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日本的战争责任及战后的责任认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02:25:07
日本朝日新闻社2010年6月发表了一份日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调查项目有：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日本的谢罪充分吗？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吗？回答“尚未解决”的日本民众有52%，而认为“谢罪不充分”的仅占30%，“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的占30%。韩国民众的回答分别是：“尚未解决”占94%，“谢罪不充分”占97%，“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占89%。
8月15日，参加和平集会的日本友人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敬献花圈。当日，二战被日本强掳劳工遇难者家属、日本友人和南京各界人士等300多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举行和平集会，祭奠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摄
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民众认为，谢罪和补偿问题，并不一定是解决历史问题的焦点；而韩国民众要求解决历史问题、谢罪和补偿连贯在一起。
那么，日本民众考虑的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朝日新闻》投稿专刊“为后代讲述战争”的内容是个很好的线索。投稿人都是经历过战争将近90岁的人，但无论男女，他们讲的内容，多数是从战争受害者角度讲述受到原子弹轰炸和空袭后的痛苦体验。日本考虑的历史问题，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而对于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角色，却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原本应该作为国际问题的战后处理问题、战争责任认识问题，在日本却成了“国内问题”。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日本的战后教育存在结构性问题。从去年开始，我在大学开设了名为“东亚和平咖啡”的公开课，目的在于了解“日本的眼光”和“东亚的眼光”之间存在的差距。以我在课堂上对日本部分大学生的现状了解看，学生们知道日本在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中“好像干了坏事”，但不知道具体做了什么。当他们目睹耳闻俘虏和农民被刺杀练习、大规模屠杀、强制劳动、人体试验、强奸等的具体证言和照片后，表示吃惊，才“发现”亚洲“愤怒”、“仇恨”的缘由，同时，加深了对只写些表面现象的学校教科书的怀疑。
可以说，他们关于战争的些许知识，基本是受到右翼漫画家小林吉则的影响。日本与受害国之间存在的关于战争责任的结构性认识差距，产生于战后日本回避了加害面的成长历史。然而，日本却几乎没有认识到存在这种差距。
但是，在日本，积极从事这项课题的人们依然存在，以下就是两个事例。
一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加害证言与和平活动。二战结束后，约有1100名日本战犯在中国的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收容所接受了战犯教育。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开展了加害证言活动，1957年出版了《三光：日本人在中国的战争犯罪告白》，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它现在仍是证明日军残暴行为的重要资料之一。他们的活动遭到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击，为了与“自由主义史观”论争，20世纪90年代，他们又创办了季刊《中归联》。
当事人基本都已90岁左右，但他们至今仍在开展证言活动。他们并不认为道了一次歉，就可免责了。现住岛根县的原39师团士兵难波靖直将满90岁，至今仍在进行证言活动，终生进行着“未完的认罪”。
二是明治学院大学的反天皇主义声明与战争责任告白。明治学院大学是一所基督教的私立大学，近年，他们也对曾经配合战争且战后长期没有反省的行为表明了态度。1988年秋，有过军队经历、时任校长的森井真出于“忽视国民，优先天皇的社会，就是没有反省昭和”的信念，拒绝了文部省因昭和天皇病重而要求大学自觉停止庆祝活动的要求。1990年，福田欢一校长加入了“基督教四大学校长声明”，反对举行天皇即位仪式。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时，校长中山弘正发表“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告白”，承认了责任，向中国、朝鲜半岛及亚洲其他国家表示道歉。中山校长讲到：做了坏事，在上帝和人前忏悔，是“理所应当”的“最起码”的行为，而这种“最起码”的行为，在日本却被表扬，被感谢，由此反倒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昏暗之深、罪孽之深。
以上两个事例的共通点在于：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坦承责任并道歉；把对过去的反省反映在现在的具体行动上；不屈服于保守势力的强硬反击。
正视加害方的行动，在日本决不能说已经很普遍。相反，容忍把谢罪和责任模糊化的姿态渐渐扩大，形式上道了歉就完事——在这种氛围浓厚的日本社会中，如何推广正视加害方的认识是一个课题。
8月15日，参加和平集会的日本友人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敬献花圈。当日，二战被日本强掳劳工遇难者家属、日本友人和南京各界人士等300多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举行和平集会，祭奠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摄
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民众认为，谢罪和补偿问题，并不一定是解决历史问题的焦点；而韩国民众要求解决历史问题、谢罪和补偿连贯在一起。
那么，日本民众考虑的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朝日新闻》投稿专刊“为后代讲述战争”的内容是个很好的线索。投稿人都是经历过战争将近90岁的人，但无论男女，他们讲的内容，多数是从战争受害者角度讲述受到原子弹轰炸和空袭后的痛苦体验。日本考虑的历史问题，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而对于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角色，却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原本应该作为国际问题的战后处理问题、战争责任认识问题，在日本却成了“国内问题”。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日本的战后教育存在结构性问题。从去年开始，我在大学开设了名为“东亚和平咖啡”的公开课，目的在于了解“日本的眼光”和“东亚的眼光”之间存在的差距。以我在课堂上对日本部分大学生的现状了解看，学生们知道日本在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中“好像干了坏事”，但不知道具体做了什么。当他们目睹耳闻俘虏和农民被刺杀练习、大规模屠杀、强制劳动、人体试验、强奸等的具体证言和照片后，表示吃惊，才“发现”亚洲“愤怒”、“仇恨”的缘由，同时，加深了对只写些表面现象的学校教科书的怀疑。
可以说，他们关于战争的些许知识，基本是受到右翼漫画家小林吉则的影响。日本与受害国之间存在的关于战争责任的结构性认识差距，产生于战后日本回避了加害面的成长历史。然而，日本却几乎没有认识到存在这种差距。
但是，在日本，积极从事这项课题的人们依然存在，以下就是两个事例。
一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加害证言与和平活动。二战结束后，约有1100名日本战犯在中国的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收容所接受了战犯教育。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开展了加害证言活动，1957年出版了《三光：日本人在中国的战争犯罪告白》，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它现在仍是证明日军残暴行为的重要资料之一。他们的活动遭到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击，为了与“自由主义史观”论争，20世纪90年代，他们又创办了季刊《中归联》。
当事人基本都已90岁左右，但他们至今仍在开展证言活动。他们并不认为道了一次歉，就可免责了。现住岛根县的原39师团士兵难波靖直将满90岁，至今仍在进行证言活动，终生进行着“未完的认罪”。
二是明治学院大学的反天皇主义声明与战争责任告白。明治学院大学是一所基督教的私立大学，近年，他们也对曾经配合战争且战后长期没有反省的行为表明了态度。1988年秋，有过军队经历、时任校长的森井真出于“忽视国民，优先天皇的社会，就是没有反省昭和”的信念，拒绝了文部省因昭和天皇病重而要求大学自觉停止庆祝活动的要求。1990年，福田欢一校长加入了“基督教四大学校长声明”，反对举行天皇即位仪式。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时，校长中山弘正发表“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告白”，承认了责任，向中国、朝鲜半岛及亚洲其他国家表示道歉。中山校长讲到：做了坏事，在上帝和人前忏悔，是“理所应当”的“最起码”的行为，而这种“最起码”的行为，在日本却被表扬，被感谢，由此反倒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昏暗之深、罪孽之深。
以上两个事例的共通点在于：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坦承责任并道歉；把对过去的反省反映在现在的具体行动上；不屈服于保守势力的强硬反击。
正视加害方的行动，在日本决不能说已经很普遍。相反，容忍把谢罪和责任模糊化的姿态渐渐扩大，形式上道了歉就完事——在这种氛围浓厚的日本社会中，如何推广正视加害方的认识是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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