“李约瑟之谜”解答。文章来源：河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武陟县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