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失业率是如何炼成的

当前失业问题是困扰各国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关于失业问题的根源，存在两种争议，一种认为是劳动力相对过剩导致，即由于总需求的萎缩，生产也随即萎缩，从而导致工人失业，而且，这也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因此，应当扩大刺激政策，创造就业，让工人们重新走到工作岗位上去。

另一种认为，现在的工人失业是“结构性”的，即由于需求的变化，而工人供给没有跟上，需求与供给不一致导致的。比如说，现在需要更多的高科技人才，而劳动力市场却大量供给的是低端人才，那么，一部分人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部分人认为，刺激政策对于就业没有用。即使是刺激，只能增加过剩产业更大的过剩。

前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长、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隆对于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描述是，结构性失业确实存在，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当那些在其他情况下本该愉快、健康且努力工作的劳动者，因缺乏技能、信心、社会网络及经验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时，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但是，他认为，当前美国的高失业率并非由结构性失业引起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并非来源于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社会总需求下滑，而是因为“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与社会的需求相衔接。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多种多样，而劳动者也应该有能力去满足。这些就是所谓“错误配置”的结构性失业。

因此，他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需求转向了其他缺乏足够熟练工人的行业，而是一个社会总需求的下降。这种情况在三年内会与结构性失业的表现非常类似。在三年内，我们会看见劳动力短缺，工资上升，某些新兴行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同时也会看到其他行业的高失业率。

我们说，德隆教授对于美国高失业率的见解有一定道理，因为美国此次危机依然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但是，美国毫无疑问也有“结构性失业”的情况，这是因为美国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的。美国依仗着金融业，忽视了制造业的发展。虽然金融业和房地产的结合，让美国出现短暂的繁荣，但却对美国的劳动力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伤害。因此，美国政府在积极在直升机上向华尔街直接撒钱外，还特别提出外贸倍增计划，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币升值，美国佬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原因也在于此。

我们国家的失业情况恰恰与美国有所不同。中国现在存在着结构性的失业，比如那些夕阳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以及很多过度竞争的产业，这些产业剔除了很多工人，但同时，很多高端产业，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劳动者。特别是中国的大学生，所学的技能和知识，根本难以适应现代产业布局的需要，很多人只能考公务员，或者与农民工争饭碗。

另外，很多国企下岗工人，以及一些年龄偏大的劳动者，也很难适应产业结构需求的转移与变化，成为待业者。

不过，随着中国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时代过渡，产能过剩与需求萎缩或者难以跟上产能的跃进，也导致很多工人待业。很多民企从事的制造业，许多行业已经过度竞争，许多企业倒闭，需要重新开放垄断产业。李荣融说，中国每年都有5000家国企倒闭，这一块也有很多人待业。大部分来说，都是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导致了传统劳动力需求减少，向新兴劳动力类型转移，但这在个过程中，出现了资源错配。由此可见，中国的失业和待业人口很多，温总理曾经说有两个亿，基本上都是这样混合型的原因导致的。

我国解决劳动力就业，需要系统系的改革。

第一，首先要搞好劳动力需求调研和趋势预判，学校培育的大学生应当能够适应新的产业需求，很多学校专业设置都是拍脑袋几百年都不变，这根本就不适应现代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变迁。还有对于从传统产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应当给他们重新培训的机会。这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结构性失业”带来的压力。

第二，必须要开放垄断产业，给予民企与国企同样的市场待遇，增加普通民众就业的机会。只有普通民众的工资增加了，才能有能力消费，解决总需求不足引起的产能相对过剩。另外，也可以让民企转移过剩的领域，有利于需求结构的调整，不至于不需要的多的要死，需要到的少而又少，享受垄断高价，损害社会发展的肌体。

第三，鉴于信息的不对称，权威部门应对加强对于产业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发布，对于区域劳动力市场变化也要多加宣传。在农村普及网络，减少搜寻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废除区域壁垒，减少收费和运输成本。以增加蛋糕为目的，不一分蛋糕为核心。

第四，要放开服务业，给服务业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利用服务业的吸纳劳动力的海绵效应，减少失业率。

 冯子杰：中国的中产阶层为何不幸福?

   　　所谓幸福，不就是更多地满足欲望吗？但如果是为了这个，而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更高的风险抑或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正负抵消，幸福不会打折吗？所以我赞成“幸福总值”这一说法。­

　　世间的事情总是要多方面考量的。建昊集团老板袁宝璟，才40岁，身家几十个亿，收入可谓高了吧。但他幸福吗？有些事摆不平，就杀人灭口，结果把他几个兄弟全都卷进去了，判的判死刑，坐的坐牢，幸福也全毁了。为了幸福而拼命增加收入却毁了幸福的事情已经太多，所以说，幸福并不等同于利润。如果用“幸福总值”衡量，恐怕应该是“精神利润”越多才越幸福，它包括健康、进取、舒适、自由、充实、富裕等。­

　　有报道说，国内中产阶层缺少幸福。其实，幸福和物欲享受是两码事。“中产阶层”焦虑什么呢？据说主要是“社会保障”的匮乏、“竞争压力”的增加、难有“安全感”等等。原来中产阶层也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习惯于把幸福定义为“物欲”，所以崇拜GDP，不约而同地挤向大都市，拼命挣钱。而《幸福研究杂志》近日公布的“生活满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加纳名列前茅，英国反而被远远甩出前20名之外。虽然乌拉圭仍然没有摘掉贫穷和贫富不均的帽子，乌拉圭人的幸福感近些年却增长了近10%。反观国内中产阶层为什么不觉得幸福，就容易明白，他们手中的财富可能“不确定”，加上“竞争压力”加强，使他们疯狂追求高工资，却生活得如蚂蚁一般，当然感受不到多少“幸福”。­

　　虽然不丹这个小国家人均GDP只有700多美元，不丹人却很幸福。我不是说不需要追求富裕，而是说，他们的社会理念重在“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称之为“不丹模式”。也就是说，人家并不一味追求GDP的数字，而追求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所构成的“幸福总值”，追求社会公共生活和个人的精神满足。­

　　这么说来，欧洲人的“精神利润”就比美国人高了。虽然他们的收入要比美国人低30%左右，但美国人工作时间远远多于欧洲人。美国人平均每小时工资16美元，可欧洲国家普遍都高于美国。他们更多地把金钱和时间消耗到度假、福利享受和精神消费上去了，比如，英国人仅仅为宠物请事假就致使全国损失了270万个工作日，而德国目前高达13%的失业大军中，到底有多少属于自愿失业者（放弃就业）也是个不明不白的事情。看来，无论是国与国之间比较，还是同一国度的人与人比较，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影响人的幸福感。所以，要提高自己的幸福总值，还是那句话：没有钱固然不行，只挣钱也是万万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