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之流：1992年 放开的1429点

1992年中国股市可以说是激荡多变。由于5月份涨跌的放开，上海股市3天暴涨570%。上证指数在这一年最高触及1429点。
但大暑之后有大寒，随后股指又一路下跌到386点，投资者损失惨重。
在这一年，股民的激情被点燃，认购证风靡一时。但狂热的情绪最终导致了810事件的发生。
随后，中国证监会成立了。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进入了新的时代。[我来说两句]



刘鸿儒：开荒修路人
飞机上拯救股市
股市还要不要搞？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特区成立10周年大庆，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了解了股票市场的情况后，回头对一起出席的刘鸿儒说，返京途中一起就股市的问题聊一聊。在返京的飞机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刘鸿儒聊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江泽民总书记被说服了。临下飞机前，江泽民对刘鸿儒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继续试验，暂不扩大。”就这样，中国的股票市场算是度过了一次劫难。 [阅读全文]
火山口上的主席
当时刘鸿儒被朱镕基找去谈话，刘鸿儒说：我这是火山口的工作，不好做，也做不长。朱镕基回答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刘鸿儒回答说：出了事情哪有让总理承担的，当然有我来承担。就这样，刘鸿儒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拿着借来的办公经费，开始了第一届证监会的工作。 [阅读全文]
离任后的“刘头”
在担任证监会主席的这段时间，刘鸿儒获得了同事一个充满情意的绰号——“刘头”。1995年，“刘头”从证监会主席的位置离任，开始了他证券人生的另外的辉煌生涯。只不过，刘鸿儒不再以监管者的身份在哪里摇旗呐喊，而是更像一个学者前辈一样，呵护中国的资本市场。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官员，刘鸿儒一直坚持对证券市场的理论研究与总结。 [阅读全文]

邓小平1992年访问深圳

江泽民：股票市场继续试验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8.10事件的前前后后
8.10前夜：认购证！认购证！
1992年1月13日，上海管理层推出了新股发行办法：1992年股票发行实行认购证摇号中签购买股票，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有效期是1年。认购证刚一推出便受到了股民热捧，大家争相认购。管理层原本只预备发行100万张的认购证，结果最后发行了207万张。认购证的黑市便出现了。最后一张30元的认购证，竟然被炒到了3000元，增长了100倍。 [阅读全文]
8.10事件：一场混乱的风波
当时，深圳一共设立了300个新股认购申请表的发售点，但300个网点对于百万人来说，仍然是显得太少了。从6号开始，各网点门前就有人排队，到了9日早上，排队人数估计已有了100万人。许多人是全家出动，带着小凳子、床、纸箱、报纸等排在了长龙之中。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都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有黑幕！”购买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迅速在人群中传开，这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阅读全文]
8.10后续：影响与意义
1992年8月10日之后，国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发行工作。“8?10”事件也使得监管层认识到，规范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增进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在“8?10”事件之后的两个月后，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国证监会。朱镕基任证券委主任，刘鸿儒则成为首任证监会主席。[阅读全文]

“8.10”抽签表事件现场

排队者前心贴后背

广东活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证





中国股市发展需要公平
发生在1992年的810事件，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揭示了中国股市迄今为止仍存在的致命伤：公平性的缺失。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810事件中，没有存在某些人的徇私舞弊行为，而仅仅是认购证的供不应求，那么即便是排队几个日夜买不到认购证，那么广大的股民也不会如此愤怒，更不会导致产生暴力行为。但是，认购证销售中的不公平行为却最终酿成悲剧。
回顾股市发展的岁月，我们发现，在中国股市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市场出现的不公平情况，大致有两种。首先是操纵股市、官商勾结、内幕交易等不正常的现象总是屡禁不绝。如果说第一个不公平，是所有新兴市场不得不面对的情况，随着经济法制的发展以及监管措施的健全会陆续好转，那么第二种不公平，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就是，我国股市发展的定位本身就存在偏差，在衡量效率和公平时，过于注重前者，导致股市运行往往优先满足“政策性”、“战略性”功能，而忽视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这两种情况，可以说是中国证券市场上面对的最大不公平，也是监管者最需要处理的两个大问题。因为无论是过去的经验教训，还是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在告诉我们，只有处理好股市的公平问题，维护占绝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股市的发展才能够健康持久。而如果做不好“公平”这项工作，即便其它工作做得再好，最后也难免出问题。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监管者应当纠正一个误区，即过分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政府利用股市来获得资金谋求企业发展，也许还说得通。但是在股市已经走到现在这样的成熟阶段，如果继续这种不顾及中小投资者感受的圈钱行为，则不仅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也与国家鼓励居民实现财产性收入的指导原则不符。
其次对于证券的监管也应该持续加强。虽然我们需要承认，经过多年的改革努力，目前中国股市的监管水平已大有改善。但是，与国外成熟股市相比，国内市场上各种违规行为仍然存在，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股市的合理秩序，不利于股市公平。因此，证券监管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股市的执法监管力度。对于那些违规的市场行为，不能只惩罚在口头上，必须落实到位，否则所谓严格监管只能是说说而已，形不成真正的威慑力。[我来说两句]


似水之流：1992年 放开的1429点
来源：搜狐证券 作者：崔传刚
2010年10月20日21:50
第1页:刘鸿儒：开荒修路人第2页:8.10事件的前前后后第3页:中国股市发展需要公平
摘要：
1992年中国股市可以说是激荡多变。由于5月份涨跌的放开，上海股市3天暴涨570%。上证指数在这一年最高触及1429点。但大暑之后有大寒，随后股指又一路下跌到386点，投资者损失惨重。
在这一年，股民的激情被点燃，认购证风靡一时。但狂热的情绪最终导致了810事件的发生。随后，中国证监会成立了。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进入了新的时代。
一人：
刘鸿儒：开荒修路人
1992年对于中国的证券市场而言，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就证券股市发表重要讲话，结束了社会主义国家该不该有证券市场的争论。同时，在这一年的10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了。担任首任证监会主席的，是中国股市的创始人之一，为我国资本市场奠基立下汗马功劳的刘鸿儒。
 
飞机上拯救股市
刘鸿儒，1930年生，东北吉林省榆树人。50年代进入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后到吉林大学任教。1955年，刘鸿儒前往当时的苏联求学，并在4年后获得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专业副博士学位。在出任证监会主席职位之前，刘鸿儒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河处长、局长、农业银行副行长等职位。可以说，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深厚的工作经验，为他出任证监会主席一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春，深圳经济特区三个交易窗口突然火爆起来。人们争相购买股票，并期望能从股票投机中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股票的供不应求导致了股价的迅速上涨，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深圳仅有的5只上市股票价格的涨幅分别达到: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资金仍在向深圳源源不断地聚集。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股票交易也受到了深圳的市场情绪影响，产生了过热的苗头。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央高层有关领导的关注。面对股票交易所引发的混乱和负面情绪，高层对于要不要搞证券市场产生了分歧。有一些意见认为"凡是股份制和股票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中国搞社会主义不能走那条路"，主张取消已经开始的股份制改造试点和股市建设。
股市还要不要搞？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特区成立10周年大庆，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了解了股票市场的情况后，回头对一起出席的刘鸿儒说，返京途中一起就股市的问题聊一聊。
在返京的飞机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刘鸿儒聊了两个多小时。当时，田纪云、温家宝等领导人也在场。针对当时对于股市的反对意见，刘鸿儒大胆而坦率地向江泽民总书记阐述了自己观点“股票市场试点不能撤销，改革需要顺应经济发展趋势，不能后退，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
最终江泽民总书记被说服了。临下飞机前，江泽民对刘鸿儒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继续试验，暂不扩大。”
就这样，中国的股票市场算是度过了一次劫难。
尽管后来刘鸿儒一再谦虚地表示，"保留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但知情人士都说，是刘鸿儒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12月，深圳交易所试营业，上海交易所成立。中国股市拉开了崭新的一幕。
火山口上的主席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了社会主义也要搞资本市场的论断，中国的股市制度建设也随之加快了脚步。从1992年2月后，在国务院的指示下，国家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随后各地股份制公司迅速萌生，股票热进一步席卷神州南北。
同年8月10 日爆发了深圳“8•10事件”：在深圳有关部门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的过程中，由于申请表供不应求，加上组织不严密和一些舞弊行为，申购人群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股票市场的迅猛发展，客观上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而“8•10事件”则成为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导火线。国务院在紧急采取措施平息“8•10事件”以后，便决定成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其中，首先成立的是由13个部委成员组成的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另外同时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后者主要负责日常监管和决策的执行。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自担任证券委的主任，但谁来担任首任证监会主席？大家都认为非刘鸿儒莫属。因为刘鸿儒从1980年起就开始集中全力研究如何建立发展证券市场，到1992年时，已经有10余年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无人出其右。就这样，刘鸿儒被推倒了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最前台，成为了首任证监会主席。
虽然经验丰富，但刘鸿儒也时刻感到这个工作的巨大压力。直到现在，他和朱镕基的一段对话仍然时常被人提起。当时刘鸿儒被朱镕基找去谈话，刘鸿儒说：我这是火山口的工作，不好做，也做不长。朱镕基回答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刘鸿儒回答说：出了事情哪有让总理承担的，当然有我来承担。
就这样，刘鸿儒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拿着借来的办公经费，开始了第一届证监会的工作。
证监会初期的工作很辛苦，毕竟部门创立之初"家徒四壁"。当时刘鸿儒邀请台湾的证券专家到北京开座谈会来介绍经验，座谈会的钱还都是台湾专家出的，因为那个时候证监会还没有开支。但是刘鸿儒却没有因为这些外在原因就放慢了工作的步伐。为了学习外国的证券知识和经验，刘鸿儒动用自己的“关系”，请海外的朋友收集有关世界股市发展的相关资料。同时，他也把国内的工作放到了强化规范与防范风险上。此外，他还启动了《证券法》的起草工作。
刘鸿儒跟证监会的同事讲，我是第一任主席，我们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
离任后的“刘头”
在担任证监会主席的这段时间，刘鸿儒获得了同事一个充满情意的绰号——“刘头”。1995年，“刘头”从证监会主席的位置离任，开始了他证券人生的另外的辉煌生涯。只不过，刘鸿儒不再以监管者的身份在哪里摇旗呐喊，而是更像一个学者前辈一样，呵护中国的资本市场。
刘鸿儒十分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在刘鸿儒看来，"要推进金融业改革，必须培养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早在1980年代初，当时身为分管银行改革的人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就动议组建央行研究生部。1981年，央行研究生部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里诞生，从此以后，"五道口"也渐渐地成为了中国金融人才黄埔军校的代名词。这些年，除了在央行研究生院，他自己还在多个大学担任教授，博导，把自己的丰富知识传授给后进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上交所总经理朱从玖、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官员，刘鸿儒一直坚持对证券市场的理论研究与总结。30多年来，他发表了多篇专注与译著，论文数百篇。
回顾刘鸿儒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独特贡献，我们不难看出，刘鸿儒在金融界的“教父”地位实在是无人可撼。中国证券市场能在二十年中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与刘鸿儒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我们理应为他这么多年来的操劳和努力，给予更多的掌声。
第1页:刘鸿儒：开荒修路人第2页:8.10事件的前前后后第3页:中国股市发展需要公平
一事：
8.10事件的前前后后
8.10前夜：认购证！认购证！
如果说1991年的中国股市是冷热不均的，那么1992年的中国股市则是狂热的。在这一年，一张叫做认购证的纸片掀起了一段股市狂潮，其造成的影响至今仍然值得让我们思考。
1992年1月13日，上海管理层推出了新股发行办法：1992年股票发行实行认购证摇号中签购买股票，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有效期是1年。认购证刚一推出便受到了股民热捧，大家争相认购。因为这时候的股民已经认识到，只要能获得认购证购买到新股，那么通过新股上市而一夜暴富的梦想就有可能实现。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认购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管理层也不得不改变初衷，原本只预备发行100万张的认购证，结果最后发行了207万张。
但这仍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为207万张同全中国渴望财富的人数相比，实在太小了。于是，认购证的黑市便出现了。最后一张30元的认购证，竟然被炒到了3000元，增长了100倍。
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引发股市暴涨。由于当时市场没有涨停板限制，沪市一日涨了105％。随后上证指数连飚两日。股市的暴涨使得人们越来越相信：炒股，的的确确能令人一夜暴富！
上海的这种狂热情绪很快就传染到了另外一个市场——深圳。所以，当深圳宣布将在1992年8月9日与10日发售股票认购申请表的消息后，那些渴望财富，却又在上海失落的股民都沸腾了：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吗？
于是，在当年的8月初，大批的内地人开始涌入特区深圳。他们去深圳的目的不是打工也不是经商，而是去买认购证！
据有人估计，当时短时间内涌入深圳的认购者超过了150万。巨量的客流甚至给当地的火车票贩子也带来商机，当时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票价也被炒到了200元。
而除了涌入的人群，身份证则通过邮寄的方式进入深圳。由于规定持有身份证的居民均有资格购买认购证，这使得身份证收购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大买卖：谁拥有的身份证多，谁就能购买更多的认购证。据亲历者说，当时的身份证都是用麻袋装起来邮寄到深圳的。
8.10事件：一场混乱的风波
当时，深圳一共设立了300个新股认购申请表的发售点，但300个网点对于百万人来说，仍然是显得太少了。从6号开始，各网点门前就有人排队，到了9日早上，排队人数估计已有了100万人。许多人是全家出动，带着小凳子、床、纸箱、报纸等排在了长龙之中。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都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但毕竟是僧多粥少。8月9日晚9时，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部发行完毕。但是大量的排队人群却根本没有买到认购证。不但如此，排队购买的群众发现，许多网点发生了严重舞弊行为。
据当时的亲历者说，有的发售点开门营业仅仅两三个小时便宣布抽签表卖光，数千人的长队中，竟只是三十多人买到了抽签表；有的发售点在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数千名投资者悲观失望之时一些“黄牛”便手握数以百计的抽签表登台亮相，以每张700元至1千元的价格兜售。
“有黑幕！”购买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迅速在人群中传开，这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8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原定于8月10日下午6时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时。这一变动更惹怒了没有买到认购证的人群。他们认为，银行推迟收表截止时间是为了让那些舞弊者有更充分的时间去高价卖掉他们靠走后门获得的认购表。
8月10日傍晚，数千又累又失望愤怒的股民开始聚集、围观，他们打出“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的横幅，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
晚上8时左右，情况出现恶化，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造成交通中断。随着事态发展，少数人开始行使暴力，打砸并防火烧毁汽车等，维护秩序的警察也出现被打伤的情况。公安防暴队不得不开始向人群施放催泪弹，用高压水枪灭火、驱散人群。
8月10日晚11时，深圳市长助理出面，见了请愿者，宣布了市政府的五项通告，决定再增发50万张认购表以缓解购买压力。每表9月份以后可兑换抽签表10张，中签率不变，并于当晚10时左右出动数台广播车播发了这一决定。这使得事态很快得到控制。
11日凌晨，深圳市一些印刷厂开始赶印新股认购表兑换券，下午2时起开始陆续发售。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等部门也贴出公告，表态将从严处理徇私舞弊者。监管层的态度也再一次使得事态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8.10后续：影响与意义
“8•10”风波期间，深圳股市遭受重创，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跌幅为8.1%。此后深圳股市也元气大伤，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股市价164点才止跌反弹。上海股市也受到深圳“8•10”风波影响，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19%。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宣布了对“8.10”事件中舞弊者的调查及处理情况：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举报；从2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安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最后被公开处理的“罪大恶极”的9人，其中7人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
震惊中外的“8.10”事件到这时也算终于平息。
1992年8月10日之后，国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发行工作。
此外，“8•10”事件也使得监管层认识到，规范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增进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在“8•10”事件之后的两个月后，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国证监会。朱镕基任证券委主任，刘鸿儒则成为首任证监会主席。
而从“8•10”事件这个时候开始，对于股市公平性的反思与争论也成为伴随股市20年成长的一个重要命题。
1992年深圳特区新股认购，抢购股民证的长队秩序极度混乱，众男女只好前胸贴后背，一个紧抱一个，在利益面前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尊严。
第1页:刘鸿儒：开荒修路人第2页:8.10事件的前前后后第3页:中国股市发展需要公平
一思：
中国股市发展需要公平
发生在1992年的810事件，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揭示了中国股市迄今为止仍存在的致命伤：公平性的缺失。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810事件中，没有存在某些人的徇私舞弊行为，而仅仅是认购证的供不应求，那么即便是排队几个日夜买不到认购证，那么广大的股民也不会如此愤怒，更不会导致产生暴力行为。但是，认购证销售中的不公平行为却最终酿成悲剧。
回顾股市发展的岁月，我们发现，在中国股市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市场出现的不公平情况，大致有两种。
首先是操纵股市、官商勾结、内幕交易等不正常的现象总是屡禁不绝。这些现象不但损害了股市的健康发展，更可怕的是，它们对无数的中小投资者造成了直接的伤害。这种伤害，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中小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受到了打击，投资理念产生了歪曲，对股市公平性也产生了质疑。对于这种长期存在的情况，很多专家学者早就直陈其弊端。早在2001年，著名经济学家就称中国股市是“赌场”。在赌场里，能纵横捭阖杀出庄家重围的中小股民能有几个？
如果说第一个不公平，是所有新兴市场不得不面对的情况，随着经济法制的发展以及监管措施的健全会陆续好转，那么第二种不公平，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就是，我国股市发展的定位本身就存在偏差，在衡量效率和公平时，过于注重前者，导致股市运行往往优先满足“政策性”、“战略性”功能，而忽视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这种不公平的具体表现就是，管理层往往不顾及市场的具体承受能力，而仅为了实现公司的圈钱计划，就不停的批准新股上市或者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这种做法的结果大多数时间都是会让股市迅速失血，股指也因此往往产生剧烈的波动。而在剧烈的波动中，最大的损失者仍旧是中小投资者。
这两种情况，可以说是中国证券市场上面对的最大不公平，也是监管者最需要处理的两个大问题。因为无论是过去的经验教训，还是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在告诉我们，只有处理好股市的公平问题，维护占绝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股市的发展才能够健康持久。而如果做不好“公平”这项工作，即便其它工作做得再好，最后也难免出问题。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监管者应当纠正一个误区，即过分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政府利用股市来获得资金谋求企业发展，也许还说得通。但是在股市已经走到现在这样的成熟阶段，如果继续这种不顾及中小投资者感受的圈钱行为，则不仅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也与国家鼓励居民实现财产性收入的指导原则不符。
其次对于证券的监管也应该持续加强。虽然我们需要承认，经过多年的改革努力，目前中国股市的监管水平已大有改善。但是，与国外成熟股市相比，国内市场上各种违规行为仍然存在，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股市的合理秩序，不利于股市公平。因此，证券监管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股市的执法监管力度。对于那些违规的市场行为，不能只惩罚在口头上，必须落实到位，否则所谓严格监管只能是说说而已，形不成真正的威慑力。
正如著名市场评论员时寒冰所说，中国股市最大的不公，就是对普通投资者索取太多而回报太少。中国股市之所以暴涨暴跌，在于制度缺陷所导致的种种不公，不能给投资者相应的回报和明确的预期，人们只能带着赌的心态去投机。对任何一个市场而言，只求索取不给投资者回报的结果都必然是遭到唾弃。因此，要解决中国市场的种种问题，必须要解决好股市的公平问题。除此之外，别无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