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经济落后美国？

埃德蒙•菲尔普斯/著 吴万伟/译
在试图改善经济表现的改革中，西欧大陆国家可能成为检验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的重要观点的试验场。
正如越来越多的人承认的，欧洲大陆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美国相比都是糟糕的，个别有些国家和美国有类似的特点。欧洲大陆三巨头德国、法国、意大利的生产力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就停止迫近美国了，然后因为最近的缓慢发展和美国的加速发展失去了争夺的基础。失业率远远高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以色列。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rates）处于低水平已经几十年了。与之相关的是，调查发现的员工敬业度（employee engagement）和工作满意度也普遍偏低。
有理由推断欧洲大陆的经济制度构造不利于经济发展。在我看来，欧洲大陆的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表现不佳了，而且一直如此，从战后以来几十年这里修修，那里补补，有改进也有失误。从５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的黄金岁月里没有意识到结构上的缺陷，当时海外未被开发利用的技术的轻易实现的目标，和欧洲人重新获得在战争中失去的财富的迫切愿望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和高就业率。但是现在，意识到问题存在了。
这些表现不佳的根源是什么呢？或许欧洲相对糟糕的工作满意度和职工敬业度是糟糕的参与率和失业率最直接的理由，虽然不是重要理由。高失业率能导致工人和工作的错位，造成工作满意度、职工敬业度下降。主要任务是发现失业率高，生产率低下，职工敬业度和工作满意度低的整个综合症的重要理由。
许多经济学家把欧洲大陆的高失业率和低参与率，如果不包括低生产率的话，归咎于其社会模式，尤其是社会保险津贴和支付这些的税收的泛滥。但是，这种标准观点是错误的。随之而来的税后工资率的下降不大可能是对工作的持久抑制作用，因为收入减少将导致储蓄减少，一旦私人财富降低到从前的税后工资程度，就可能像从前一样工作了。
津贴的罪状应该集中在福利国家在最后的扫尾工作中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福利花费对就业的影响的统计测试得出不稳定的结果。不管怎样，很难看到减少福利津贴就能给经济表现带来多大的变化。（实际上，有些经济学家看到随着提高人口的意愿来经受市场动荡，帮助企业家资助创新社会和私人财富的增加，但我表示怀疑。）
在我的论文里，欧洲大陆经济的根源问题是经济动力机制的缺乏，笼统地说是商业上成功的改革创新。一个国家变化很慢的动力机制（dynamism）不是根据中短期的增长率来确定的。动力水平是国家接受可能有利润前景的革新观点和思想的肥沃程度的问题，这个国家在确认和繁荣拥有最好前景的思想方面多么擅长和内行，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好评价和尝试投放市场的新产品和方法。
这种缺乏是有证据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好像比美国等国动力机制就弱。进入一流大企业的行列的公司在这几个国家就少得多，更少的员工被报道拥有在决策方面的宽广自由度的工作，这种自由度对忙于新颖，创造性活动的公司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我认为动力缺乏的大部分原因，如果不说全部原因的话，在于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模式”。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它的经济活力。经济模式拥有的经济活力反过来是国家经济表现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具有更多创业活动的地方，更多的创新，更多金融和管理活动导致需求更多的工作，这些额外多出来的工作相对来说是需要全心投入和给人成就感的。参与率因而增加，生产率攀升到很高的水平。因此我看到欧洲国家运行的经济模式是它们死气沉沉的经济特征的主要原因，也许是最大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有两个维度。一个包含经济机构。欧洲大陆的这些机构看起来不利于活力发挥。他们典型地表现出分裂化金融领域圈内人，大量的障碍和惩罚强加在圈外企业家身上，消费者领域对于新产品不够大胆尝试，缺乏必须的教育，管理决定上的工会投票（不仅仅是建议）和国家干预主义。我曾经研究过造成发达经济活跃性缺乏、无法对技术革命作出及时反应的因素，结果发现力量在于不那么活跃的经济限制性机构的强大力量，如就业保护法律、官僚主义、以及授权机构的软弱比如正常运行的股票市场和充足的人文艺术教育水平。
经济模式的其他部分包括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各种因素。国家的有些文化特征除了它们通过形成的机构施加的间接影响外，可能对经济表现有直接的影响。价值观和态度和机构一样是经济的一部分，有些起阻碍作用，有些起推动作用，在决定经济表现时一样重要。显然，对欧洲大陆经济表现的任何研究如果缺少了这个部分只能产生出来一些不知道可靠性的结果了。
当然，人们或许从根本上说都希望同样的东西。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要求和追求最能服务于他们最终目标的东西的本能。密执安大学“价值调查”对欧洲大陆三巨头和美国等比较国的工作年龄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双方不同，在工作场所表达出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这里对可能影响活力的价值观有特别的兴趣。相对来说三巨头里比较少的人报告说他们希望得到工作机会是为了成就感（法国42%，意大利54%，而加拿大和美国平均是73%）工作中的主动性的机会（法国38%，意大利47%，而加拿大和美国平均是53%）工作的趣味性（法国意大利59%，而加拿大英国是71.5%）。相对来说更少的人热心承担责任或者自由（德国57%，法国58%，而美国61%，加拿大65%）相对来说更少的人对别人的吩咐感到高兴（意大利在总分3.0中得1.03，德国得1.13，而加拿大得1.34，美国得1.47）。
或许许多人愿意想当然地认为激励精神，解决问题，熟练和发现等精神对国家的活力有影响，因而对国家的经济表现也有影响。在精神虚弱的国家，思考创业启动的企业家可能被吓跑了，因为看到缺乏热情和工作经验的员工的前景，或许根本就没有多少这样的企业家。幸运的是，我去年夏天对18个发达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国家间在经济表现指标上的区别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这些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的国家间差异来解释。（几乎所有的价值观都对许多指标产生相当的影响。）
欧洲国家这些价值的虚弱不是唯一影响那里经济恢复的障碍。那里有保护“社会合伙人”（socialpartners）如社区、地方、店主、有组织的劳工和行业团体免受市场力量破坏的社会连带主义者目标。还有阻碍缺乏利益相关者比如雇员，顾客，竞争性的公司，以及除了所有者以外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同意的经营主动性的共识主义者（consensualist）的目标。有产生于西方文化中的从反对物质主义和平等主义观点，即智慧提高和社会责任优先于个人参与和发展的曲调。还有认为国家指导下的研究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同样的，欧洲国家还有等级组织的传统。最后，还有反商业主义（anti-commercialism）的曲调，经济学家汉斯•韦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曾经对我说“一个德国人宁愿说他继承了祖先的财富也不愿意说自己白手起家。”
在我的早期著作中，我曾把思想围绕一些欧洲大陆上作为对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思想潮流比如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共识主义（consensualism）,反商业主义（anti-commercialism）和顺从主义（conformism）来进行。如果这样的一种气候让未来的企业家感到沮丧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坦率地说，我没有想象到欧洲人企业家精神会少些。我也没有想到他更少需要思想挑战，解决问题，主动性和责任心。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进行的欧洲人研究结果显示发挥自由和责任很少有机会展现或者得到回报，他们学会不怎么关心这些价值观。同样的，已经同化吸收了自由和主动性几代人的美国人认为这些价值观是天经地义的。这可能就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想的“美国人在管理自己过程中更大程度的参与，他们相对宽广的教育和更加宽广的机会平等都鼓励产生有技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的‘行动者’”。
让人着迷的基本点是与此相关的实证结果，它支持国家的文化最终影响到经济表现的各个方面如生产力，繁荣和个人发展等的启蒙运动主题。
欧洲大陆人认为他们表达了正确的价值，但是这些所谓的正确价值是错误的。这些价值让欧洲采用的经济模式的经济表现不佳，多数工作年龄层的人现在不满意。解决问题办法---从不尽人意的经济表现变为非常高的经济表现---不仅需要改革机构，或许还要改变促成这些机构形成的哲学源头的文化。
作者简介：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Why European economies lag behind the U.S.
BY EDMUND S. PHELPS  Monday, February 12, 2007 12:01 a.m. EST
http://opinionjournal.com/editorial/feature.html?id=11000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