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官民关系盘点：征地拆迁成滴血伤口

热点舆情中的网络载体

各地热点舆情应对策略

谁在发声,谁在沉默？

苏锡常镇舆情热度对比

　　解读：沿沪宁线东进，从镇江至苏州，每前进一个城市，GDP就上一个台阶，但网民的分贝也梯次增强，批评性意见的比重也越高。

　　《中国青年报》开设“一周舆情综述”专栏，已有一年。从2009年10月24日，到今年11月2日，每周一篇，共涉及互联网上的突发公共事件和热门话题221件。

　　这个专栏不一定覆盖了所有引起网民关注的热点舆情，但集腋成裘，从中可以看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改良，民众对社会正义的渴求，还有不断进步的传播技术下，政府回应社情民意的诚意和艰苦努力。

　　综合这一年中的“一周舆情综述”，可以看到，互联网上的官民关系呈现出七大特点。

　　一、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官民互动的通道

　　1948年，刘少奇对解放区华北记者团发表讲话，郑重提出：人民想和中央通通气，想和毛主席通通气，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但许多人不会写字，邮路不通，电报不通，见毛主席很难见到。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可是办不到。所以需要你们记者到各地去，把人民的呼声反映上来。

　　在互联网时代，人民想和政府通通气，乃至天天见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2009年，在河南灵宝王帅案中，网友“八个佘祥林的亲属”在人民网舆情频道豪迈地留言：“个别地方官吏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老子天下第一，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欺压草民。特别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牢牢记住：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在一起了。”今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高兴地接受了腾讯员工赠送的QQ靓号后，网民又兴奋跟帖：“登录QQ，你可能与总书记同时在线！”

　　在各种网络舆论载体中，BBS仍是舆论主渠道。其中，天涯社区人气最为旺盛，很多热点事件都在天涯社区发酵并走向舆论高潮。

　　但因论坛加强了内容管理，一大批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的网络“意见领袖”从BBS流失，退守博客或者前进到微博客。

　　微博客在宜黄自焚案中异军突起。网友爆料、当事人维权、官方答复、公众围观，开始优先考虑微博客。

　　新闻跟帖堪称最具草根性、“水淋淋”的网络舆论，其犀利程度可能超过 BBS。传统媒体在这一年里的表现，从总体上不如去年杭州“欺实马”、上海钓鱼执法和成都唐福珍自焚等事件中的大义凛然，但也不乏亮点。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抨击杭州警察给发廊女家属写信而侵犯人权，让很多网民感到意外和感动。

　　二、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

　　可能有的地方政府觉得，本地区在互联网上波澜不惊，是社会稳定的表现。其实，更大的可能，这是社会发展停滞和民意表达不畅的迹象。本地经济增长迅速，社会分工发达，利益群体分化，社会各阶层纷纷借助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出现各种杂音，爆出一些丑闻，其实只是传媒在“还原”社会真实的矛盾构成，不仅无碍观瞻，反而有利于各方利益博弈趋于透明化、规则化，特别是有利于政府决策与社情民意的顺畅互动，减少官民隔阂、误判和对峙，化解民怨、吸纳民智、凝聚民心。

　　苏南的苏锡常镇舆情对比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经济越发展，舆论就越强，批评的声音也越多。“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本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虽然很有些无奈。怀念“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结果只能是发展受阻，社会僵滞。

　　广东的例子更有启迪。在过去一年中，互联网上涉粤舆情多达20件，居各省之首。其中负面的新闻也不少，比如东莞劳工刘汉黄杀人案、深圳“箱居”、广州“咆哮哥”，但谁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广东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强劲和社会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也是“网络问政”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给做批评报道的记者撑腰；广东警方开通微博客，“阿sir”上网与网民及时沟通；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深圳率先制定限制“裸官”的干部政策；东莞放弃给记者发放“专用采访证”的企图，改口表示“不会制定实施有违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审稿制度”……

　　自上而下的宽松氛围，使广东的民众有地方说话，政府在学习倾听，“公民社会”在发育成长。就是在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中，番禺业主抵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集体散步”和缓收场，业主上了街但没有闹事，政府也没有抓人，“暂缓”该项目后将与居民“共同寻找相对合适的垃圾处理方式”。

　　三、社会管理和执政理念滞后于经济进步，导致负面舆论激增

　　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开放，沿海地区成为网络舆论热土本不奇怪。近年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部一些省份如湖北、河南、山西经常爆出吸引全国舆论关注的突发事件。

　　中部地区的社会矛盾凸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城管与商贩的矛盾，经常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湖北石首市一个普通厨师的坠楼，导致数万人上街要求公布真相；荆州英勇救人的大学生牺牲，却成为皮包打捞公司“挟尸要价”的筹码；河南栾川大桥垮塌死伤惨重，县委县政府却向上级市委、市政府发道歉信，偏偏忽视了几十具冰冷的尸体和几十个破碎的家庭；山西的高温疫苗、地震恐慌，乃至矿难救援，一再暴露出政府公信力的低迷……这些基层乱象，提示中部地区在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同时，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还严重滞后。

　　经济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一些地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转型迟缓。有些地方政府习惯用排斥社会参与的权力机制，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例如，把政府必须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片面地视为领导干部的“雅量”；对于上访民众通过正常渠道的申诉，不惜出动“信访专班”打人；把围观的市民说成“精神病”而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把极度贫困人群列为管控对象，由专职民警负责“跟踪其思想动态”。

　　媒体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 (微博)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官员和百姓台上台下的位置换了个儿，老百姓坐主席台讲述自己的苦与忧，官员需要在台下站起来解释政策、表态怎么解决。”遗憾的是，某些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高高在上，遇事就试图让台下的百姓噤声，不能容忍民众和媒体七嘴八舌议论公权力的得失，不能容忍社会力量尝试与政府一道参与社会管理。这种权力观的扭曲，导致种种让网民啼笑皆非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