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高饶事件”是如何传达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4 18:38:33
（《党史博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
“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内出现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关于这次事件的传达，由于资料不足等原因，此前的文章和著作均鲜有论及。新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披露了一些这方面的史料，补足了一些已公开资料的不完整部分，为给“高饶事件”的传达过程勾勒一个大体轮廓提供了可能。
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从10个方面揭露了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举行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和揭发他们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在2月25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综合43人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进行了总结发言。发言提纲从10个方面揭露了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此外，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发言提纲还分析了高岗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并总结了从高岗事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2月26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为送审周恩来的发言提纲致信在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毛泽东。刘少奇在信中说：“这是恩来同志在高岗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准备发给省市委书记以上，用口头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传达。另附若干事实材料，请主席审阅修改并示复。”2月28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恩来同志2月25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陈伯达对周恩来发言提纲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加强了对高岗所犯错误的分析和批判，并且补充了向全党高级干部宣布高岗的错误，向全党公布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在报上公布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主要内容的必要性等内容。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3月3日，中共中央将提纲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书记，党中央各部委部长和主要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书记，军委各部门首长和军以上党委书记，指示他们亲自收存，准备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作口头传达时之用。此外，还通知他们：有关高岗错误事实的若干材料和饶漱石所犯错误的文件，将在以后陆续发出。
3月4日，也就是提纲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遵照毛泽东2月28日致刘少奇信中的指示精神，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介绍会议的情况和关于高岗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以及应该吸取的教训，阐释学习全会文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召开四中全会的目的，一是要通过治病救人的方法，帮助犯错误的干部觉悟；二是要“教育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提高政治觉悟，来加强党的团结”。从暴露和揭发出来的事实看，“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的地步。就是说，他没有一种公开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来同党的主张和纲领对立，而是企图通过阴谋活动来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目的。尽管四中全会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他在四中全会上和会后的座谈会上也作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实际上是拒绝反省的，并且以自杀来自绝于党和人民。“因此，对高岗目前有些悔罪的谈话，我们还不能轻于置信。”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饶的问题归纳出四项结论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和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会议共开了七次，前四次着重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第五、六次是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错误进行揭发，第七次是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和陈毅发言。
3月1日，邓小平、陈毅和谭震林就座谈会情况报告中央，对饶漱石的问题归纳出四项结论：一、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二、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多年来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饶漱石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派系林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三、饶漱石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搬到党内来施展。四、饶漱石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报告还总结了党在揭露饶漱石的错误时应当吸取的教训。
3月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次日，中共中央将报告转发各地，转发范围及指示内容与转发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完全相同。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开始时对“高饶事件”的传达是相当审慎的。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只转发到省（市）委书记及相当级别的党内高级干部，并且指示他们亲自收存，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只能作口头传达。鉴于高岗、饶漱石原来在党内地位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中央在初始阶段对“高饶事件”的传达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必要的。这可以尽量减小由此在党内引起的政治震荡。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又适时扩大了“高饶事件”的传达范围。
“高饶事件”在党内的传达范围由省军级干部扩大到县团级干部
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等的报告转发后，各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始进行传达。
3月24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就传达高饶问题计划报告中央。其主要内容是：一、传达范围：各省委、市委传达到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以上及相当这一级的干部。军队系统传达到正、副团级以上干部。二、传达方法：第一，省、市委首先召开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包括省军区党委负责人及若干地委书记在内)进行传达讨论。省、市委扩大会议之后，随即由省委召集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以上及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会议进行传达，省军区范围内的正、副团级以上干部，即参加省委召开的这一传达会议。第二，各军首先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会后由军党委直接召集正、副团级干部传达。报告还提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罪恶的各项具体材料，希望早日发下，以作为各省市委、军党委领导同志向下传达时统一的根据。
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传达计划，显然超出了中央规定的传达范围。接到华北局报告的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进行了讨论，认为要发出此电，中央直属机关如何作进一步的传达，则另作安排。3月25日，中共中央将华北局关于高饶问题传达范围的报告转发各地党委参考，并指出：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应发给各地委、县委书记及军队中师和团党委书记，并由他们带回去向地委、县委各委员及师和团党委各委员传达。在城市以及机关和学校中亦应向上述相当的党内干部传达，但在县团级干部中应以高饶问题作为背景事实，集中注意于传达和学习四中全会的文件。关于华北局希望早日下发高岗、饶漱石反党罪恶的各项具体材料的请求，中央明确表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其他文件目前不拟发出。这样，中央关于高饶问题的传达范围已正式扩大到党内县团级干部。
中央转发华北局报告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详细介绍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事件”在党内的传达，也引起了在新疆的苏联工作人员的关注。1954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致电西北局并中央。电报说：一、中苏金属公司的苏联同志要求我们向他们介绍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和情况，我们可否介绍，应介绍哪些内容，介绍给哪些同志？二、新疆有迪化(当时已改称乌鲁木齐，迪化是当时的习惯性称呼)、伊犁、塔城、阿勒泰、喀什五处苏领馆，如领事同志询问七届四中全会情况时，我们可讲哪些内容？
5月22日，中央电示新疆分局：关于党的四中全会和高饶问题，你们可找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一谈，可将政治局向四中全会的报告和四中全会决议送给他，另根据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扼要说明高饶问题。对于中苏公司及其他苏联同志可请苏联总领事酌情转告，你们不必另外谈话。四中全会两个文件，亦可同意总领事送给其他苏联同志阅读。
“高饶事件”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与此同时，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
经过党内5个多月自上而下的逐级传达，向全党传达高饶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进一步深入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和在全党范围内宣布高饶反党、反中央和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决定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行为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进行传达。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应即根据四中全会的文件和《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以及中央发出的其他有关文件的精神，在农村和城市的一切支部大会上向党员作报告(青年团员参加，某些非党积极分子也可参加)。具体部署由各级党委自行安排，军队系统由军委总政治部规定，党中央各部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由两个直属党委规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在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应由党的负责同志将高岗、饶漱石问题向他们作适当的通知。这一传达工作，应在9月底以前结束，并将结果上报。
鉴于“高饶事件”已开始在全党范围内传达，1954年8月3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建议由我驻兄弟国家大使直接向所在国党中央负责同志传达，并附带提及高岗在2月17日自杀未遂，经过党的半年管教，毫无悔悟，又于8月17日自杀死去。饶漱石则仍在检讨中。同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照办。”刘少奇批示：“同意这样办。”9月1日，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
1954年8月17日，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团员传达“高饶事件”的指示发出。为保证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于9月初转发了中宣部《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报告提纲》。该报告提纲共四部分：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二、高岗、饶漱石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反映了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破坏党、分裂党和瓦解党的要求；三、揭穿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胜利；四、全党同志必须从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吸取政治教训。中央在转发该报告提纲的通知中说：“根据中共中央1954年8月17日关于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现在发给你们《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报告提纲》，以供应用和参考。这个提纲只印发给作报告的同志，不要登党刊。并且要告诉作报告的同志，在对党团员作报告时，除了提纲中所举的事实外，不要另举其他不适当的事实。”该通知和报告提纲的发出，有力地指导了各级党委的传达工作。历经半年多的时间，高饶问题的传达于9月底前结束。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高饶事件”以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彻底暴露和失败而告终。
揭秘：高饒事件後 毛澤東為何同陳毅談《聊齋》
2010年11月06日 15:37:06 來源：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近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頻道推出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尹家民編著的《紅墻知情錄》全三冊。共包括：《紅墻知情錄（一）——新中國的風雨歷程》、《紅墻知情錄（二）——開國將帥的非常歲月》、《紅墻知情錄（三）——共和國外交軼事及兩岸風雲》。
《紅墻知情錄》（全三冊）作為《紅墻見證錄》的姊妹篇，以親歷者的口述，知情者的筆錄，平實細膩的筆觸，為我們講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些重大決策的幕後故事，重大時刻的動人細節。
以下為《紅墻知情錄（一）——新中國的風雨歷程》節選。（孫琳）
高饒事件後，毛澤東同陳毅談起《聊齋志異》的妙處，結論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1953年12月，10多年來一直在明裏暗裏“整”陳毅，破壞他和上上下下關係的饒漱石，被揭露出來。中央通知陳毅來京議事。陳毅到達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澤東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別墅去談話。
多年來陳毅為改正自己的“毛病”，比較注意少說話，以免“言多必失”。所以這次玉泉山談話，一向直爽的陳毅一開始沒有說真話。當時毛澤東在詢問了華東執行總路線的情況，談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和國家領導體制以後，忽然向陳毅問起他所了解的饒漱石的情況來。饒漱石長期與陳毅對立，他的問題陳毅最清楚；但是此時饒已調到中央任組織部長，陳毅對他在中央及與中央主要負責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已經無從知曉，所以毛澤東問起饒的情況，陳毅不但沒說饒的問題，反而按過去多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饒幾句好話。卻見毛澤東眉頭一皺，表情暗淡。陳毅告辭出來，也覺出異樣，便問一位中央機關的負責人。那位負責人說：“主席問你，是為了聽你說真實情況！”陳毅深為自己的過慮懊惱，當即返回毛澤東房裏，檢討了自己的顧慮，把自己所接觸所懷疑的饒漱石的言行和盤托出。 毛澤東表情為之釋然，指著陳毅笑道：“你這個陳毅，我一看就知道你沒說真話！”而後毛澤東把已經掌握了的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又找陳毅去談話。這次專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談到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1949年10月，各大區都由大軍區的司令員擔任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兩次說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由陳毅擔任，陳毅覺得自己是大軍區司令員又是上海市市長，夠忙了，推辭說讓饒漱石當。毛主席吩咐讓華東局同志們討論，饒漱石得知此事後對陳毅說，你不擔任我擔任。根本沒在華東局會議上討論，就用華東局名義報中央以他為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到北京，毛主席問起此事，饒漱石撒謊說：華東局幾個同志都不同意陳毅擔任，只好由我來擔任。這樣一來，饒又是華東局書記，又是軍政委員會主席，就顯得比所有的大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高一頭了。
陳毅市長檢閱駐滬人民解放軍毛澤東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毛澤東還說：“就這件事而言，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就使黨受損失。”
後來，陳毅又和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等一起，應召到毛澤東處專門討論高、饒問題；並列席1954年1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增強黨內團結的決定》。
毛澤東把對高、饒的鬥爭布置妥當，便出京休養去了。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開幕，劉少奇受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委託向全會作了政治報告。陳毅也經過認真準備作了題為《為增強黨的團結和鞏固與提高黨中央的威信而鬥爭》的發言。他談了對圍繞高饒事件展開的這場黨內鬥爭的認識，提出不僅僅處分幾個人，而要達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時，也坦誠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劉少奇親自到陳毅住處，誠摯地向陳毅道歉：過去我看錯了人，信任了饒漱石，使你受委屈了。這使陳毅十分感動和振奮。 3月14日，毛澤東南巡途中將路過太湖之濱的無錫。當時，陳毅正在濟南出席山東分局的會議，聞訊即趕赴無錫迎候。當日，把毛澤東迎至太湖療養院。次日，毛澤東即邀陳毅去談話。此次談話，氣氛格外融洽。他們聊到階級鬥爭，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假象與本質等等。有一句話特別觸動陳毅，就是毛澤東說的“伸手豈止高饒”。毛澤東說，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擴大化的嫌疑。毛澤東往往對他將要任用的人細致觀察。他不但看了陳毅在中央全會上的發言，而且認真地閱讀了陳毅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在6月8日夜頤年堂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當著眾多的黨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說到陳毅的發言和報告，大加讚許。他說華東局擴大會陳毅的發言，已能概括，有點理論了，只是其中有一點尚需與他談一談。又說四中全會的陳毅發言他也看了，認為很好。6月22日，毛澤東邀請陳毅到玉泉山別墅，共進晚餐，談論工作。毛澤東談到山東、福建問題，反黨陰謀案件問題，同意陳毅在山東檢查工作的方針。這一次談話氣氛親切，話題廣泛，《聊齋志異》中《席方平》、《公孫九娘》的精妙之處也談到了。
《公孫九娘》說的是一個性格剛強的女子遭受冤獄的故事。而《席方平》則說的是一個性格剛強的男子不屈不撓告狀的故事。這篇故事，毛澤東讀得很熟。他認為，《席方平》這一篇就可以當作清朝的史料來讀。小說雖描寫幽冥，其實正是封建社會現實生活的投影。作者筆下的席方平這個人物形象鮮明，將現實社會的黑暗揭露得淋漓盡致。這篇小說，毛澤東不僅自己愛讀，這天特意講給陳毅聽。毛澤東對席方平受鋸刑時忍而不號特別讚賞。他說：這篇小說的主人公覺得，陰曹之暗昧尤甚于陽間。毛澤東講《公孫九娘》、《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陳毅懂得，老實的人，按科學辦事的人，雖然要歷經磨難，冤案終能昭雪。他說，幹部要有堅持原則的勇氣，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幟鮮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職、勞改、開除黨籍、老婆離婚、坐班房和殺頭。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就什麼都不怕了。
陳毅說他近日要回華東了，行前，毛澤東說了兩句具有總結意義的諺語：“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高饒聯盟徹底查清後向陳毅說這兩句話，含義當然是深遠的。
《国史札记》读后
林蕴晖教授的新作《国史札记》，充分利用近年来的新史料，钩沉梳理了建国以来党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廓清了一些历史之谜。该书虽以国史冠名，实则论述的还是建国后的中共党史，而且主要是关于党内高层一些重大事件的诸多问题。作者解读历史，从建国伊始一直 伸延到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之行，时间跨度很大。主要集中于这几个问题：1、毛泽东与刘少奇政见分歧的发端与发展；2、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前因后果；3、1950年代围绕工会工作方针的两次争论；4、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和关系破裂；5、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事件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6、“大跃进”运动与1960年代的中国政治走向；7、个人崇拜与“文化大革命”关系等等。
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把1954年党内高层发生的高、饶事件作为解读建国后党内分歧和斗争的轴心问题，披露了一些新史料，发表了一些新观点。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长期以来，党史上一直把这一事件作为党内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称为“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因高、饶事件被错误处理的一批领导干部得到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邓小平否定了高、饶事件是“路线斗争”的传统说法，但认为当时对高、饶的处理是正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虽然称高、饶是 “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但过去路线斗争的说法是没有了。
近些年来，随着更多的史料浮出水面，对高、饶事件的再研究也重新提到了学者们的案头。一些在高岗事件中的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了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张明远的《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和高岗秘书赵家梁等人的回忆，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情况，有非常重要的存史价值。我们从中得知，高、饶事件中的两次关键会议，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比以往公布的情况复杂得多；高岗和饶漱石，各有各的问题，是很难“联盟”在一起的。特别是张秀山的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在1953年初密令高岗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事情。
作者在书中根据多年收集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新史料进行了梳理，澄清了关于高、饶事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和解读，比如，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发生政见分歧，使毛泽东产生重选接班人的想法，意欲高岗为接班人；“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是毛泽东以新税制为靶子，通过批薄一波，达到把中央高层思想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结果；高、饶事件的处理，今天来看，并不是“比较宽的”，牵连了不少高级干部，如东北局一批领导干部的张张赵马郭“五虎将”冤案，如山东分局书记向明错案和上海公安局长扬帆冤案，都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据此，人们可以弄清高、饶事件发生的基本脉络。
高、饶事件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这个教训是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正是因为党内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才有了1957年反冒进的批周恩来、陈云，才有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才有了“文革”的打倒刘少奇，才有了……。前车之鉴，读史者不得不深思。(《国史札记》（事件篇），林蕴晖著，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