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左派”的两篇评论

新左派是怎样出笼的？
新左派出笼的时间大致应该在90年前后，那时学运风波刚过，社教运动正开展的如火如荼，理论界呈现出一种萧条的局面。因为苏联完了，东欧等国政治上也出现了问题，我们又才出了动乱，社会主义事业处于空前的危机境地。这时，何新的一篇肯定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为中国的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的答日本记者问，隆重出炉。该文在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刊出，不少报刊予以转载。
据何新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赞赏这篇文章。在当时那样的理论氛围下，这篇面对现实、直面人们关心的问题，回答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自然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反和平演变反自由化运动的开展，国外翻译的社会科学读物大量减少，国学经典得到空前规模的印刷出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反自由化、反对资本主义化是政治正确性的表现，分析现实问题的文章不能不在政治正确性上表态，发表路径的狭窄，使人们寻着何新辩证的看待改革前与改革后社会现实的的路子乞求发表之道。更有一段时间以来，公开通俗的谈论社会问题的文章，日益让位于运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谈论社会问题的所谓西方新左派文体。
理论工作者、学人只能在这样晦涩难懂与政治正确性两条狭窄的通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文章的极度缺乏，涉及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研究的青年学人，多是从事文学评论的学人，还有一些则是纯粹的文学作者。既然现实问题不能用新制度主义分析，只能用辩证法观念分析；改革政策本身的是非不能谈论，只能评论改革倾向或批评经济学顾问的失误与用心；不能公开的研究所有制改革的优劣，但可以谈论市场化带来的种种灾难；不能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搞不行，只能说自由化思想不反击不行。总之，顺着一种倾向说话，只能顺着发表机构的允许和指定的方向说话，是当时舆论出版的严峻现实。
新左派盛行，首先是因为新左派诸公的文笔很好，不少文学书籍思路清晰、语言优美，符合发表的质量要求；其次，因为当时社会科学文章发表的困难，造成的理论市场萧条，使得人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需求紧迫起来，左派理论因政治正确符合发表条件，受到各家出版社的欢迎，因研究现实问题而赢得读者的关注，得畅销于各家书店。第三，由于批评反驳新左派的文章基本不能出版，一时间就显得左倾思想观念的文章多起来、繁荣起来。当然左派思想观念的大量出版，亦非毫无功绩，与他们发生争执的“右派”思想观念虽然绝大多数不能出版，但是能够出版的部分，还是起到了传播新观念的作用。
可以说，新左派90年代的言论也的确起到了拓宽言论空间的作用。那几年，如果不是他们掌握的刊物挑起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不能浮出水面，更不会受到那么多青年学子的关注，这是新左派的正面作用。当然他们对政治现状不切实际的维护，对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的无原则辩护，也起了极其负面的作用。如果他们在宪政改革，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承认现实说真话，真正体现学者的良知，中国知识分子左右两派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就可以达成共识，中国的改革在思想理论观念就会比今天有更快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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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9-4-9
新左派理论为何会“繁荣”？
段拥军
如果说90年代之后理论界有过一两次小小的繁荣的话，这就是国学理论的繁荣和新左派理论的兴起。当然严格地说，这不是两次真正的理论观念的兴起与繁荣，而是一种畸形的繁荣。
特定舆论管理体制下，非左理论不能出笼
由于我们舆论管理的模式是：一个阶段只允许一种价值观念宣传鼓吹，只能够一种倾向的思想观念占领舆论阵地。阶级斗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阶级合作、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受到压制，不可能登上台面；西化或资本主义化出了乱子，国学观念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东西；右派理论捅了篓子，左倾观点当然会重返主导地位。
由于传统的左倾观念或者说走向教条的极端观念，曾经受到主流思的批判抨剖析，尤其是遭到实践的抛弃，加上邓小平同志的猛烈抨击，开始哑口无言。而新的以左派面目出现，实则面向现实问题的理论观念，不留神便成了舆论新宠。
当然，左派观念的出现，尤其是左派观念以新左派这种形态出现，实在是环境所迫。在反自由化的舆论环境下，你若宣传制度决定论观念，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观念（如宪政观念之类），自然不可能发表；但是如果你说：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不是体制造成的，而是个别领导干部道德品质恶化、思想觉悟差造成的。欲解决问题，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需采用“修齐治平”的传统观念，运用国学理论，依靠存在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来解决问题，则不仅可以发表，还会受到鼓励。
正像当年面对实际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说社员群众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经济效益很差，如果研究者说这是因为人民公社体制有问题，须改革相应体制模式，那显然是犯忌的。反之，如果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好逸恶劳思想影响的结果，是缺乏主人翁精神的表现，解决这一问题应通过斗私批修、学习英雄模范人物，通过反对资产阶级腐朽观念、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手段加以解决，则不仅可以马上发表，而且还可能受到报刊杂志及出版社的热烈欢迎。
好似当年老左派观念的横行是特定体制选择塑造的产物，你不按特定的倾向，特定观点发表思想表达情感，你就不可能使自己的东西变成铅字一样。今天，新左派观念乃至国学理论的繁荣，也是特定体制选择型塑的结果。刘德福先生就曾经说过，当年当他依照左的思想模式写作思考问题时，其文章往往能领风气之先，受到报刊编辑部门的高度重视；当他按照自己的观点研究思考问题，提出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结论时，文章就不能得到发表。由此观之，当年的余秋雨也许并不真正持有反对胡适的观点，但在当时，他的其他政治文化观点不仅不能发表，甚至提出都是有风险的，因此只好反一下胡适以应对时势。
舆论管理体制选择型塑，使新左派怪论的生产欣欣向荣
与众多知识分子发表在的报刊上的认罪检讨与思想改造日记一类文字一样，文人学者们发表在文革时期的言论观点，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技巧，并没有多少反映他们的真实思想的意义。90年代中期许多青年学人的左倾观点，包括一些名人的左倾文字，所以呈现出当时那样一种怪异之态，也有同样的情况，也有特定意识形态选择型塑的因素。在当时那样的舆论氛围下，你若说文革运动是合理的正确的，这有违政治纪律，文章根本不可能发表。你若沿着《历史问题决议》的方向进一步分析文革产生的根源，试图从现实政治体制的角度寻找文革产生的真正原因，此有西化和反体制的嫌疑，触及意识形态禁忌，自然也不可行。但是，如果你发些辩证怪论，比如，说文革的产生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动具有必然性，后来的改革则是另一个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原因是反对官僚主义，因而是好心办坏事；文革中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具后福特主义精神，早已被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重视学习，且结出硕果等等，则是一条可以绕过重重障碍研究现实问题的可行路径。
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同样，你若说腐败是体制带来，需要改革完善现有政治文化体制，此观点因触及宣传纪律难以成行。但是，如果你在批判全盘西化的论述中，提出这些东西的出现是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带来的，是效法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应通过反资本主义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观点由于既符合反右的思想舆论大环境，又契合反自由化的理论氛围，文章不仅可以出书登杂志，还可能受到出版部门热捧。
毕竟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能够论及现实与当代历史问题的文字少之又少，辩证怪论虽怪，提出的问题却是真的。比起传统的说教和晦涩难懂的洋理论还是受用的多，市场大得多。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正常之论、平和之论，公允之论难以发表，偏激怪异的观念自然也就容易出笼。至于90年代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2000多年前孔子理论或者说儒学思想大放异彩，各类国学经典获得空前规模的出版印刷，除了相关部门的雄厚的财力支持与宣传造势外，也有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受到排挤，客观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无法出笼，造成思想文化产品市场的极度匮乏，由国学理论来填补市场的原因。
总之，新左派观念与国学理论双骄，一时间风流倜傥、繁荣茂盛，系特定的舆论管理方式的产物。其后果，不仅带来传统观念的复苏，也使得道德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类落后的思想观念甚嚣尘上，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进步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时下，思想观念的研究讨论再遇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的宽松环境，新左派观念和国学思想有了强有力的新观念新理论的竞争，开始回归其应有的边缘地位。作为特殊环境下长成的两株病梅，今天人们只能将它们放在充满竞争的自然环境下自生自灭，实在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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