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十年前批汪晖和新左派的奇文

震惊：十年前批汪晖和新左派的奇文   2010-06-30 震惊：十年前批汪晖和新左派的奇文   2010-06-21 刚才在网上漫游，突然在一个网站搜到北大教授尹保云先生批评“长江奖”、汪晖和新左派的文章（长江奖的讨论可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一口气读完，很多话让我感到震惊。这真是一篇奇文！   现转贴于此，供各为网友欣赏：
++++++++++++++++++++++++++++++++++++++++++++++++++++++++++++++++++++


                           《读书》、"长江读书奖"与中国学术的困境
                                                   尹 保 云  

       最近，《读书》杂志及评定的“长江读书奖”在学界引起不小震动。但不是因为评出了优秀成果、评出了新的规范，而是因为它打着"诺贝尔奖评奖方法”、“民间”等旗号再创“中国学术腐败新高”。那些相信“计划经济”者找到了一个"民间更不行"的新证据，那些把铲除腐败的希望寄托于民间者受到了很大打击。
       我认为，《读书》杂志以及“长江读书奖”评定中所暴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读书》杂志的有些问题和“长江读书奖”评定，反映了中国学术多年来在追求低档次和狭隘的目标以及怀旧、轻浮、急噪和腐化的学术风气。中国学术正在新的一条死路上跋涉。

1．关于《读书》杂志
         《读书》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杂志。它有一些优点：文章短小，读起来轻松，可作消遣之用；文笔一般都生动优美；有不少思想火花，能够给人一些启发。但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读书》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刊物，它不是出学术和培养一流学者的阵地，而是科普性和随感式的次级刊物。而且，其中许多文章的作者并不认真“读书”，常常是摘引名人只言片语，然后海阔天空地发一通议论，经常出现基本知识的错误，误导读者。
       有人把《读书》在近年来的质量下降归罪于它的新任主编汪晖的“新左派”立场，其实不尽然，是刊物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档次。在80年代，由于严肃学术刊物的思想观点、写作方法都很成就，《读书》才显得有些生气。90年代以来《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人》、《开放时代》等具有学术勇气的刊物相继问世，不仅使那些因循守旧的官方"核心刊物"更加苍白乏味，也使《读书》这样半学术性的刊物日显相形见拙了。
       然而，《读书》杂志对许多学者的吸引力却十分巨大。由于它过去的“辉煌”历史和它的popular,在它里面发表文章很容易成名。许多学者获得很大名气，就是因为经常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读书的确是吸引了许多急于成名和扩大影响的学者。
       一个严肃学者是否应该进入普及读物和传媒？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只能偶尔为之、不可涉足太深。我一直认为，象《读书》这样的杂志，里面有一双果戈理的短篇小说《肖像》中描写的一个旧画像中那双商人的“贪婪的眼睛”，引诱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给贵归夫人画像，最终毁掉自己的艺术前程。我曾经对青年经济学家汪丁丁的学术前途很看好。但是，后来看法有所改变。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到他出的一本书叫《回家的路》，我高兴地拿起这本书，它却让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仅仅是一本由许多小豆腐干文章拼凑成的论文集，其中不少文章来自《读书》杂志！我当时感到一种持久的莫名的失望和痛苦：“这是什么《回家的路》？明明是一条学术的黄泉不归路嘛！”
       汪丁丁应该比我更清楚：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在他们获奖之前基本都是默默无闻的，而那些名扬四海的到处指点经济者却基本没有得诺奖的希望。《读书》仅仅是一个通俗读物，它的学术档次应该在省级社会科学杂志、综合大学学报之下，怎么能希望在这样一个通俗刊物上的文章实现重大突破？它里面即使有新思想，也无非是是象赖特所批评儒学的那种“小智慧的火花”而已。怎能希望这些小火花烧铸出“大师”的铜象？目前，许多很有才华的中青年学者，对这样的刊物趋之若骛，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悲哀。这次“长江读书奖”，汪丁丁的文章没有评上。这对他来说是“塞翁失马”，一个契机，使他远离《读书》中的那双“贪婪的眼睛”，或许以后能有大作为。

2．关于“国学”情结
        目前，有人对“长江读书奖”中的三篇论文奖意见最大，因为论文只局限于近两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而没有让其他刊物上的文章参评。其实，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钱是《读书》杂志搞来的，并且县级小报也可以评它自己的新闻奖，为什么《读书》不能评它自己的优秀文章奖？更大的问题反映在著作奖中。这次共有5 部著作获奖：《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季羡林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汪晖自选集》（汪晖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著）。
       不能说这5部著作被评上奖是靠“腐败”的评选机制。作为《读书》主编的汪晖可能有“特权”的嫌疑，其余4部著作则不能这样说。但是，其余4部著作中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4部著作都是老古董的选题。我对《汪晖自选集》的内容不了解，很可能是老古董知识+新左派观点。这样算来，被评上的5部著作基本都是“国学”著作。
       我不反对“国学”的研究，我认为国学研究还应该加强。象糖文化、士大夫等选题，都是十分有价值的选题。但是，我坚决反对以“国学”为中心。记得在北京大学的一次科研工作会议上，我说了这样一段难免得罪人的话：“目前，北京大学只重视文史哲，只重视‘国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倾向。如果不彻底改变，建设'世界一流'将永远是梦幻！”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错。我喜爱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是在哲学系读的，博士学位是在历史系读的，我对文史哲的没有任何偏见。我只是从中国学术振兴的视角出发。综观世界学术史，有那一个国家在国际的学术地位是依靠“国学”取得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熊比特、凯恩斯、弗洛伊德、布罗代尔、哈贝马斯、福科，等等，这些被看作世界级大师的人，又有哪一个是研究"国学"的？一个国家的学术兴盛之道同经济崛起之道一样。在目前的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单依靠出卖“土特产”成为经济大国的？
       我对“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呼素来有自己的认识。我很尊重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在还不能认识其中的许多生字时，我就读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后来没有再读过，但现在还依稀记得它的小巧规模，里面的优美文笔和随处可见的思想火花。我想这就是国学大师的地位。同世界级大师比起来，国学大师没有庞大的理论体系，没有对时代脉搏的深刻感知，没有综合的高度，也没有方法上的创新。陈寅恪的“以诗征史”算不得方法上的很大创新。但是，近来却有人不断地“炒”这两位大师，没有什么可炒，便去炒他们与社交关系史、自杀史等，这难道能够象西方人炒韦伯那样地使其学术地位升级吗？更为重要的是，“整理国故”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依靠考据手段、挖资料的功底、小巧玲珑的技术性分析，不可能再出“国学大师”了。
       然而，中国学术界的怀旧病90年代来好象是日益加重。《读书》搞的著作奖，把5部著作都奖励给“国学”著作，可以说是达到了病入膏肓地步。我大致看了一下“长江读书奖”评委的名单，记得除了汪丁丁之外，其他人都是搞文史哲的，其中搞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多。这样的班底，怎么可能进行公正的评选？即使他们完全出以公心，也有个识别能力和信息的局限性问题。评选结果说明了这些评委对国内五年来出版的其他学科的著作的无知和故步自封的狭隘眼光。这样一个评选班底，完全是“国学热”的产物。这样下去，"长江读书奖"只能推动中国的学术进一步朝着对顾影自怜和历史怀旧病的封闭自锁的方向发展，推动中国的学术在国际布局中进一步“边缘化”。这就象一个津津乐道于出卖“土特产”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边缘”地位将被牢牢地固定，永无翻身之日！

3．关于近年来的学术精神气质
      近些年代来，中国的学术精神气质日益退化、堕落。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季羡林先生的三句名言。季先生最近几年接连说出了三句名言。第一句名言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用来证明21世纪东亚将要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二句名言是要说明大学教授60多岁就退休不合理，因为“文科教授60岁正值创作青春期”；第三句名言是骂那些到北京的王府、燕莎去消费的人是“智力底下”，因为同样的商品和服务比在其他地方贵几倍到十几倍。这三句名言都被报刊广为转摘、引用。但是，这三句名言暴露了季先生的弱点：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很薄弱，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未来、当今世界走势、现代社会心理的等知识，他都不甚了然。这三句名言，包含着"阿Q精神”、碰运气思想、以及不负责任的态度，却没有一点儿科学理性的精神。我不是要在这里批评季先生，而是批评目前的风气不正。季先生名气大，都来“炒”他，邀他讲演、做报告，而报告又超出了他的研究领域。先生毕竟是老了，人又直率，说话不把关，你听一听也就罢了，谁让你拿着鸡毛当令箭？然而，学界的悲剧在于，把这些本该顺便听一听罢了的“名言”，当做重大见解，炒来炒去，争来争去，而对许多确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却置之不理。在不是知识、不是学问的地方进行热烈讨论，以这种田间地头式的原始古朴的思维水平和精神气质，在学术上还会有什么希望？
     第二个例子是汪晖等人的“新左派”。汪晖的专长是文学，他在文学中的成就我不能评价，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文学方面的成果。汪晖是中国“新左派”的一个骨干，新左派文章是他的得意之作，被评上“长江读书奖”的《汪晖自选集》中一定收入不少。我的看法是，即便收入一篇，它也不应该评上奖。因为中国目前"新左派"尚处在田间地头的水平上，不会有象样的文章。
       中国近年来形成的“新左派”，专门谈中国的发展问题，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发展理论、现代化规律、世界整体历史、第三世界的坎坷经历，等，知识都十分贫乏甚至是一无所知。他们多是根据战后世界学术中最苍白的、最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即“后现代主义”的一知半解来批评中国的现实。这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论中国目前的发展问题。但是，他们偏偏冒充专家大谈这些问题，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中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许多长文好象都是在一夜之间写成的，几乎每段话里都有知识性的错误。
        这就是说，中国“新左派”的问题不在于它“左”，而在于它学术上的浅薄。它的问题同《读书》杂志近两年的问题是一样的。在国际学术界，“新左派”发展理论中有几位堪称世界级“大师”的人物，比如弗兰克、阿明、沃勒斯坦，他们对落后国家的病态发展状况的研究很深，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然而，汪晖为代表的中国“新左派”却很少人知道别人的研究。他们对于中国目前的“失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腐败”、“社会不公正”等等的评论，同弗兰克、阿明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精细分析比起来，显得十分可怜和微不足道。就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而言，中国的“新左派”不如中国的“老左派”。“老左派”还能出黄楠森先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家，“新左派”断然不能。因为“新左派”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没有超出大学马列公共课的讲授内容。“无产阶级”、“贫困化”几个马列主义的词语、浪漫主义的美文学语言、不规范的历史陈述、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急于求成的病态心理……把这些的拼凑一起而形成的中国“新左派”，会有学术生命力吗？
    
4．关于“自我拔高”
       《读书》搞的“长江读书奖”受到严厉的指责，原因在于它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如果它象“官方”搞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和“奖”那样，采取"低调处理"的方式，即“项目”和“奖”的评选过程既然难以透明、难以公正，也就不作过多的宣传，默认怂、默认没有权威性，任人评说咒骂，它死猪不怕开水汤，这倒也罢了。《读书》的"长江读书奖"不愿意当一只死猪，它要跳一跳，高唱自己是一个“天使”。
    近年来，一股强劲的“自我拔高”之风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早该倒闭破产的国企联合起来宣称“世界500强”、几个二、三流大学合并起来宣称要建“一流”、省办大学的名字前面加上“中国”二字、一个小系要改名为“学院”、“教授”头衔失去信誉就提“博导”、博士生的名片印成“博士”、妓院被抄便改称“发廊”、落后和愚昧的做法标以“中国特色”，等。《读书》也学来了这一招。 实际上，“长江读书奖”根本用不着诺贝尔评奖方式。杀鸡焉用宰牛刀？诺贝尔奖的评委是绝对的局外人，而长江读书奖的班子则都是“圈内人”。评委们今年没评上，明年能评上，只要进入了小“圈子”，就能够排上队。这种排队同中国的大锅饭体制一样，对于圈内人具有公正性。这样的道理《读书》的掌柜和圈内人更明白。他们费劲去瑞典取经，采取东施效颦的手段，仅仅是为了拔高自己，让人们承认它的最高权威性。
       按照孔老夫子话说，这叫"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是，因为孔子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所以他的"正名”的方法，不仅没有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反而促进了虚伪的社会风气。
        总之，我认为《读书》杂志和"长江读书奖"评选所暴露的最大问题，不是人们所说的“腐败”，而是满足于低水准、闭锁守旧的价值取向、以及浮躁学术风气和井蛙比牛的习惯做法，有深层的文化根源。这一事件，使我们对中国的国情有更清醒的认识。前些年，邓正来喊“市民社会”、要以市民社会理论取代现代化理论。邓正来的逻辑思维是有问题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中，怎能用对前者的研究取代对后者的研究？“长江读书奖”的评选，进一步说明了邓正来观点的错误。鉴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把希望片面地寄托于官方或民间，都是错误的。什么都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我也不同意邓正来关于“只资助项目不评奖”的建议，“项目”的审定同样有“腐败”和“关系”，同样可以搞得乱七八糟，每年一次的国家项目评定不是明证么？我认为“长江奖”还是应该继续评，搞点钱不容易，干吗不要？但是，它必须作到两点：（1）如果它还是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它就不要用很大的名称，比如把“著作奖”改名为“国学著作奖”即可，并采取“低调处理”的方法，不要作过多的声张报道；（2）如果它想获得"民间"的权威性，它就必须组织一个完全超脱的班子（班子里的人永不参评），不断地收集和积累学术信息。如果作不到这两点，继续这样简单草率并大肆炒作，它只能是中国学术事业的一个新的“民间的”害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