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产生的背景，理念及其思想谬误

2006/02/24 经济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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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新左派产生的背景，理念及其思想谬误
作者：流云飞雁 提交日期：2005-11-30 18:20:00
新左派产生的背景与理念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不公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怎么看待这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消极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一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改革与开放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权威控制的效率的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经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会逐渐克服。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教者与自由派右翼。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往往被新左派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
第二种是自由派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是相当强烈的，然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或者甚至干脆说就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所有这一切新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旧体制，他们认为，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如果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种是新左派，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是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根源，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九四年时就有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博士讲过这样一个相当鲜明的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
二、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的联系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的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位新左派人士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对这些矛盾的从不同角度予以解释，而每种解释系统均各有其政治与社会力量作为基础，这就使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三主义，即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左翼平等主义的一种类型）彼此之间的论战与思想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二十一世纪前期的思想文化运动，将与这三大主义的互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新左派的思想谬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正如一位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的，新左派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然后针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讨论的问题直接出于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新左派思潮文字的特色。新左派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中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后现代主义是针对发达西方国家晚期资本主义过度膨胀而提出来的。用“把外国环境中因特殊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作解释中国问题的权威，而不知道西方观念与口号所代表的内容的全部复杂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对应的东西。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口号。”这在思想方法上就是犯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如果不顾时空的差异，一股脑地将西方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诊断移用到中国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自由派在批评新左派时，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是过分“现代化”了、过分“资本主义”了，还是根本没有实现有序的市场经济、而处于被权力所支配的“伪市场经济”下？新左派显然把两者混为一谈了。西方新左派在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纠偏的贡献，因为他们是对主流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中国现代性尚没有实现，新左派的“反现代性”实际上则起到为旧制度复活助威的作用。
由于这种错置具体感，导致找错了对象，新左派把账算到自由派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反对这种由于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的。自由派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换言之，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样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后发展综合症”的一种表现。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二，文化浪漫主义的谬误
什么叫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就是主体把审美的愿望投射到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对象上去，通过对该对象的诗化的理解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心理上满足内心未遂的愿望。更具体地说，新左派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例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这样的价值，不自觉地投射到、附丽到文革或格瓦拉式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弊病的不满，并寄托自己在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于是都成为这些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当处于一种文化的困境之中时，人们特别容易把另一种在形态与价值上相反的文化在想象中予以浪漫的美化，以为那就是美好的天堂。新左派要把中国引到市场经济以前的中国去，并对文革予以美化，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分化不满心态，而产生的对公平社会的愿望投射。这正是典型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
新左派的危险在于，他们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审美感，而在于他们要以这种浪漫化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重建社会公正的方案的基础。
如果把新左的文章作为思想史资料却弥足珍贵，因为他们实际上重演了一段喜剧式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左派观念发生史。他们把左派最突出的弱点，即把某种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并予以反历史的美化方面，以漫画的方式发展到极端与荒谬的地步。
三，完美主义谬误
这里指的完美主义者，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满意的人们。不完美是经验世界的事物的常态，也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新左派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为真实、更为本质的“第一原则”，这种“第一原理”则源于他们的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来作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
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应该认识到，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逼近的目标，但决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全新社会。因为“第一原理”与人类经验无关，只与人们的道德理想有关，如果以此虚幻的原则来重建社会，社会就变成怪物，例如，根据人们设计出来的计划经济模式，颇为符合克服“社会不公”的意愿，但由于“理性”的局限性，人们没有考虑到计划经济却导致另一种不公正，即以集体名义进行的专制独裁与权力者私欲对社会造成的更大的不公，设计计划经济社会的人们也没有考虑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由于抑制竞争，从而对社会活力的扼杀。这些已经是中国历史教训中最重要的部分。
更具体地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意识到，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人们可以在其发展中，通过法制建设，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以理想主义来代替现实了。
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是在为中国]普遍老百姓请命，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而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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