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之流：1991年 清淡的105点

1991年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是大业初创的一年。新成立的两个交易所，就像一对刚出生的婴儿，嗷嗷待哺又渴望成长。
但这对婴儿在初生的岁月却面对不同的命运：上海股市在第一年还算一帆风顺，但深圳股市却遇到了诞生以来的首次股灾。
关键时刻，政府出手拯救了这个患“重感冒”的婴儿。
当年，7月15日，上交所发布了上证综合指数，基准日为1990年12月19日，基点为100点。当年股指触及105点。[我来说两句]



股市英雄禹国刚
40岁的证券留学生
1983年，禹国刚和另外一个被选中的留日学生一起赴日，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尽管今天看起来，这一年的留学学习时间不够长，但是对于中国证券发展进程来讲，这一年的价值后来被证明意义重大。而禹国刚，这个39岁出国留学，40岁归国的中国最早的证券留学生，也从此开始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史册。[阅读全文]
股市双雄共创深交所
归国后的禹国刚并没有一帆风顺，因为国内当时没有证券市场，禹国刚学到的知识无处可用，“学了白学”，之间他甚至还回到了原来的工厂做起老本行。1984年年底，禹国刚才开始进入金融系统工作。直到1988年，深圳市领导筹划设立股票市场，禹国刚大显身手的机会才真正到来。在这个时期，禹国刚遇到了他的搭档，中国股市设立初期的另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王健。 [阅读全文]
力主救市不贪功
经历了市场成立初期的喜洋洋，市场迎来了第一次大考验：从1991年初开始，一直到1991年9月，深证指数连跌9个月，成为了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第一个股灾。深市第一股深发展银行年初的价位还在18元左右，但到了下半年，价格到了12、13竟然也没有人买。股市跌声一片，市场人心动荡，投资者茫然失落。千钧一发之时，禹国刚与王健等人提出救市主张。 [阅读全文]

股市英雄禹国刚生活照

禹国刚(左)在东京学证券

禹国刚著作《深市物语》封面





政府首出“救市”之手
冰火两重天
大业初创的第一年，深交所与上交所却是冰火两重天。在上海，1991年的“老八股”正值如火如荼的登高季节。以爱使为例，这只股票在1991年年初还只有209元，但是到了8月，爱使股价涨到了490元。后来经过拆股，6个月又上涨了235%。可以说，1991年的上海股市，是上交所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不折不扣的牛市。与此同时，深圳却正在承受出生之后的煎熬。[阅读全文]
救市之手
成交量的急剧萎缩，股价的狂跌，让当时主要负责深交所的王健和禹国刚感觉到，要拯救这个初生的婴儿，必须下重药。而他们想到的重药，就是要给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托升股价，以此回复投资者信心。救市的提议很快提交给市政府。但是，面对出钱救市这样的一个难题，市政府也不敢轻易决断。从8月起，深圳市政府连续多次组织企业家召开救市会议。但一提到出钱，企业家们就变得不敢吱声。 [阅读全文]
何为“调节基金”？
早在1991年年初，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就决定建立深圳市证券市场调节基金，为此，还颁布了《深圳市证券市场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的性质、来源及筹集办法，基金的管理、使用、运作等做了规定。该办法明确规定，调节基金的目的是为了平抑证券市场，而不以营利为目的。[阅读全文]

上海“老八股”

上交所当年外观

初期上海市民抢购股票的情形


似水之流：1991年 清淡的105点
来源：搜狐证券 作者：崔传刚
2010年10月20日20:43
第1页:股市英雄禹国刚第2页:政府首出“救市”之手第3页:政府调控股市，要不要？
摘要：
1991年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是大业初创的一年。新成立的两个交易所，就像一对刚出生的婴儿，嗷嗷待哺又渴望成长。
但这对婴儿在初生的岁月却面对不同的命运：上海股市在第一年还算一帆风顺，但深圳股市却遇到了诞生以来的首次股灾。
关键时刻，政府出手拯救了这个患“重感冒”的婴儿。
当年，7月15日，上交所发布了上证综合指数，基准日为1990年12月19日，基点为100点。当年股指触及105点。
一人：
股市英雄禹国刚
到2010年，禹国刚已经整整退休6年了。2004年，时年60岁的禹国刚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了他心爱的证券管理以及研究工作岗位。退休后，除了出席某些重要的纪念场合或者接受重大采访，禹国刚基本淡出了媒体视线。但是，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作为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之初的重要参与者，禹国刚的名字早已经刻入了历史长河当中。尤其是1991年绝密救市的那一段神奇故事，更让禹国刚成为了股市英雄的代名词。
40岁的证券留学生
禹国刚1944年出生于陕西省。在人生的前30多年，禹国刚的生活脚步多数都印在了他生长的那片土地上。直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深圳特区建设的热潮，身在西北的禹国刚也生出了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1982年，禹国刚从西安举家南下深圳，而这也成为禹国刚在年近40岁时的一个重大人生转折。
初到深圳的禹国刚在深圳爱华电子厂担任党委秘书。但到了1983年，一个改变禹国刚人生轨迹的机会从天而降。当时，日中青年研修协会会长冈崎嘉平太三次向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提出选派人到日本学证券，禹国刚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参加了留学选拔，结果一下就被选中了。
“考场设在广州迎宾馆，大概有40几个人参加考试，我很快就答完了，就把监考老师叫来，多要了一张纸把试卷誊写一遍。交完考卷后，监考老师就让我去二楼直接参加口试。问的都是金融股票知识，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关的图书，大学也没有这样的专业，而且我平时喜欢读各种书，在深圳政治研究室看过有关香港经济的书，这些证券知识帮了我大忙。几个领导当场拍板，去日本留学的就是我了。”后来的禹国刚回忆说。
1983年，禹国刚和另外一个被选中的留日学生一起赴日，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尽管今天看起来，这一年的留学学习时间不够长，但是对于中国证券发展进程来讲，这一年的价值后来被证明意义重大。而禹国刚，这个39岁出国留学，40岁归国的中国最早的证券留学生，也从此开始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史册。
股市双雄共创深交所
归国后的禹国刚并没有一帆风顺，因为国内当时没有证券市场，禹国刚学到的知识无处可用，“学了白学”，之间他甚至还回到了原来的工厂做起老本行。1984年年底，禹国刚才开始进入金融系统工作。直到1988年，深圳市领导筹划设立股票市场，禹国刚大显身手的机会才真正到来。
在这个时期，禹国刚遇到了他的搭档，中国股市设立初期的另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王健。王健1984年毕业于南开金融系，毕业后先去央行，后来也曾在禹国刚任职的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工作过。对于王健的能力，禹国刚深有了解。所以，当提出要搞股票市场时，禹国刚便向当时的领导建议，请王健出山。王健起初有些犹豫，因为当时他的意向是去刚刚成立不久的招商银行。但顶不住禹国刚等人的几次劝说，王健最终参与了深交所筹备组。后来的事情，便成为中国证券历史教科书的章节：王健和禹国刚两人成为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筹备者、创建者，并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股市双雄”。
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深交所的筹备实际上历经艰辛，仅仅是这个深交所的名称确定便大费周折。
1990年春天，王健、禹国刚等人去北京到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当时人民银行监管司司长是金建栋。禹国刚问：“金司长，我们来给你汇报。我们这个筹备都做得差不多了，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开业？”金建栋回答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禹国刚便有点开玩笑得回答说：“福田有个菜市场、罗湖有个肉市场，我这边叫深圳证券市场。我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啊？叫深圳证券市场，跟菜市场还是肉市场有什么区别？”金建栋道：“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你可以更名啊。”
禹国刚虽然不情愿，但为了获得审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名称。1990年12月，深圳证券市场试营业。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才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没想到当年稚嫩的幼苗能长成这样的参天大树。”禹国刚后来回忆这段创业史时，虽然历数艰辛，但想到今日成绩，倒也深感欣慰。
力主救市不贪功
创业艰辛，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市场成立初期的喜洋洋，市场迎来了第一次大考验：从1991年初开始，一直到1991年9月，深证指数连跌9个月，成为了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第一个股灾。 深市第一股深发展银行年初的价位还在18元左右，但到了下半年，价格到了12、13竟然也没有人买。股市跌声一片，市场人心动荡，投资者茫然失落。
千钧一发之时，禹国刚与王健等人提出救市主张。在经过政府的几轮的激烈讨论之后，以禹国刚为首的救市派终于占了上风。随后深圳市政府决定，投入2亿股市调节基金，买入深发展托市。救市总指挥是金明、禹国刚和王健三人。
禹国刚后来回忆说，力主救市在当时的压力的风险其实很大，成了还好说，如果失败，“我们这几个操作的，怎么去跟市政府交代？”
好在天时人和地利。在与50亿空头经过节节周旋之后，托市之举终于奏效，深发展的股价也被拉了回来，而深圳市场也因此得到提振，摆脱了熊市之忧。
回忆当时的所作所为，禹国刚并不后悔，他说，"救市"并不符合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但是马列主义要灵活运用，看具体情况，深圳股市这个"婴儿"当时只有10个月大，没有那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了。
这次冒险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禹国刚也没有过分夸耀自己的成就。他说：“两个亿的钱，使大家重新参与股市，最后把股市挽救了起来。不是我有多大本事，只是拖了广大股民的福，把股市又搞得热火了起来。”
1996年，禹国刚从深交所急流勇退，此后渐渐隐居台后，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与著书立说的工作。至此，禹国刚也渐渐淡出媒体与公众视线。几年后，禹国刚写成了一本52万字的《深市物语》。
第1页:股市英雄禹国刚第2页:政府首出“救市”之手第3页:政府调控股市，要不要？
一事:
政府首出“救市”之手
冰火两重天
虽然上交所与深交所是1990年成立，但由于成立的时间是在1990年的年底，所以可以说，中国股市的交易所风云实际上是从1991年开始的。
但大业初创的第一年，深交所与上交所却是冰火两重天。在上海，1991年的“老八股”正值如火如荼的登高季节。以爱使为例，这只股票在1991年年初还只有209元，但是到了8月，爱使股价涨到了490元。后来经过拆股，6个月又上涨了235%。可以说，1991年的上海股市，是上交所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不折不扣的牛市。
与此同时，深圳却正在承受出生之后的煎熬。如果把两个交易所诞生后的股市比作两个婴儿，上海股市这个婴儿是野蛮生长，而深交所这个小儿子则表现的羸弱多病。
从1990年12月开始，深圳股市每天以5%的跌停板速度，连续下跌，同时成交也出现急剧萎缩。疯狂下跌导致当时的深圳监管层有些手足无措，不得已采取了更改跌停限制的措施，即把原来每日5%的最高跌幅改为每日2%。但是，情况仍然未能根本好转。香港《文汇报》对此发表评论说：“深圳股市在迈向股灾的边缘。”
1991年元旦，深圳市再次出台新政，将交易所每天2%的跌停板，改为0.5%。政府希望以控制跌停幅度的方式，提振股民的信心。随后，深市的“五朵金花”也纷纷公告称将分红派息，这些消息带动了深市的短暂回暖。但是，市场仍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在随后的时间内，由于股民对“五朵金花”的分红失望，加上其它的多重原因，市场再度回到了急剧下跌的局面。
1991年4月22日，深交所全天5只上市股票零成交。这是深交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天。
8月17日，在取消了之前的涨停限制之后，深发展股票从25.25元开盘，半个小时狂跌41%。1991年9月1日，连跌了九个月的深证指数一举向下击穿50点，市场崩盘在即，绝望情绪蔓延。
救市之手
怎么办？对于当时的深圳市政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来说，对于初生的这个婴儿，他们像新妈妈一样，缺乏经验，束手无策。
成交量的急剧萎缩，股价的狂跌，让当时主要负责深交所的王健和禹国刚感觉到，要拯救这个初生的婴儿，必须下重药。而他们想到的重药，就是要给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托升股价，以此回复投资者信心。
救市的提议很快提交给市政府。但是，面对出钱救市这样的一个难题，市政府也不敢轻易决断。面对着如此大的压力，主持工作的王健身体终于再也熬不住了。7月10日，因为心脏病突发，他被送往医院抢救，多日之后才得以告别死神。
从8月起，深圳市政府连续多次组织企业家召开救市会议。但一提到出钱，企业家们就变得不敢吱声。
8月26日，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将《关于“调节基金”入市的建议》上报深圳市政府。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深圳市政府领导的迅速批示：“同意咨询小组(由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和王健等人组成)的几点建议。调节基金可在近20天内根据市况适当介入稳定市场。根据确定原则，请金明同志(深圳股市调节基金负责人)具体运作。要做好、做细，力争达到政策目标。市盈率可予公布，在此实现后，可考虑取消忠告市民之语。”
9月2日，在经过了五次救市会议、领导批示、深圳市市长亲自出马动员之后，机构终于被说动了，拿出2亿资金，以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买进深发展托市。
何为“调节基金”？原来，早在1991年年初，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就决定建立深圳市证券市场调节基金，为此，还颁布了《深圳市证券市场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的性质、来源及筹集办法，基金的管理、使用、运作等做了规定。该办法明确规定，调节基金的目的是为了平抑证券市场，而不以营利为目的。
为何是以“调节基金”的名义入市？禹国刚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以这个名义主要是为了避免“操纵股市”这样的指责：“我们就提出救市，市政府也同意，最后拨两个亿，让我来操作，我说我不可以操作，我是交易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以后再落一个操纵股市之嫌，这个名我是不愿意背的。”
9月7日，资金正式到位，救市军团正式杀入股市。而这天也正是深发展这只龙头股跌得最惨的一天。深发展当天开盘价仅13.70元，最低时跌到了13.40元。但这时候“调节基金”也开始买入了，到收盘时，股民惊奇的发现，深发展止跌了！
从7号开始，在之后的几个交易日中，深发展连续收小阳线，在凄惨的市场中，它如同一颗定海神针，硬是把深圳指数在国庆前拉回上涨。
当时负责救市的三剑客之一禹国刚后来对媒体回忆说：“整个那二十几天应该说没有一天轻松的，都差不多，然而，我比较有信心的就是在九月的二十九还是三十，就是最后一个交易日，这个时候因为涨到了十四块九毛五，由十三块七毛五到十四块九毛五，你别看这个可是不容易的，那可是凭着两个亿的钱做后盾慢慢的往上把他弄，当然两个亿的钱没用完，这个时候就就像连阴雨下了那么20几天，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出未来，不会再有连阴的下下去了。”
9月连续的救市给了股民信心。国庆节回来之后，股民开始逐渐回到市场，10月3日，深发展一日拉升1.1元，终于再次站到了配股价之上。在几只股票的联合带动之下，深圳指数终于拉出了第一根阳线。而在此后的几日中，由于没有涨跌停限制，深圳六只股票的上涨幅度都蔚为壮观。到了10月10日，深发展的股价已经比最低时翻番。
11月13日，深圳股票的日成交额达到了1.1亿元人民币，创造了当年的成交记录。11月14日，深证综合指数最高涨到136点。
此次救市，可以算是中国证券20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救市。它历时21天，动用资金1.7亿元。从效果上来说，这次救市是成功的，但是由此引发的争论也反响强烈。政府要不要救市？这一思索也由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个不老命题，一直争论至今。
第1页:股市英雄禹国刚第2页:政府首出“救市”之手第3页:政府调控股市，要不要？
一思：
政府调控股市，要不要？
从1991年深圳市政府出手救市开始，关于政府应不应救市、该不该救市便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挥之不去的难题。
基本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股市的涨跌都应该由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不应该进行过多干预。同时，政府过多干预会给股市带来很多弊端，比如，股民会产生对政府的依赖，以为股市过分下跌必然有政府托市，从而产生麻痹感，低估了市场风险。
另外一派则认为，由于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处在一个不成熟阶段，因此，过分按照西方的成熟经验办事，对股市暴涨暴跌采取放任政策，会对市场以及投资者产生伤害，因此，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中国股市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赖合理有效的政策性调控予以支撑。
这两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每到股市暴跌之时，呼吁救市的声音与反对救市的声音就常常隔空开炮，争论得不可开交。
2008年，上证综指从最高6000多点一路狂跌，最低至1664点。这期间，救市还是不救市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著名财经媒体人胡舒立在《财经》杂志发表名为《何必讳言不救市》的文章称：“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道理非常简单：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亦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与千万投资者博弈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说，在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在肩，管理层选择市场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可以理解；但据此而在主观上竟存以政策救市之想，则错谬之至。至于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更是断不可为。”
此文一出，有学者专家也立即针锋相对。著名教授刘纪鹏发表文章反驳称：“在一个国家经济和股市的危急时刻，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出来救市。”刘纪鹏直陈：资本主义也有救市，而且他并举了香港的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香港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直接下场狙击海外金融大鳄就是救市。”
当然，无论争论的输赢如何，每一次辩论的结果都是，我们对资本市场发展的轨迹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如今，无论是支持救市还是不支持救市者，虽然对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理解有所不同，但渐渐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是最重要的调控手段。只有坚持市场调控为主，资本市场才有可能健康快速发展。
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亲历了种种政府调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有时候会让他们产生信心，并使他们获利，但也有时候会让他们希望落空，甚至导致损失。但总体上说，政策的过多干预的确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了“政策市”的顽疾：人们过多依赖政策来炒股，而不是根据公司的业绩来投资。在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克服的痼疾之一，就是要脱掉“政策市”这样的帽子。
同样的，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也通过亲身经历看到了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盲动，不理性，投机成风，泡沫过大……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让我们意识到，更加严格与规范的政策监管，对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在出现重大的市场灾难时，政府的确也有不可推卸的扶助责任，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扶助究竟应该与赤裸裸的政府干预有怎样的不同？
中国的投资者也需要迅速成长，摆脱之前那种一遇到暴跌就求政策的不良习惯，而更多的考虑价值投资的可能性。中国的投资者需要具有更深刻的风险意识，并充分认识市场调控所带来的各种可能。
正如著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几年前所言，在目前的条件下，政府一点不干预资本市场并不现实。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却应该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趋势。在可以想见的未来，我们相信中国的资本市场将是一个享有充分自由的，但是又十分规范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