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教授究竟是谁养活的？

^{_{于建嵘教授究竟是谁养活的？}}

                   许锡良

我的朋友于建嵘教授最近又惹事了。这回惹事的地方与对象竟然是我的老家江西省的万载县与县委书记。其实，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对是一个谦谦君子，极少发脾气的。我也多次听过他的演讲，他与一般的学者教授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完全靠钻故纸堆，皓首穷经，作迂腐的冬烘先生来糊口活命，而是，常常用自己一手调查而来的证据说话，而且那些证据中就包括有名有姓的农民工使用过的录音笔、窃听器之类的现代化维权工具，并且全部拍摄成照片上传于他的演讲PPT。有一次他在中山大学演讲，我前往旁听，并当场与他交流。当我说到他的学问是一步一个脚印用脚走出来的时，他立即说，学问还是首先要用脑袋来思考的。脚只是作辅助用的。于教授的演讲具有浓厚的湖南口音，但是基本上听懂没有困难，几乎对任何人说话都非常地谦和。像这样的人，要发出一点像样的脾气，并且“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还真是难得的一个热闹场面。事后据当事的县委书记说，对邀请于建嵘教授来演讲，感觉后悔莫及。可是，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可吃，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是要坦然接受的。这也告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后要邀请专家学者演讲，不要光看他的头衔与名气有多么响亮，还要看他的象牙里能不能吐出狗嘴来。否则，就是自寻烦恼。

但是，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且发生在他的邻近不远的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之后不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于建嵘教授于11月1日13:03，在自己的微博上的“画家村记事”内容让大家“耳目一新”，轰动一时的微博：

“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据报道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一话语迅速被众多网友围观，并被推荐进入“年度最牛语录”。

 这里我们不妨作点比较详尽的分析。于教授从现代公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演讲时提出不要去强拆老百姓的房子，这当然是对的。因为，这是公民社会的底线规则。没有哪个公民法治社会是这么干的。但是，县委书记可不是公民社会的书记，他又不是公民用选票选出来的，他为什么要顾及老百姓的死活呢？权力来源于下才对下负责，权力来源于上，只能够对上负责，这是世界权力通规，中国岂能因为“中国特色”而例外？其实他们各自的逻辑也都是成立的。如果不强拆老百姓的房子卖地，他们的好车、好房、好钞票、好美女从哪里来呢？其实他们是站在不同的思维角度上发言，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的屁股位置，自然是不会讲到一处去的。其实，于建嵘教授面对七百多人的干部会场演讲，即使发出“不要强拆老百姓的房子”这样的号召，其实也是白搭。于建嵘教授作为专事研究的一个学者，其实不要过于高估了自己的号召力。在体制内的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面前，任何道德良心其实都是无力的。

 问题是，因为演讲，他们终于坐到同一桌上吃饭了，虽然这是一场误会。县委书记主张强拆迁，明明是为了自己的金饭碗与暴利金，却把利益说成了是为于建嵘教授的饭碗。甚至说到了，是他们强拆迁的钱养活了于建嵘教授。这里面的话其实很明显，就是，如果我们是抢劫的土匪，你于教授其实就是替我们算黑帐的帐房先生，你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我们的抢劫，但是，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我们在前台，你们在后台，本质上是一样的，并无道德道义上的高下之分。你们是我们抢劫来的钱养活的。我们其实是一路货色，但是，你沾我们的便宜，却又做好人。这个县委书记确实比较有政治头脑与全局意识。就这个解释，虽然听起来很难听，但是道理其实就是在这里的。

 那么，于建嵘教授究竟是不是那些县委书记们靠强拆的钱来养活的呢？如果从体制内的利益一致来说，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即使是体制利益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一个大学教授的利益与一个县委书记的利益，其实是不太沾边的。除非他们合作做一些项目。县委书记命令拆迁来卖地来的钱，其实主要只是用于自己的政府财政开支。不太可能上交到财政部，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工资。这是比较直接的说法。

 另一方面，于建嵘教授走南闯北，全国各地到处作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难道就没有一点经济价值？他是靠别人养活的？他的思考、调查与研究，难道就没有一点独立的价值？如果万载县委书记对体制内的御用学者说这个话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于教授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调查、研究与演讲，大多只是义务性质的，而且其立场也是一个公民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专家教授学者，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他们的劳动成果必须得到尊重，他们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持有养活教授学者思想观点的人，其思想感情无不定格在帝王将相时代。因为旧传统的文人，确实是百无一用。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学东西，几乎都是伪知识与垃圾，主要是靠帝王将相来收购。因此，那时是“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人家帝王家不出资收购，你就得像孔乙已那样活活饿死。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能不能实现惊人的一跃，鲤鱼能否跳龙门，就全在于你读了书，能否通过科举考试成功实现转换。也就是人家帝王家愿意不愿意收购你那些全无用处的圣人章句式的伪知识。因此，这个文人传统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了，而且根深蒂固。在这个意义上，确实中国的文人，百无一用是书生，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从谋生到做人都是毫无用处的，只靠投靠帝王将相，卖身求荣，才能活得滋润。全靠人家养活，自己不能够独立谋生，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他们必须要完全靠帝王将相来养活。这样的思想，一直到中国的“文革”时仍然非常流行。那时中国人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不从事生产劳动，即：既不做工，也不打粮，还不织布，因此，纯粹是寄生虫一类的生物。因此，那时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是被养活的仅比乞丐好一点的那一类。那时许多大知识分子受到这种教育后，也自觉自惭形秽，罪孽深重。象当时北大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就因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他就每天坐黄包车到北京的黄府井大街人群热闹之处转一圈回来，表示接触了“人民群众”。那时受“被养活”教育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思想改造的后遗症。他们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思想灵魂需要得到洗礼，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中国的文化传统大抵如此。

在大一统的中国，普天之下，皆王土王臣，上至天，下至地，中至人间，一个中国人简直是无处可逃。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周武王武力灭无道暴虐的商纣王,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血流飘杵，由于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兵倒戈，周武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这正是公元前1046年。伯夷叔齐认为这种做法太可耻了，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也就是“普天之下”皆周土周臣。因此，他们就相携着到首阳山上采薇菜吃。在采薇菜时，他们还唱着歌说：“上那个西山哪，采这里的薇菜。用那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这样作算是对呀？先帝神农啊，虞夏啊！这样的盛世，恐怕不会有了。我们上那里去呢，真可叹啊！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于是就饿死在首阳山之上。(《史记·伯夷列传》：“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其实即使是首阳山也是周王朝的，因此，在这种普天之下的地理环境里，一个人只有归顺服帖，否则，只有饿死一条路了。

现在再看于建嵘教授是谁养活的问题就不难明白。如果仍然用普天之下的观念来看，自然，江西万载县委书记说得一点没有错。因为天下都是我们的，你吃的用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党土党臣所产的？连你人本身也都是我党的党臣。所以说是县委书记养活了你们这些教授是一点也不假的。

其实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假如有一个村庄，村庄里除了有村民之外，还有一个不直接务农的穷教书先生，然后有一天，这个村庄被一伙强盗霸占了，他们靠了枪杆子，强迫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承认，村庄里所有的人与财物一夜之间必须归这伙强盗所有。村子里的这个穷教书先生，以前是村民们凑份子供应生活资料来教自己的孩子读书的。这以前是一种协商关系。教书先生愿意，村民也乐意，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村民们从不觉得教书先生是自己养活了他，而教书先生也感觉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教孩子来挣到自己的饭碗的。但是，自土匪进村之后就不同了，因为村子里所有人财物都是土匪所有，因此，从此，穷教书先生只得从土匪手里领到一份口粮。土匪分次抢劫之后，也顺手扔给教书先生一份用以温饱的粮食，虽然比以前的村民们给的要少得多，但是，土匪头子因此就洋洋得意地说：“你个穷教书的，如果不是我们抢劫，养活你，你早就饿死了。”这个穷教书的先生，就是于建嵘教授，至于土匪头子，谁要当谁当去，我不必明说了。

在美国，于建嵘教授自然不必为自己究竟是谁养活的犯愁。因为，很简单，一个自由社会职业分工不同，每个职业都必须在市场规则下运作，而市场规则就是你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贡献大小是收入多少的主要依据。当然即使没有贡献，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必须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即使“不劳”也必须“得食”。这叫社会救济粮或者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就是专门供养那些无能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的生活的。作为一个教授，他的思考、研究，是对社会的贡献思想智慧，即使所研究的有错误，那也是通过了错误激荡出正确来的一个过程。学术研究是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的，谁也不能够否认思想智慧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而且是特别的贡献。美国那样的民主法治社会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了那么多专门从事研究的工作人员，而且他们多数还拿高薪，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美国拥有三千多间大学，养了无数的闲人与怪人。他们从来不用思考自己究竟是谁养的，只思考能不能为人类的知识海洋增添一点新东西。他们的工资是大学发的，而常常不是政府（少数的州立大学例外），更不可能是县委书记靠强拆来的钱供给的。他们的研究经费也常常是来自大家自愿捐献的基金会。一个教授即使拿了基金会的钱，也不见得就要看基金会董事长的脸色行事。因为，学术研究是天下公器，独立研究，自由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理是其唯一目的。

但是，现在的于建嵘教授却被县委书记强拆来的钱养着，有口难辩，又无可理喻，因此，只好：“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然后呢，就是“嘭”的一声，餐厅的门被关上了，又一个现代中国娜拉出走了。县委书记在坦然、平静地暗自发着笑，因为，用鲁迅的话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好在于建嵘教授我还比较熟悉，他与我们大多数的教授学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早就防着有一天要被人养着的后患，据说他之前当过律师、也经过商，而且已经聚积了一些钱财，完全可以供养自己过一种比较独立、自由、散漫的研究生活了，因此他的研究与演讲不必计较经济上的得失，也不怕得罪县委书记。敢当着一方诸侯的面，“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好不潇洒。说实在的,当看到这里时，我特别羡慕他，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由此可知，有了“钱”这个保障，于教授出走后，既不会堕落，也不用回来。因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没有人能够饿着肚子研究。

2010年11月4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