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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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王瑶怎么教弟子
自《大学人文》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因此每天上午谁都不能上他家去,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以后就不管了,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而且关照你平常少到他那儿去。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为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
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类似于我后来写《心灵探寻》的那种写法;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
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写毕业论文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有一度因此而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都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工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使我们终生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
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工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安贫乐道”,为了做学问什么都牺牲,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要了。那不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首先要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是第一的,生存、温饱问题不解决,谈不上发展。但是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在物质生活上不能有过高的要求,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我们讲人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充分发展,那是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的状态,而对个人来说,总是有所偏执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绝不奢望过度的物质享受,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不是不讲功利,要讲长远的功利,着眼于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而不只看眼下的得失。
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且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但从1960年到1978年,等了18年,准备了18年,才有机会考上研究生。按照
(摘自一文,该文刊于《大学人文(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