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全书正文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之前有《导论》。上篇为《问题》，包括第一章《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下篇为《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包括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及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全书（中译本）20余万字，正文约140页，注释约110页。

导　　论

《导论》通过这样的问题引出全书的主题：“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简单说来，就是西方文明的那种独特性的根源在哪？

作者列举了所谓“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1、以实验的方法为核心的系统的科学只在西方文明中产生。在其他的文明中，以经验为核心的天文学、几何学、医学等曾有高度的发达，但却从没有产生“理性的”科学，如基础数学、力学、物理学、生物学等。2、以理性的概念为基础的系统严密的史学、政治学、法学只在西方产生。在其他文明中，有高度发达的史学，或政治思想，或法律编纂，但却都缺乏西方的这种理性的概念和严密的系统性。3、“理性”和“系统性”方面的区别同样在音乐中存在。例如低音伴奏、记谱系统、奏鸣曲、交响曲、歌剧等，是西方独有的。4、建筑艺术方面，“合乎理性的使用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并且突出地把它作为建构雄伟建筑的原则、作为扩展到诸如我们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中云的一种风格的基础”，也是西方独有的。5、只有西方才产生了报纸、期刊之类的“只是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6、“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7、在国家管理上，专业化的行政人员、“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只有西方才有。议会民主制是西方文明中独有的，“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的、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也是西方独有的。

作者最后提到的一个西方文明中独特的现象，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内容，是经济生产方式上的区别：

“获得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是“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具有的普遍特征；利用交换来谋取利润，并且进行收支核算的个人、经营组织，在其他地方也都存在。单纯从经营和获利这一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决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总之，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但是，在其他的文明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却局限于这几种：“要么是冒险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西方却发展出一种与前几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这种资本主义在其它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作者认为，这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核心是“自由劳动”，其有如下两个特征：1、经营事务与家庭分离；2、以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为基础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

在作者看来，上述的这些生产方式、政治组织、科学研究、艺术等领域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其核心是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因而，“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

作者考虑到了经济、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但是，这并非作者要研究的课题。“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于是，作者的视线放在了宗教上。“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这便是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印度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等在内的《宗教社会学论集》关注的主题。由此看来，大概这个《导论》，并非是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论，而很有可能是《宗教社会学论集》全书的导论。

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的便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

上篇　问题

第一章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在这一章，作者探究的是从人口统计或社会调查中发现的这一现象：“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

新教徒在经济地位上的整体优势，是不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更多的物质财富？作者认为，继承并非关键的原因。因为，数据显示，天主教徒更乐于选择文科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而非训练技术或工商业能力的学校；另一方面，“在手工业者中，天主教徒更趋于一直呆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多地成为本行业的师傅；而新教徒却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的位置。”从这两个现象出发，作者认为，并非物质财富的继承，而是家族共同体或家庭的宗教气氛影响了人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影响了人对职业的选择。

另一方面，社会地位的相对较低，也并未反过来促使天主教徒去进行发展自身经济力量的努力。因为，一般的观察表明，“屈从于一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经济行为。他们最富有才干的成员都在这一领域来寻求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认的愿望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政府工作。”但是，德国的天主教徒却并未因为社会地位的相对较低而努力“在经济上取得令人注目的进展”。

所以，作者说，“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作者认为，从宗教信仰的内在特征来解释这一差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更具禁欲苦行色彩，这无疑会将其信徒培养得对现世的利益无动于衷”。因为，在宗教改革的年代，“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恰恰与纵情声色背道而驰。”“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本书就是“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的。在本书的下篇中，作者将“竭力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中历史地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别”，并由此找出影响这“社会分层”的原因。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按照作者在第一章末尾的说法，这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目的，是在“竭力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中历史地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别”（这项工作在下篇中进行）之前，“对我们正在试图对之作出历史说明的那些现象的独特性略加论述”。

作者认为，从本书的“分析的目的而言”，生活在十八世纪的美国早期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些话，正表现了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当然并非全部）。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凭借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值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很多有借贷信用的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要想避免这个错误，就要在一段时间里将你的支出与收入作详细记载。如果你在开始时花些工夫作细致的记录，便会有这样的好处：你会发现不起眼的小笔支出是怎样积成了一笔笔大数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经省下多少钱，以及将来可以省下多少钱，而又不会感到大的不便。”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镑为代价的。

“谁若每天虚掷了可值四便士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每天虚掷了使用一百英镑的权益。”

……

作者说，这些话中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他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反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这就是它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它是一种精神气质”，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这，就是作者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所谓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认为，富兰克林的思想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色彩，但不应被理解为极端的功利主义。因为“富兰克林本人的品格”并非极端功利主义的，“富兰克林把他之得知美德的功用归因于一种旨在引导他走正路的神的启示”。

“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我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这种至善被如此单纯地认为是目的本身，以致从对于个人的幸福或功利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是完全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作者说，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

在富兰克林看来，“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作者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这种伦理观，或者生活态度，并非是富兰克林或其他“若干孤立的个人”的首创，“而只能是一种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伦理观的起源，并非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认为的来于“经济基础”，因为，在富兰克林的出生地，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早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而在美国一些州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也说明，“一　些大资本家出于商业动机建立的”“与新英格兰接壤的某些殖民地以及较后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南方各州”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远不如“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由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因此，作者说，“这些观念的起源及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理论家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作者接下来说，“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其区别在于大众的心态上对于获利的理解。作者以劳动者在实行计件工价的企业中雇主提高计件工价的效果举例，在前资本主义精神的支配下，“劳动者对工价提高的反应不是增多而是减少其工作量”，因为“他只是希望象他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挣得为此目的必须挣到的那么多钱”，在这种心态下，低工资才意味着多生产，而并非相反；但是，在资本主义精神支配下的劳动者，则完全相反，对于这些人而言，存在着一种“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还有“自制力和节俭心”。同样，在不同的企业家身上也存在着这种观念的区别。对于持“前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而言，“他们挣钱不是很多，但足以过上象样的生活。年景好的时候还可以储存一部分钱。总起来说，竞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他们对业务的基本原则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看法。在酒馆里消磨时日，经常开怀畅饮，还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这样的生活的确舒适而悠闲。”对于这种企业家而言，“它仍是传统主义的业务、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利润率、传统的工作量、传统的调节劳资关系的方法，以及本质上是传统的主顾圈以及吸引新主顾的方法。”然而，当持“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进入这个商圈，并且以“冷酷无情的”节俭和勤奋挑起竞争时，将以适者生存的原则使传统的商圈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要么这样的企业家被持“前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们群起而消灭，要么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经营方式和利润观念。所以，作者说，“在我所知道的几个事例中，整个革命过程只是由从亲戚那里筹借来的几千马克的资本推动起来的。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

目前来说，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观念之间的联系已经看不到了。“今天，充满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倾向于对教会采取一种漠不相关的态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求助于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而言，首先看到的是它与“理性主义”的联系。“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但是，作者认为，找到“理性主义”这一层还不算完，还需要“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因为关于一种职业以及在这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本章，作者从德语中的Beruf和英语中的calling两词的涵义出发。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一种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样的含义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宗教改革创造了这样的一种概念：“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改造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一思想是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而活动的最初十年中发展起来的。

路德的这一思想与后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并无直接的关联，因为路德本人也是反对高利贷和其他形式的利息的。所以，“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只是有组织的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同时，“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也就是说，路德的职业观念与后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大概只是在于，它提升了世俗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至少世俗活动不再低于宗教活动。

本书中，作者就是努力从加尔文教、路德教以及其他的一些新教派别的宗教思想为起点，去研究新教的教义及由此引发的伦理观念的变革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弄清楚在《导论》中论及的西方文化的那种特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弄清楚“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这就是本书的研究任务。

下篇　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第四章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作者研究的是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派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的教义。这种神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各派的不同教义中找出其共同的或相似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

在分别研究了各派的教义之后，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宗教上恩宠的观念……对于所有教派都是很普遍的，它是把获得这种状态的人从肉体的堕落中，从尘世中划分出来的标志。”“尽管在不同的教义中获得恩宠的方式不同，但它决不能凭魔术般的圣事来取得，也不能靠相信忏悔来达到，更不能通过个人的善行来获取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方式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地监督自己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在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种在现世之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于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变了。“最初逃避尘世，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已经统治了这个它在修道院里通过教会早已宣布弃绝了的世界。……现在，它走出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大门‘砰’地关上，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上文第四章所概括的新教各派的共同的“世俗禁俗主义”观念，对日常经济生活的伦理准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本章研究的内容。为此，作者抛开各派在教义的差别，而在这共同的“世俗禁俗主义”的角度上将新教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于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作者具体地研究了清教的伦理，并以17世纪的R?巴克斯特作为清教伦理学家的典型代表来加以研究。

从巴克斯特的伦理学著作来看：1、清教反对追逐世俗财产，但其依据是，占有财富将导致“放纵懈怠”，“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2、在清教看来，“虚掷时光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3、基于禁俗的目的，清教推崇“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4、清教强调，人应当从事某种“正规的职业”，因为“无职业者缺乏有条不紊、明达事理的性格，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性格正是世俗禁俗主义所严格要求的”。5、清教认为，“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有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6、“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因此，仅仅是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财产的责任感”使得保住并竭尽全力增加一份财产成为“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为的一件事情。

总之，“这种世俗的新教禁俗主义”一方面“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

作者说，“当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于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的、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现在，劳动成了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雇主的经营和获利也成了一种天职。

当然，“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所以，宗教的根已经慢慢枯死了，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禁欲主义的教育影响，而它们的充分的经济效果，一般地讲，只有当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时，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受到宗教伦理的重大影响，但到现在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看不到了的原因。