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战争责任（上）

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田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戦時統制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书，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

客观地说，战后日本对于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也还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有任何“反战”的含义。因为除了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象而寻找战争责任，追究战争根源的反思之外，也有推卸责任或是美化战争的反思。但总的来说“反战”在日本战后的言论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

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问题上都是持这种态度，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还是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就连在其它问题上表现得很右倾的《产经新闻》真正到了对那场战争本身定性的时候也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所以可以整个地说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还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受批判最多的还是这些主流媒体。

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发动和进行了战争的军部已经不再存在。协助战争进行的政府各衙门也被美国占领军多次分割改组，除了外务省和大藏省之外战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复存在。而鼓吹开战，力主建立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在东京审判期间死亡，剩下来的重光葵，贺屋兴宣这两位名列甲级战犯的外务大藏大臣战后重起，先后担任过外务和法务大臣，但是他们在国会答辩和出版的回忆录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省了自己和自己主管部门的战争责任，就是说起码他们向日本国民还有过谢罪的表示。

而那些主流媒体呢？名称没变，人员构成也几乎没变，变化了的只是言论口径，从战前和战中那些铿锵有力的鼓舞着日本人去“爱国”，去力战，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壮语摇身一变而成了对军部，政府和财阀的猛烈批判，往事全部如烟。对战争负责的只是那些军人，官僚和政治家，似乎从来没有过传媒什么事，不仅如此，现在能看到连篇累幅地宣传军部在战争中是如何扯谎造谣，钳制舆论，不让国民知道事实真相，似乎传媒只是单方面地受害者，只有军部才是坏人。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以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为代表的军部所进行的舆论操作和东条英机使用宪兵以及特高警察所进行的舆论压制确实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传媒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实际上在认真追查真正责任的时候能发现军部的言论统制和传媒的狂热煽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说不清楚的问题。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是“满洲生命线”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生命线”给普及了出来。

实际上上世纪的大正年代（1912-1926）的日本的自由主义空气是很浓的，甚至有一个叫做“大正民主主义”的词。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不景气中，因为传媒的宣传，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还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恶的对象。

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9.18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一直到战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

不但如此，传媒对于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于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2年10月，旧国联排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在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的同时也批判了关东军的《李顿报告书》，就这种批判也已经使日本传媒无法忍受了，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开始了批判，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去了，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

日本媒体一直在叫嚷裁军，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政府和海军内被称为“裁军派”的一部分人主张接受裁军，而被称作“舰队派”的反裁军的海军军令部的那些人搞出来了一个“统帅权干犯”的问题上，意思是军队的军备和作战一样，是属于天皇所掌之“统帅权”的一部分，政府不能干犯，所以政府不能插嘴裁军问题，这个时候大多数媒体还是站在条约派一边，当时的《朝日新闻》主笔诸方竹虎在战后的回忆中说9.18事变的当时军部对于传媒是否会站在军部一边没有任何把握，甚至把传媒也看成一个潜在的威胁。

实际上在9.18事变之时军部得到了传媒的全力支持。32年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的时候也得到了全国一百三十二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唯一反对就只有《时事新报》一家，怎么会在一年之内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这里面有很大一个理由是商业主义。

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还是两大报纸为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作为这两大报纸的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成为了三大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