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美应接受经常账户指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07:37:54
中美应接受经常账户指标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字号最大 较大 默认 较小 最小 背景 收藏 电邮 打印 评论[25条] 英文 对照有关“全球不平衡”的辩论已经“回到未来”。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提议为经常账户余额设定指标，这让我们回想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极力关注的事情。代表英国出席会议的凯恩斯执着的辩称，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之间的不对称调整存在种种危险。美国这个当时全球最主要的盈余国家，断然拒绝了要求建立一种对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双方施加压力的机制的呼吁。今天，美国站在相反的立场。
美国当年拒绝的呼吁，中国今天会接受吗？答案也许为“是”。10月23日，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韩国举行了会议，会议公报称，“长期性大规模不平衡的存在（我们将根据有待商定的指标性准则对此进行评估），使得我们有理由把对其本质和妨碍调整之根本原因的评估，纳入相互评估程序(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我们认识到，在评估时有必要考虑各国或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包括大宗商品出产大国[的具体情况]。”这段晦涩的文字，是对盖特纳提议把经常账户余额指标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的回应。
那么，美国到底想达成什么目的？它的提议合理吗？行得通吗？
美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项原则，即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均有义务做出调整。它提议，各国应该商定一个盈余或赤字数值，一旦某国的盈余或赤字达到这一数值，该国就应采取行动。这并不是什么目标，也不会有什么制裁。全球货币体系将继续运行，而不会实施凯恩斯在1944年提出的自动机制。此外，美国还希望确保若干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尤其是人民币）相对高收入国家的货币（尤其是美元）升值。
这一提议是否合理？面对这一提议，德国经济部长莱纳•布吕德勒(Rainer Brüderle)以正统的理由予以了驳斥。他表示，“我们应该依靠市场经济过程，而不是指令性经济”。不过，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三个决定性的限定条件。
首先，今天某些国家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并非一种市场现象：它们是政府决策的产物（见图表）。这种累积最初或许有其道理，因为它们能够建立缓冲、防范冲击。但是，这些储备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了防范冲击的需要。本次危机期间，这些储备仅小幅减少了4700亿美元，相当于总量的6%，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其次，我们决不能忽视一点：事实已反复证明，世界经济无法以安全有效的方式使用巨额盈余储蓄流。最后，当今世界产能严重过剩。因此，让赤字国家独自做出调整是极不可取的主张——凯恩斯如果活着，一定会这么认为。
那么，哪些G20国家会受到美国所提指标的影响？如果把西班牙与G20国家一并考虑，那么美国、南非、土耳其和西班牙今年预计将出现“过剩的赤字”；中国、俄罗斯、德国和沙特阿拉伯将出现“过剩的盈余”。不过，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大国”多半会得到豁免。此外，如果我们关注盈余和赤字的绝对规模，而不仅仅是它们占GDP的比重，那么“盈余过剩”国家还将包括日本，“赤字过剩”国家还将包括意大利、巴西和英国（见图表）。
这类经常账户指标只能算是一个起点。同样重要的是聚焦于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新加坡的经常账户盈余预计将占GDP的20%，但世界其它国家无需关注这一点。而对那些超大型国家来说，即使盈余只占其GDP的4%，绝对规模恐怕也过大了。尽管如此，量化指标起码可以让有关调整的讨论较之前有的放矢得多。最后，这种做法行得通吗？我认为至少存在一定的机会。在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华盛顿年会上，两位中国经济学家分别向我表示，中国已决定限制本国盈余。所以说，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能够取得的成果，应该比只针对汇率问题展开讨论取得的成果多得多。不过，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的庞大规模（接近其GDP的50%）以及该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它应该寻求的是对外收支平衡（如果不是赤字的话），而不是占GDP 4%的盈余。如果按照后一个目标，到2015年时，中国的外部盈余可能达到4000亿美元，因为该国以美元计的GDP很可能每五年就会翻一番。
与当年让凯恩斯深感担心的赤字国家不同，美国至少手中握有“重型武器”——尤其是它发行世界首要储备货币的能力。如果美国不愿做出调整，其它国家是无法轻易迫使它就范的。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各国，似乎都对美国进一步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后果感到恐惧。幸运的是，全球需求扩张以及实际汇率调整得越成功，美国就越无必要实施这一政策。
因此，任何关于全球调整的讨论，都必须围绕美中两国展开。德国将继续扮演妨碍者的角色，但因此而遭殃的是它的欧元区贸易伙伴：它们已选择接受不可取消的固定汇率体系，忍受德国的对外竞争力和国内节省这两大打击。日本看上去根本没有能力应对自己的宏观经济困境。但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超级大国，人口众多，国内需求巨大。中国没有理由继续扮演巨额资本输出国的角色。
G20的作用，是为现任超级大国与未来超级大国之间必要的讨论提供掩护。假如中国致力于扩大需求、进而消除经常账户盈余（理想方式是通过增加消费），中国民众将变得更加富足，世界其它国家的民众也会受益。与此同时，美国应致力于长期财政巩固。另外，其它G20国家政府首脑下周在韩国应该发挥的作用是，推动达成必要的协定。如果他们成功做到这一点，他们将向我们展示多边主义的一项最大好处：它的确可用来处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盖特纳给出了一项富有想象力的替代方案，来化解无休止的汇率摩擦。中国最高领导人应该抓住美国提供给他的这一走出困局的机会。
译者/汪洋 2010年11月08日 07:20 AM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实行改良版金本位制
英国《金融时报》 艾伦•贝蒂 华盛顿报道 字号最大 较大 默认 较小 最小 背景 收藏 电邮 打印 评论[10条] 英文 对照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主张，领先经济体应考虑重新实行经过改良的全球金本位制，为汇率变动提供指引。
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自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于1971年解体以来一直实行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II”(Bretton Woods II)浮动汇率体系，需要一位继任者。佐利克自2007年起担任世行行长，他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
佐利克呼吁建立一个新体系，该体系“可能需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走向国际化、继而开放资本账户的人民币”。他补充称：“该体系还应考虑把黄金作为通胀、通缩和未来货币价值之市场预期的全球参考点。”
他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当前全球体系的担忧——美国及其它国家指责中国为压低人民币汇率持续干预汇市，引发了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并造成了资本市场扭曲。本周在韩国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很可能会出现更多汇率冲突。而美国提出的、要求各国签订经常账户目标的计划已遭到普遍反对。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的言论进一步激化了争论，他称美国经济模式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同时对美联储(Fed)向金融市场再注资6000亿美元的决定提出批评。“美国人一方面指责中国干预汇率，另一方面却借助本国（央行）的印刷机人为压低美元汇率，可谓言行不一。”
尽管不时有人呼吁重新将黄金作为货币价值的基准，但多数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做法很可能会导致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使增长和失业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
译者/梁艳裳 2010年11月09日 06:58 AM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世界银行行长 罗伯特•佐利克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字号最大 较大 默认 较小 最小 背景 收藏 电邮 打印 评论 英文 对照
在人们大谈“汇率战”、而美联储(Fed)定量宽松政策引发争议的形势下，本周在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将成为对国际合作状况的最新检验。因此我们应该问：为什么要合作？
上世纪80年代，当“7国集团”(G7)尝试开展经济协作时，《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焦点是汇率。但各项相关支持政策却更为深远。在时任财长詹姆斯•贝克尔(James Baker)的指导下，里根政府力图抵制来自国会的保护主义浪潮——于目前的保护主义浪潮如出一辙。为此，里根政府除了推动汇率协作以外，还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由此缔造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推动自由贸易，促成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议。国际舞台上的领导作用与国内政策相辅相成，增强了美国的竞争力。
根据上述“一揽子措施”，G7国家应致力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基本问题——在今天则是结构性改革议程。譬如，1986年出台的《税务改革法案》在大幅降低边际所得税率的同时，扩大了税基。贝克和G7同仁们以及各国央行联手策划了一场国际合作，以帮助私人部门树立信心。
在1989年的种种巨变之后，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而上世纪80年代的经历，人们至今仍在争论不休。但是，这个一揽子措施同时结合了有利于增长的改革、自由贸易以及汇率协作，可以说意义重大。在当今形势下，如果采取一套类似的措施，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首先，从基本面来说，G20的关键成员国应就制定结构改革议程达成一致，不仅是为了推动需求再平衡，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例如，中国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应把注意力从出口行业转向国内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多社会服务，改变主要为国有寡头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做法，加大对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内需企业的融资支持。
美国在国会换届后，必须着力解决结构性支出和不断膨胀的债务问题——巨额债务将是美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大负担。此外，巴拉克•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也已谈到了一些旨在提升竞争力和重振自贸谈判的计划。
美国和中国可以就一些具有互补作用的具体经济增长措施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双方还可能就人民币升值进程、或扩大汇率浮动区间达成一致。反过来，美国可能承诺不采取“以牙还牙”的贸易措施，甚至是推进开放市场的协议。
其次，其它主要经济体（从G7成员国开始）应同意放弃干预汇率的做法，除非是在其它国家一致赞同的极少数情况下。其它G7国家可能也希望通过致力于结构性经济增长计划，来提振信心。
第三，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借助灵活的汇率机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适应复苏中的不对称状况。部分经济体或许需要一些工具来应对短期热钱的流动。G20可以制定用以规范相关措施的准则。
第四，G20应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供应方面的瓶颈，为它们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持。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动力来自于这些经济体，而它们的进口需求增速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G20应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以及发展健康、熟练的劳动力提供特别支持。在构建未来具有多个增长支柱、以私人部门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方面，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和各地区性发展银行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第五，除了上述经济复苏计划以外，G20还应制定一项补充计划，着眼于建设一个反映新兴经济状况的协作性货币体系。新体系可能必须包含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迈向国际化及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
新体系也应考虑以黄金作为市场对通胀、通缩及未来货币价值预期的国际参考基准。虽然教科书或许把黄金视为一种古老货币，但如今市场则把黄金当作一种另类货币资产。
发展一种承继“布雷顿森林体系II”（1971年问世）的货币体系需要时间。但我们现在必须开始行动。1971年以来发生的各种变化，不会亚于1945-1971年期间（其间完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向“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转变）。重要事项可能应该包括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相关规则，以重审资本及经常账户政策，并把IMF的汇率评估和WTO义务联系起来，不使用汇率政策来取消贸易优惠。
这种一揽子经济合作措施超越了G20近期的对话范畴，但相关想法并不激进，而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有明显的益处。它提供了一种与G20金融行业改革相对应的增长及货币议程。它可以建立在果断、激进的行动基础上，结合以可逐步推进的可靠措施，容许国内政治对话。它可能有助于重建公众和市场的信心（预计到明年还无法完全恢复）。最重要的或许是，这一揽子措施可能使各国政府“抢在问题出现之前”，而不是等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爆发才被迫应对。主动驾驭，还是随波逐流？G20如何抉择，可能会决定多边合作能否使经济实现强劲复苏。
本文作者是世界银行行长，1985-88年期间在美国财政部任职
译者/杨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